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年过花甲的顾秉林经常踏着一辆旧自行车穿梭在清华园中。在常人眼中，顾秉林“不像个官”，而他却视之为“对自己的肯定”，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从来都认为自己是个学者，不是个官”。在顾秉林眼中，自己只是在清华校园中忙碌穿梭教师中的普通一员，与学者更近，距“官”很远……
1965年，当一位怀揣着无限梦想的青年跨入清华园的瞬间，他可能根本无法料想，38年后自己将成为这所人才辈出名校的掌舵人，而一生的追求也与“清华大学”这个承载着光荣的名字紧密相连。他就是顾秉林，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现任校长。
与顾秉林的见面是从热情的握手与问候开始的，脑海中的清华校长，总是抽象而遥远，如今紧握着一双温暖大手，望着敦厚笑容，学者的淳朴气质迎面而来。你很难将这样一位略带东北口音、和蔼可亲的长者与数个“清华之最”联系起来：入学分数最高的学生，改革开放后最早一批公派留学人员，最先获得国外大学博士学位，最快返回到清华母校，当时最年轻的教授，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
如今，年过花甲的顾秉林与许多清华教师一样经常踏着一辆旧自行车穿梭在清华园中，在大家看来，顾秉林“不像个官”，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从来都认为自己是个学者，不是个官”。在顾秉林眼中，自己只是在清华校园中忙碌穿梭教师中的普通一员……
蘑菇云燃烧一生激情
1965年，19岁的顾秉林考取了清华大学，谈及报考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的原因，他不无感慨地追忆到：“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我们都非常振奋，中国要强大，就一定要把核技术搞上去，所以考大学时我就选择了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因为工程物理系是搞‘两弹’的，那时候很多热血青年都是这样选择的。”
早在中学时代，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的种种事迹就深深打动了顾秉林。他憧憬着在清华实现自己攀登物理科学高峰的远大理想，但是，命运似乎是故意要给顾秉林一个考验，至今他仍然记得1966年6月初难忘的一幕：他像往常一样早早坐在了西阶教室的第一排，奇怪的是竟没有同学来教室。临近上课时，张三慧老师径直来到他面前，师生二人茫然地对视了一阵:“怎么办?看来这堂课要以后再补了。”文化大革命就这样开始了。顾秉林“出身不好”（父亲是冶金部系统的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自然与造反的“革命组织”无缘。他也曾经联系一些未加入派性组织的同学成立了学哲学小组，在一起读书、讨论，但学校的武斗日益升级，先是宿舍被占据，他只好把铺盖搬到了东主楼，并在武斗停息的间隙从垃圾箱里翻找高年级同学或老师丢弃的书籍。直到后来教室也已经无法安身时，顾秉林做出了一个在当时环境下非常“另类”的选择，他顶着“逍遥派”的名声，背着盛满书籍的行囊回到了家中，开始了井然有序的自学生涯。到1968年底，顾秉林自修完了大部分专业课程。他坚信，不要科学知识的“文化革命”不会长久，国家一定还会要知识、要科学，要掌握科学知识的人才。
1972年，杨振宁回国向周总理建议“培养高层次人才”，清华大学于1973年办起了全国惟一的研究生班。顾秉林有幸成为固体物理研究生班中的一员。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许多清华、北大、科学院的名师前来授课，这为他日后在物理学上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机遇总是会留给有准备的人，改革开放后的1979年，通过外语考试和业务考核，顾秉林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学人员前往物理研究做得非常好的丹麦学习固体物理，从此与物理学结下不解之缘。
现在，虽然肩负校长重任，顾秉林还是对物理独有衷情，他总是尽量挤出时间，力争每学年为新生开一次“走进量子世界”的研讨课，并且抽空安排与本专业研究生、教师一起讨论课题。对于顾秉林来说，对物理科学的执着，对教学生涯的热爱，是最根本的，他曾不止一次地说：“校长可以不当，与青年学生一起探索物理奥秘才是我最大的乐趣。”也许只有站在三尺讲台遨游浩瀚物理世界的时候，顾秉林才更容易找回属于自己的感觉和自由，这也是一位学者难以抹去的本色。
十七岁时的日记
这是顾秉林1963年4月21日以《我永远应当记住》为题写下的日记片断：
在今天，就是在今天，发生了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我要记住，下午最后一堂考代数，我没考好，恐怕只能是刚及格的样子……痛苦啊、痛苦，难以抑制如此汹涌的泪水，我上高中以来第一次哭了……我想起以前每次发代数试卷老师总是在我试卷上写100分，可是现在落后了，去年得了两个98，今年其中又有一次得98分……检查、总结失败的经验，那就是学习不踏实，时间抓不紧，计划性不强。今后一定要努力刻苦踏实些，赶上去，赶上最高水平，不能辜负老师对我的希望。
谈及十七岁高中时代的这次经历，顾秉林回忆说：“我想这与当时学校的高标准要求和老师对我的一再鼓励分不开。我所就读过的中学，包头九中和芜湖一中有一大批非常优秀的教师，他们言传身教给我一种理念，那就是无论学习或做事情都要非常努力、认真，要争取做到最好！”
常言道，男儿有泪不轻弹。顾秉林中学时代的这次“马失前蹄”，也许还是心高气盛年轻人对自己的过高要求。但进入清华后，他亲身体验了清华所独有的那种追求卓越的氛围，这激励着他不断努力向前，也使他能在挫折中很好地调整心态，逐渐走向成熟。从入学时分数最高的学生，到后来改革开放最早的一批公派留学人员，再到当时最年轻的教授和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从学生到教师，优秀评价的光环一直围绕着顾秉林。对此，他却始终保持着一份难得的冷静：“其实，我只是觉得有事情给我，我就会认真去做，把它做好，这似乎是一种习惯，正如朱基学长所概括的，清华人总要追求卓越。”这确实成了一种习惯，他身边的学生、工作人员都会举出许多从申请报表的格式、字句这类小事到科研进展中关键时刻等重大事情上他追求卓越的例子。
做了校长以后的顾秉林又是如何追求卓越呢？2007年12月20日，从顾秉林在清华大学行政领导班子换届大会上所作的总结中我们可以看到以下一系列位居全国高校首位的事项：一级国家重点学科；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国家教学名师奖；校科研经费、国家科技奖励、在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以及SCI被引用篇数、两院院士等……在换届的民主评议和民意测验中，顾秉林获得了很高的支持率。对此，顾秉林冷静地认识到，相对于社会的期望，相对于建设一流大学的目标，还有很大的差距。也正因为如此，他在换届报告中，特别强调要有忧患意识，提出了如何为清华的长远发展找到新的突破口，面临激烈的竞争如何形成具有特色的更大优势，如何进一步缩小与世界著名大学的差距等一系列问题。
清华园里“一个也不能少”
顾秉林曾满怀激情地在一家报纸世纪之初的寄语栏目里写了下面的话：“要有爱心，一个人如果不爱他的事业，事业就将抛弃他；一个人如果不爱他的国家，也就失去了原动力。” 他也时常说：“要不是老师对我的爱，我不可能有今天的成绩；要不是同仁、学生对我的支持，我的成果不会这么多；要不是我的亲人对我的爱，我也将一事无成。我只有做得更好才能回报所有为我付出无限爱心的人们。” 爱心正是激励他不断追求卓越的动力源泉。
2003年“非典”时期，大部分学校的学生都已经分散到祖国各地城乡，而刚刚就任清华大学校长的顾秉林却带领领导班子在并无上级指示的情况下做出了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决定：为减少人员流动带来的传染风险，为了对学生负责，对社会负责，所有在校的25000余名本科生、研究生一律留在学校。在清华园里生活、学习，抗击“非典”。
“非典”期间，顾秉林在给一位学生家长回信中写到：“清华人素有‘国难当头，挺身而出’的传统。只要我们在，清华园里‘一个也不能少’的誓言，就一定是我们全力奋斗的目标。”重读这封信，顾秉林难免还有些激动，“校长的第一责任就是要保护学生，这用不着观望别人，也不需要任何行政命令，学校为国家培养人才，热爱学生、教师，保护学生、教师是基本前提，这是不能动摇的原则。”正是这种对学生的关爱，激励着清华在危难时刻追求卓越，实现了“一个也不能少”的誓言，为抗击“非典”做出了贡献。
一次接受采访，当谈到轰动全国的泼熊学生刘海洋时，这位以理性、严厉著称的清华校长竟然流下了眼泪，他说：“社会上有很多呼声，让学校开除他，但是我们就这样毁了一个孩子的前程吗？我们没有这么做，我们给他一个留校察看一年的处分，他深刻检查、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对待学生，我‘批评从严，处理从轻’”，“我是做教育的，教育以人为本，总是希望年轻人能成才。所以，对待年轻人，教育者总是希望能给他一条路。”身为一校之长的顾秉林，看待学生们就像看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于那些犯了错的年轻人，他话语之间透露着爱惜和宽容。
循常理，不跟风
顾秉林追求卓越，但并不盲目追求社会舆论或时尚潮流所推崇的卓越。“我这个人不太爱跟风，我是循常理，不跟风。就是遵从一般的规律，认定一个正确目标，孜孜不倦地做下去，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舆论与困难。”
“一个也不能加”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前些年各个大学都在千方百计扩大招生规模，社会上出现了高校规模膨胀的潮流，这给清华带来极大的压力。扩招，学生高兴，家长满意，学校也没什么损失，似乎是皆大欢喜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对此，顾秉林总是强调，我们不能跟风，要坚持质量为本的理念，按照“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要求，稳定办学规模，注重内涵发展。对清华的发展来说，质量就是学校的生命。在权衡各方面利弊的时候，首先要考虑质量，妨害提高质量的事情坚决不干，不够标准的“一个也不能加”。
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曾有一句著名的关于教育的格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有些人看到大学在搞基建就批评，认为大学不要有什么大楼。顾秉林认为，这是对梅校长的一种误解，梅校长强调的是要有大师，同时，他并不否认要有大楼，他只是告诉我们，为什么要盖大楼？实际上盖大楼是为了请进大师，盖大楼是为了使大师有更好的工作环境，更好的科研环境。清华近几年中，在不断引进人才的同时，新建了美术学院大楼、医学院大楼等许多新的教学科研楼，37万平方米的紫荆学生公寓成为学生家园，今后还会陆续建设一批教学、科研设施，不断改善师生员工的学习、工作、生活条件。
在顾秉林的理念中，不管环境、国情有哪些变化，对于一个大学而言，大学之道永远都是育人为本。而培育优秀人才的关键是那些热爱教育事业、热爱教学、热爱学生的教师。这种理念在清华大学“良师益友”评选活动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一活动在清华大学已经开展了十年，一直由学生自发提名投票评选，到目前为止已经有900多位导师当选。
吸引更多的大师来清华大学执教，让他们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一直是顾秉林的追求。近年来，清华教师队伍水平不断提高，中青年教师迅速成长，杨振宁、姚期智、施一公等数位国际学术大师和一批优秀人才落户清华园。据统计，清华“长江学者”总数已达到110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总数达115人。
顾秉林强调，现在是信息社会、网络社会，也是人们思想意识非常活跃、开放的社会，有各种各样的舆论、观点出现是很正常的事情，但作为一个学者和大学校长，不应随风而行，而要坚守自己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不能违背学校追求卓越的目标。
我是学者，不是官
当前大学体制行政化倾向比较严重，也为人诟病，人们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批判。谈及此问题，身为清华大学校长的顾秉林笑谈道：“我从来都认为自己是个学者，不是个官，有人说，整天骑个破自行车在路上，哪像个官，我觉得这句话倒是对我的一个肯定。清华大部分干部都没有把自己当成个官。为什么现在会认为高校有很多行政化的倾向呢？我想主要是因为没有处理好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我们在管理上应该更重视发挥学术委员会的作用，更重视发挥教授的作用，更重视听取学生的意见。”
虽然认为自己不是个“官”，但作为一校之长，顾秉林的大部分精力还是得转向管理工作。对此，他用科学家特有的思维打了一个比方：“我只单纯当院士，要比当校长好当得多，因为搞科研主要是和物打交道，当校长主要是和人打交道，和物打交道我总是占主动的，和人打交道，则是比较复杂的。”
关于这一点，许多人都觉得他这个学者，确实不会当“官”，早在他刚刚担任校长之时，就有人建议：“当校长，要有自己的人马，得说一不二。”也有人认为 “一个成功的校长，一定要有霸气”、“要有政治手腕”。对于这类看法，顾秉林认为，当校长不能追求自己的权威，更不能搞一言堂和任人唯亲那一套。高等学校是学者做学问、学生求知识的净土和乐园，这里大家都应追求真理，遵循共同认知的方向和目标。顾秉林说：“做决策，选干部要任人唯贤，要尊重大家的意见，要有民主程序，我可以发表我的意见，但要尊重集体的决定。一旦形成决定，我会积极提倡，但也用不着强迫命令。人们虽然都渴望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不断改变自己，但并不愿意做一个被动的改变者，我所希望的是大家认可我们学校的整体目标，并变成每个人发自内心的追求卓越的自觉行为。至于霸气和政治手腕更是要不得的，我是校长，更是教师，要教育学生，如果我的学生不是靠真才实学去发展，而是靠什么霸气和政治手腕去闯天下，那将是我极大的悲哀，也是教育的失败。”顾秉林坦言，现在社会上确有一种不好的风气，个别年轻的学者，把做业务、搞学术当成了走向仕途的手段，稍有些成绩就跑官要官，这是非常令人忧虑的事。
顾秉林，就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清华人，骑着旧自行车穿梭在校园内的他永远不知疲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伴随着自行车飞转的车轮，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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