他是武汉大学法学教育的缔造者著名法学家、法学教育家，国际法研所名誉所长，系中国国际法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名誉会长、“新中国国际私法学的一代宗师”、“中国法学界的镇山之石”、获美国密苏里州首府堪萨斯市市长授予的“荣誉市民”称号、《中国大百科全书》“当代中国的法学人物”专条之一。94岁的法学家韩德培没有午休的习惯。他生活有规律，每天有3件事必做：练气功，在室内走上几百步，看《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雷打不动。
1月末的一天，记者拜访了武汉大学珞珈山下韩老的寓所。韩德培思维严密，吐字清晰且语速很快，谈话间不时引经据典，时而发出爽朗大笑，声震屋瓦，完全看不出有如此高龄。
●情钟法学，从旁听开始
1930年，韩德培考上浙江大学史政系。半年后，浙大的史政系和中央大学合并，他的求学轨迹也由西子湖畔走到夫子庙前。那时候他求知欲旺盛，常去听别的系的课。谁料一次旁听，让他迷上了法学。
“那是当时的法律系主任谢先生的课，哎呀，太有感染力了！”说着说着，韩老仿佛回到了求学岁月。“谢先生不拿讲稿，只拿粉笔一支。谈到哪条法律条文，执笔就写，底下学生核对，一个字都不错。讲起课来引经据典，条理分明，逻辑严密且妙趣横生。一课终了，连教室外边的窗台上都坐满了学生。”
谢先生的风度和魅力征服了韩德培。法学的妙处也让他心痒。他申请改系，改学法学。后出国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美国哈佛大学继续研习，回国后从事法学研究和教育……转眼就是70多年。现在，韩老是国际私法领域的权威学者，除了北大和人大外，开设国际私法学科的高校中几乎都有韩老的学生任教。就在今年，他还带了十几个博士生。
●三次请教董必武
韩德培说，他从来没有想到，普普通通的一封信会拉开他和中共高层领导人交往的序幕。
1945年秋，建立联合国的筹备会议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了会议。会议结束后，董老应邀到纽约演讲。在演讲过程中，一些亲国民党的留美学生别有用心，提了一些无理取闹的问题。当地的华文报纸也利用这些进行了歪曲报道。
韩德培感到非常气愤，提笔给董老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那些无理取闹的人根本不能代表留美的中国学生。韩德培知道董老曾经在日本研修过法律，本身也是个法学家，所以在信中还请教了两个问题：一，未来的新中国是否需要法制建设？二，应该怎样进行法学研究？
董必武的亲笔回信很快到达：“我能辨别会场上的人，我能区别凤凰和乌鸦。”对于那两个问题，董老的回答很明确：新中国当然需要法制，没有法制不行；研究法学需要理论联系实际，研究中国的法学就必须联系中国的实际。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韩德培时任武汉大学法律系主任，但怎么从事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才能适应建设新的国家的需要，他心里没谱。如何对待西方的法学理论，更是没底。韩德培又想起了董老。董老主持全国政法工作，何不写信问他？回信还是那样的坦诚自然：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了解党的政策，这样就能把握法学教育的方向；法学教育，我们要学苏联，同时也要借鉴西方的经验。 韩德培顿时觉得心里有了着落。
1955年前后，董老到武汉视察，想起了这位给他写过信的忘年交，派机要秘书到韩德培家，请他来聊聊。韩德培动身时还挺紧张，一见面，董老三言两语，平平和和，没一点架子。韩德培的顾虑一下子没了。他向董老谈了谈武汉大学法律系的改革情况。
从董老身上，韩德培感受到了中共领导人的风范和气度。
●给国家挽回上亿美元
韩德培造诣最深的领域是国际私法。简单地说，国家与国家之间法律不同，如果民商事纠纷涉及到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国家，应该按谁的法律来解决？国际私法就是在解决这种法律冲突中发展起来的。
1981年，我国国民经济计划进行幅度较大的调整，需要终止“文革”后期签订的几个重点工程项目的涉外合同。合同的另一方———日本、联邦德国等公司提出，终止合同可以，但要赔偿100%的经济损失，还要加上因与中国签订合同而未接受第三国订货的间接损失。账算下来，多达好几亿美元。
有关部门想到了韩德培。韩德培和助手到京后，和另一位研究国际公法的法学家周子亚先生一道，仔细研究了合同书和国际上有关法律条文，写出了一份报告。报告引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和日德两国民法典，充分说明了中国公司不是根本违反合同，不应当承担100%的赔偿责任。报告还指出，对方也具有采取合理措施帮助减轻损失的责任。中方只能“适当补偿”，而非对方提出的“充分、有效、即时的赔偿损失”。这份报告有理有据，经过谈判，将损失减少了3/4。
●坐拥书城，岁月静好
韩德培爱书。爱看书，也爱藏书。“我爱书如命，可书跟着我，却遭过好几遭劫难。”
早年间，韩德培积攒了好几箱书，视如珍宝。没想到日寇大举侵华，偌大的江南放不下一张安稳的书桌。韩德培逃避战祸之际，面对浩浩书册犯了难：扔给日寇，不舍得；带着走，这颠沛流离中，多有不便。思虑再三，还是决定，费多大劲也得保住这些心肝宝贝。把它们打包装箱，运回家乡如皋。谁知道，书刚刚到家，家乡也马上沦陷。韩德培便嘱人把书埋到土里。等光复之日，扒土寻书———哪里还有什么书，南方地下湿气太重，黄土之中，书页早已零落成泥。
第二次遭劫，是在“文革”中。除了藏书，韩老哈佛5年笔记和几十万字的手稿都不见了踪影。
现在好了。买书读书仍是韩老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自己研究领域的经典书册不必说了，就连书店里的时新书籍，也爬上了韩老的书架。岁数大了不方便，女儿定期过来帮父亲整理书架。但整理的速度赶不上韩老购买和翻看的速度。韩老的书房分两间，现在里面一间暂时谢绝参观，原因是“太乱，还有一大堆书没整理呢！”
腹有诗书气自华。韩老读书闲暇，自然写诗。有述怀诗云：
“岁逢庚辰年，九秩入高龄；虽云桑榆晚，犹存赤子心。
满园百花放，盛世万象新；鞠躬尽余热，接力有来人。”
从韩德培的书房望出去，虽值严冬，珞珈山上树木的青翠仍历历在目。坐拥书城，对此山色，岁月静好。韩老的晚年当不寂寞。
[韩德培小传]
韩德培教授是我国当代法学家、教育家，国际私法领域的权威学者。1980年，创建全国高校中的第一个国际法研究所，1981年创建全国唯一的环境法研究所。现任职于武汉大学法学院，并兼任国际研究所名誉所长，环境法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国际法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环境与资源法学会名誉会长。现在仍工作在第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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