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型伟在教育界的名声很大，因为他的教育改革思想影响了很多人。50年代，他在全国首先提出创办工读学校，挽救了一大批有不良行为的孩子。1979年，他又提出应该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并在上海办起七、八十所职校，实践证明，他的远见大大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他还在全国第一个提出中小学课程改革，也是中国社区教育最早的倡导者。
他是与众不同的。一个人可以50年不生病，连点感冒都没有；一个人从事教育60多年，一点都不显疲倦；一个人活了85岁，说自己没有一个仇人。这就是吕型伟。
吕老要回乡了。 他是浙江新昌人，19岁离开家乡求学，28岁起到上海工作，做中学教师、校长，上海市教育局副局长，干了一辈子的中小学工作。吕型伟在全国名声很大，并不因为他的官衔，而是他跑的地方多，讲得多。
吕型伟：“我有两句话你们可能不开心：人云亦云不云，老生常谈不谈。否则怎么出人才？”
2000年起，他和老伴两个人把每年工资的一半拿出来，在他的母校新昌中学设立了一个奖学金，这次回乡他是颁奖去的。颁奖之余他给同学们讲起了自己的幼时经历。
吕型伟：“那时，我们不想考高中，我们想到苏联去，1935年看到邹韬奋写的《萍踪寄语》，我一看，那个地方太好了，世界上有那么一个好地方，三个人说好，找个工作筹点钱，从新昌步行到苏联去，准备走去的。于是我去办了一个小学，那时我16岁。”
16岁的吕型伟才初中毕业，就只身一人来到白岩村的山沟里，经过挨家挨户地上门宣传，居然招到了81个学生，借了一座破庙作校舍，办起了白岩小学，这是当地有史以来第一所学堂。学生最小六岁，最大是一个女孩子18岁，比吕型伟这个当老师的还大两岁。吕型伟说，上课时他眼睛都不敢看这个女学生。
吕型伟：“81个学生就坐下了，牌子一挂上课了。是我办的，我就当上了校长，但是这个校长是没人可以领导的，就是我一个人，校长我当，教师也是我当，烧饭也自己烧，打铃也自己打，就是这样一个大校长。”
一年以后吕型伟终于明白走路去苏联的想法是幼稚的，而且感觉自己这个娃娃校长当得也不太像样，于是有了进一步求学的念头，但教育救国的思想却深深地扎下了根。
“我的经历中惟一与众不同的一点，就是先当校长，后当教师。”1946年吕型伟大学毕业，来到了上海，他在地下党开办的省吾中学教书，并加入了共产党，与国民党展开地下斗争，曾经因为办进步刊物《中学时代》，被国民党警察局传讯，差点被捕。
吕型伟：“第二天早上窗打开一看，解放军就站岗在那里，我是高兴得不得了，太好了，从地下出来了，总算解放了。”
上海解放后的第三天，吕型伟奉命与段立佩一起去接管国民党势力很强的市东中学。当时，全市有26所公立学校，其中市东中学的政治情况最复杂。校长姜梦麟是国民党上海市三青团的头面人物，每天坐着黑色汽车威风凛凛地出入学校，保镖带着手枪跟在后面。
吕型伟：“有的教师上课时还带着枪的，学生如果不守纪律或闹事，他就手枪拿出来台子上一放，这样的老师都有，所以在26所中学里，这是放在最后一所接管的学校。”
校长姜梦麟投降，但国民党不少骨干分子依然隐藏在师生中伺机作乱。6月30日，段立佩、吕型伟正式上任，接管大会开得很顺利，那天吕型伟穿了一套西装，坐在底下的师生都很诧异，为什么共产党派来的校长没穿军装，而穿西装呢？谁曾想眼前这位书生模样的校长可是从浙江大学师范学院毕业，年仅30的吕型伟早在14年前就当上了校长，只不过那时是自封的，现在可是陈毅市长任命的。
吕型伟：“大概是住进学校的第二天，早上起来打开门一看，门上一把刺刀，很长的一把尖刀，插在我门上，给我一种威胁吧，就在这里插了一把刀，怕什么，来就有准备的。”
事后才知道，国民党在撤退前，把许多国民党要员暗插在学校里当老师，这批人表面上很积极，认真上课，而实际上却在暗中伺机策反。
原市东中学教师：“有高等行政院院长，有国民党少将，有三青团市委书记。”“我们宣传解放区好，他们就反对，我们唱解放区的天，他们就唱三民主义。” “他们组织西北风篮球队，还组织野火集社。”“我们组织秧歌队，锣鼓队，文工团，他们出黑板报，我们也出黑板报。”
吕型伟和段立佩在摸清学校情况后，果断采取行动，一下子解雇了17名反动教师，并按全市部署，大刀阔斧地改革课程。对反动学生则没有采取简单开除的态度，而是假以时日争取他们。
吕型伟：“经过近半年时间，才把学校整个情况稳定下来，可以召开全校学生大会，没人捣蛋，对反动学生一个没处理，就是教育，后来都转变了，有的还入了党。”
进步力量逐渐控制了局面，随后公开建团、建党，要求进步的学生越来越多，上海的中学中最难攻克的国民党堡垒被完全攻克，获得了新生。
50年代是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吕型伟没日没夜地搞教改，抓质量，亲自上课示范。当时因为学校容量有限，为了让更多的劳动人民子女上学，吕型伟费尽心思，创造了一种“三班两教室”的办学模式。就是用30个教室招收45个班级的学生。每个学生一周有两天全天上课，另有四天是半天上课半天活动，这样既能用足校舍，又能保证教育质量。结果这一做法迅速在全市推广，全市在不增加校舍的情况下，多招收了近三分之一的学生。吕型伟在市东中学当了七年校长，使这所学校成为上海教育改革的一面旗帜。
吕型伟：“我的学生统计起来大概上万吧，有两点：第一，我还没发现在文革中上窜下跳的学生，第二，到现在为止，我还没发现已经成为腐败分子的。我培养的学生基本能做到堂堂正正做人，实实在在做事。”
当校长出了名的吕型伟56年起被调到上海市教育局，做市教研室主任，普教处处长、一直到副局长。有人替吕型伟打抱不平，这么有才干的他为什么“官”没有做得更大些？有人说他生不逢时，因为文革结束时吕老已60岁了，也有人说他个性太强，得罪了不少人。吕型伟自己却说，六、七十年代的一把手都在抓政治运动，我倒是有机会一直在搞教育改革，在培养人，这反而好，我首先是个教育工作者，而不是官员。五、六十年代的教育政策多变，但在吕型伟心里，培养人的宗旨始终不变，他就认准这一条，深入基层培养教师，手把手地辅导他们，像于漪、高润华、袁榕、倪谷音等这些全国著名的教师、校长都是吕型伟发现并一手培养起来的。
吕型伟：“我这个人喜欢动，在位的时候也喜欢往下跑，办公室不太坐的，走到哪里讲到哪里，大大小小会议上讲话，人家也喜欢我讲，讲真话讲实话，不讲官话、套话，讲的都是业务上的事，所以我觉得我是个业务干部，不是政治干部。实在说，我这个人搞政治恐怕不太行。”
吕型伟喜欢说话，忍不住就要表态，他说话有人爱听，也有人却不太爱听，因为他常语出惊人。
吕型伟：“上海，特别是解放以后的教育，恐怕都有我思想的痕迹，也有我工作的痕迹。”“恐怕到现在为止，上海教育局的领导中间跑遍204个乡镇，几乎所有学校的，恐怕是我了。”“我说中国的教育改革如果不成功的话，可能就出在形式主义上，这些话可能得罪了不少人，我想我到了这个年龄不讲，我到什么时候讲？”
不过，仔细想想，他说的也是事实，他在上海市教育局工作这二十多年，许多影响全国的重要举措都是他的点子和努力成果。50年代，他在全国首先提出创办工读学校，挽救了一大批有不良行为的孩子。79年，他又提出应该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于是他在上海办起了七、八十所职校，几年后证明，他的远见大大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他的远见还体现在农村教育改革上，他较早地提出农村教育要为发展当地经济服务的思想，在青浦赵屯乡，他组织赵屯中学的师生用国外引进的种子试点种植草莓，试点成功后让学生把种子带回家去种，结果赵屯成为全国有名的草莓之乡。
还有83年，在全国第一个提出中小学课程改革的也是他，大力发展课余第二渠道的观点迅速在全国推广。也是83年，他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邓小平为景山学校“三个面向”的题词，然后就率先组织全国性的研讨会，把三个面向思想推向全国，成为新时期教育的指导思想。1989年，他提出了著名的“教育社会化，社会教育化”的社区教育主张，并在全国40多个城市开展了社区教育研究，被列为国家的重点课题。
可说来也怪，讲话做事老是喜欢冒尖的吕型伟回顾自己一生却说没有一个仇人。
吕型伟说的“公仇”，是指历次政治运动他所受的迫害。他说，56年以后，我就像被翻烧饼一样地翻来翻去。文革开始后，先是叫他在教育局传达室看门，吕型伟觉得这个差事蛮好，小道消息特别灵通。可没多久，他就被指称是特务，批斗抄家，送到农村五七干校，一关就是四年。没想到他在牛棚里依然笑逐言开。
吕型伟：“我觉得好笑的事情，怎么会变特务了呢？关在牛棚里我又老是讲笑话，牛棚里大家都愁眉苦脸，我老是把他们引笑。监管的人老是批我，又是你在开玩笑，讲笑话，有什么好开心的，我说，我现在倒是想哭的，但是我知道哭也没有用，如果我现在哭了，你就能放我出去，我现在就哭，我哭也没有用，我还得生活，所以我就笑。”
令人奇怪的是，文革时期，在上万名受过吕型伟教育的学生中，竟没有一个学生贴他的大字报，更令人惊奇的是，如此恶劣的政治和生活环境竟没有让吕型伟生一点病。
吕型伟：“就是这么一个体育不及格的人，我50年不生任何病，连感冒都没有。一直到96年才生病。我对体育课就提出一个主张，现在搞的是竞技体育，不对，学校主要是健身体育。我说，一百个人中间有一个人成为运动员这个比例就已经很大了，99个人干什么，是为了健身，不是要什么高度、速度，他只要不生病就好了，所以体育课应该改成健身课，我就讲我的例子，我体育历来不及格，但是我不生病，那些体育成绩及格的，现在死掉了。”
他在一次公开场合说的这番话，引得市体委的领导很不高兴，当然现在中小学的体育课正在朝着健身体育的方向转变。吕老说，他健康的秘诀是：知足常乐、自得其乐、苦中作乐和老有所乐。不过，96年他生了场重病，病情危急。
吕型伟：“我这个病也很怪，脑子里出血，叫血肿，语言功能丧失，记忆力丧失，结果，头颅打开，放掉200CC血，就好了，还重新长出了头发。我就问医生，是不是每个人到这个时候洗洗脑子，都有好处。医院里我住进去以后，医生都不大愿意放我出来，因为我在那里生气就来了，因为病房里大家都是愁眉苦脸的，就是我这个人哪怕病得再厉害，我还是成天给他们开玩笑，讲得别人都笑，就是脑子开刀那次，我旁边那个是植物人，都说植物人是没知觉的，但是有一次我把他说笑了。”
1987年，70岁的吕型伟离休了，可他并没离开教育工作，他给自己取了个外号：云游和尚。全国各地到处云游，足迹踏遍了大江南北，哪怕是穷乡僻壤，哪怕是海岛边疆，有时一年讲学就达一百多场，走到哪里就劝人关心教育、改革教育。
87年，吕型伟牵头承担了教育部重点课题：《普通教育整体改革的研究与实验》。而且一搞就是15年，目前还在继续，吕型伟的实验学校已扩大到16个省市36所学校。吕型伟搞教改的核心内容就是为了打破16世纪以来工业时代那种标准化、扼杀个性的教育体制，探索一种个性化、个别化，着重培养学生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二十一世纪教育模式。吕型伟说，教育思想出在教育以外，他的教育思想多半是从教育以外看到一些东西，联想到教育。近些年来，他对人脑和电脑的学问非常感兴趣，他研究的结论是，信息技术的运用和人脑潜能的开发是未来个性化教育的两大基础。
吕型伟：“我在去年以前还在考虑我能不能跨过世纪，那时候吵吵嚷嚷地叫跨世纪的思考，我说我要不要思考，因为我能不能跨过世纪，不知道，我的口号当时叫时刻准备着。结果到12月31日吃过晚饭，跟老伴说，还有几个小时能不能过得去。结果睡下去之后第二天一觉醒来，就在梦里跨过来了，打开一看，还是这个样子，好像没有21世纪新的特点，但是事实告诉我们，现在是21世纪了。”
跨入21世纪以后，吕型伟又在思考本不是他这个年逾古稀的老人需要思考的问题。
吕型伟：“最近碰到陈至立同志，她别的都没说，只说了一句话，你这个人怎么不会老的呢？我也很奇怪，我这个人是有点那个，最近老在想9.11事件。我最近在上海提出，9.11影响军事理论，这个肯定了，那么教育呢，9.11事件对教育会产生什么影响，我现在在思考。”
近来，吕型伟在写回忆录，而且他会有意识地把自己的思考留给孩子们，他在给新昌中学学生奖学金的每个信封里都放了一张小纸条， 他说“在纸条上我写了三句话：科学没有止境，真理没有顶峰，权威没有绝对。”
也许是人生在这里起步的原因，吕型伟对家乡的这所学校似乎有特殊的感情，2000年他用获得内藤国际育儿奖的奖金在新昌中学建造了一座“师恩亭”以感谢母校培育之恩，新昌中学则把吕型伟一生从事教育工作的体会镌刻在教学楼的大厅里，也许这就是教育的一种传承吧。
吕型伟：“教育是事业，其意义在于奉献；教育是科学，其价值在于求真；教育是艺术，其生命在于创新。这也许是我一生的体会吧。”
今年90岁高龄的吕型伟眼不花、耳不聋，在长达73年的教育生涯中，他曾当过教师、校长，办过刊物，还曾担任过上海市教育局的领导工作。从1985年开始，吕型伟主持的国家重要课题《面向21世纪中小学教育模式的实验》的研究，经过15年的实践，参加试验的学校已从当初的5所扩大到30所，分别全国16个省市。
在文集首发式上，谈到为何要出版这么一套书时，吕型伟说原因有二。一是他希望“给后人留点材料，也许若干年后，我书里某篇文章的观点被研究认为是不对的，所以，就留下这册文集
供大家批评。”；二是吕老希望通过这本书，和所有人重新认识“基础教育责任重大”这句话的含义。
“我们常说‘基础教育责任重大’，但往往都觉得这句话很抽象，以前我也这么觉得，但有一次去北京开会，改变了我的这种想法。”吕型伟给东方网记者讲了一个故事：“有一年，我去北京开会，周日休息，我就打电话给我的学生，结果来了一百多个，有将军、部长，也有院士、医生，我真切感受到基础教育的责任重大了。”
吕型伟说他常问老师一个问题：“2050年，国家主席是谁啊？我也不知道，但他肯定在读小学或者中学，这个学生虽然学习不是最好的，但他有可能就是将来的国家人才，所以，我们要认真对待每一位学生。”
据介绍，《吕型伟教育文集》共收集了吕型伟先生改革开放以来发表的文章和在各种会议、活动上的讲话，约120万字，是在吕型伟先生原来已经出版的《为了未来——我的教育观》（上下集）和《吕型伟从教七十年散记——从“观察蚂蚁”到“研究人”》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部分新的内容，重新分类，精心编辑而成的。
文集共分四卷，每卷都有一个副标题：第一卷为“为了未来”，集中反映作者的教育思想；第二卷为“发展也要讲道理”，集中反映作者对各级各类教育的看法和观点；第三卷为“立足于孩子成‘人’”，集中反映作者对于学校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第四卷为“一生与教育有缘”，图文并茂地记录了作者的主要经历，反映了他的成长、他的工作和教育理念、他的追求和执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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