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马寅初以其才学识与声望，先后当选为中国经济学社社长、立法委员。为维护劳苦大众的利益，他在参与经济立法中，每与执掌财经大权的宋子文、孔祥熙针锋相对，凡增加百姓负担及有损国家权益的法案，总是挺身而出，力言不可，由此引起“四大家族”的嫉恨，甚至指使御用文人在报上发表文章，攻击马寅初。马寅初撰文回击，铿锵而言:对于善借公图私之流，不得不以正言相责，虽得罪于人，亦在所不计！
全面抗战爆发后，马寅初随政府西迁陪都重庆，出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四大家族”以抗战名义，垄断财政金融，滥发纸币债券，横征暴敛，投机倒把，大发国难财。目睹此腐败现象，马寅初或演讲，或著文章，予以无情揭露。宋子文、孔祥熙等做贼心虚，由蒋介石出面给马寅初以特别关照，委派他去西方游历考察。他洞察其奸不受“抬举”，断然辞谢说:“国难深重，决不离国，以便为战时经济献计献策，要求政府给予说话的自由。”
自1939年初起，物价不断上扬，法币贬值，当局突然宣布，将法币与美元的比价降低一倍，以致物价飞涨如脱缰之野马。达官贵人已在调价前，先行购进黄金美钞物资，一转眼净赚一倍，倒霉的是极大多数普通百姓，辛苦攒积的纸币只值原来的一半！当年秋天，中国经济学社召开年会。马寅初先是发出书面通知，后又登门邀请是社员的财政部长孔祥熙拨冗参加。
开会时，马寅初以社长身份致开幕词，宣明本届年会的主题:讨论如何遏制物价，安定民生以利救亡图存。接着话锋一转:“今天很幸运，本会社员、主管全国财经命脉的孔部长在百忙中与会，下面就请孔部长先作一指导性发言。”
掌声响起，孔祥熙被“将”登台“哼哈”起来，却是泛泛空言。趁着他喝茶润喉时，马寅初插话问道:“法币贬值物价上扬之际，财政部非但没有设法稳定币值，制止涨价，反而降低法币对美元的比价，造成金融秩序大乱，物价暴涨。对于此种严重后果，政府应是有预见的，却为什么明知故犯？”孔祥熙语塞无对，马寅初紧追不舍:“这次调整比价前，知情者乃至决策层抢购金银外汇，囤积物资，一夕之间大发横财。对此，孔部长知也不知？”孔祥熙结结巴巴敷衍:“这很不应该，要调查，嗯……”与会者中不乏孔氏的亲信，见孔氏神形窘迫，急中生智提议休息一刻钟。孔祥熙如获大赦，托词有紧要公务亟待处理，竟自溜出会场钻进轿车去了。
其时马寅初属社会名流，常应各方邀请发表演讲。1940年仲春一日，陆军大学来人，请他为行将毕业的将官班作关于战时经济的演说，并称将官班学员多有从前方调来受训的，对战时经济不甚寥寥，要求讲得深入浅出。
马寅初欣然应邀，演讲中以数字加实例佐证，详细介绍了财经危机的种种表现。在讲到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源时，一变慷慨激昂:“众所周知，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照理全国上下应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同心同德共赴国难，将小日本扫出国门之外。但现在不是这样，现实情况是下等人出力，中等人出钱，上等人既不出力，也不出钱，还要囤积居奇发国难财！”
台下掌声响起，将官中有相当部分受过高等教育，有的则是出身下层的老行伍，他们爱国有心，良心未泯。马寅初通俗易懂的话语句句中的，这也是他们耳闻目睹的，怎不引起共鸣？马寅初呷了口清茶，提高了声音说:“告诉各位，还有一种上上等人，他们利用权势及掌握的经济机密，从事外汇投机，翻手成云，覆手成雨，顷刻之间获利巨亿，大发超级国难财。这种上上等人，就是孔祥熙和宋子文之流！”
竟有如此胆量，在如此场合指名道姓斥责炙手可热的皇亲国戚，将官们因惊异而窃窃私语，继而鼓起掌来。演讲结束，将官们列队恭送，争着与马寅初握手道别，表敬仰爱慕之情。
此后不久的5月24日晚上，马寅初又应基督教各大学旅渝校友联谊会之邀，作《西南建设与货币问题》的演讲。重庆社交会大礼堂人满为患，连走道里、门窗外也都人头攒挤。马寅初就如何建立法币威信及平抑物价，提出了切中时弊的办法，其中突出的一条，是针对发国难财者的大亨们的。他说:“前方将士流血牺牲，后方的奸商、权贵不顾民族存亡，大发国难财。为稳定币值，支援前线，我郑重向政府建议，向发国难财的人征收财产税。先清查他们的财产，然后强迫他们购买相当于其横财数的公债。”言人所能言者易，言人所不敢言者难。马寅初道出了大家想说又不敢说的话，“哗——”掌声震耳，经久不息。
马寅初在陆军大学和社交会大礼堂的演讲，自有特务汇报给了蒋介石。蒋介石焉能容忍？把重庆大学校长叶元龙召来，训斥为什么让马寅初当商学院院长，又说马寅初目无政府，公开谩骂中枢要人，实际上是在骂我。末了要叶元龙叫马寅初来见他。
叶元龙知马寅初秉性刚直，不敢直接通知他，害怕碰钉子，遂令叶沛婴教授代劳。叶沛婴曾受教于马寅初，两人私交甚厚。叶沛婴不便推辞，前往马家，问候过后，道明来意。马寅初一口拒绝:“让我去见蒋介石？不去，除非派宪兵来押。”叶沛婴再三劝他走一趟应付几句，于叶校长也算有了交代。马寅初倔犟地说:“我讲的如果错了，可以检讨，如今事实俱在，有目共睹，去干什么？今后我还要讲，一直讲到孔祥熙、宋子文认错改正。”
其后不久，中央银行会计处长金国宝，奉孔祥熙之命拜访马寅初，转达孔祥熙的话:战时财政经济困难不小，马先生提的意见有道理，政府可以考虑采纳。为利于改进，想请马先生担任财政部次长，也可出任禁烟总监。孔祥熙、宋子文对马寅初既恨又怕，为了封住他的嘴巴，意欲以高官厚禄收买他。而财政部次长与禁烟总监均属肥缺，曾令多少人垂涎三尺。
马寅初莞尔一笑拒绝了:“人各有志，我早先在北大时，就已参加了蔡元培校长创建的‘进德会’，声明一不要做官，二不要发财，孔部长的好意，恕难领受了。”金国宝又说。“那就请马先生买些美钞吧，孔部长答应给予马先生特别照顾，批一笔外汇给您。如今法币贬值，只有美钞值钱。”“非义之财不敢妄取。”马寅初又是拒绝。
11月10日，黄炎培邀马寅初为中华职业教育社演讲。
他一上讲坛，就再次痛斥“上上等人”:“如今国难当头，人民大众为着抗战建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但那些豪门权贵却趁机大发国难财，吮老百姓的血，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前方流血牺牲，后方和平满贯，真是丧尽天良，天良丧尽，根本不像个人。”他话锋一转，直刺蒋介石:“多少武人死于前方，文人在后方无所贡献，该说的话就应说出来，蒋委员长不许我讲话，要我去见他，他为什么不能来见我？我曾为他讲过课，学生就不能来看老师吗？他不敢来见我，是因为害怕我的主张。有人说委员长领导抗战，是我国的民族英雄，但是照我看，只能说是家族英雄，因为他包庇他的家人亲友，危害国家民族。”
角落里有混进来的特务高喊:“不许污蔑领袖！”马寅初炯炯双眼直射喊声响起的地方，“士可杀而不可屈，今天我的儿女也来了，我的讲话，就算是留给他们的遗嘱，你们耐心等一下，让我讲完后再下手吧。”演讲一结束，听众不期而集马寅初身边，簇拥着他离开会场，又推派代表，护送他直到家中。
此次演讲后，马寅初接到一封恐吓信，信上只两句话:“若再行攻击政府，当以手枪相对。”马寅初将恐吓信公诸于众，大义凛然说:所有指责全系事实，有实据可查，非讲不可！
由于马寅初威逼不为屈，利诱不为动，终于遭了毒手。1940年12月6日清早，宪兵突入马家将他“请走”，公告说他奉派赴前线考察战区经济，实是秘密送往贵州的息烽集中营。
幽禁中的马寅初秉性不改，依然敢怒敢言，居然向看守他的特务宣传自己的主张，特务前所未闻，既感新鲜又感有理，渐渐由敌对变同情，由同情变敬仰。这些都是后话了。
在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三次会议上，邵力子就计划生育问题做了长篇发言。他强调指出，现代人在生活、学习、工作等方面都可以有计划，在生育方面也必须有计划。他针对卫生部严格限制人工流产规定，提出“不造成以法令或权力限制人工流产”，建议修改婚姻法第四条“男20岁，女18岁，始及结婚”的规定，主张提高结婚年龄，宣传迟婚。他还主张大力向农村推行节育工作，不要对持久性避孕手术进行限制，等等。邵力子的发言，立即得到医学专家钟惠澜的支持。同时，也得到马寅初的大力赞同。但是，马寅初在计划生育采取什么方法的问题上却与邵力子有一点分歧。他们都主张避孕和推迟婚龄，但马寅初坚持反对人工流产。他认为有比人工流产更好的办法。这就是“最好是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对只有两个孩子的父母加以奖励，而对超过两个孩子的父母要抽税”。
4月27日，马寅初在北京大学大饭厅发表人口问题的演讲，这是他1949年后第一次公开的学术演讲。在讲演中，马寅初讲述了几年来调查研究的结果。他怀着忧虑的心情说:“解放后，各方面的条件都好起来，人口的增长比过去也加快了。近几年人口增长率已达到30‰，可能还要高，照这样发展下去，50年后中国就是26亿人口，相当于现在世界总人口的总和。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恐怕中国要侵略人家了。要和平共处，做到我不侵略人家，也不要人家侵略我，就非控制人口不可。”这句话，很快就传到了毛泽东的耳朵里，毛泽东见到马寅初时，严肃地对马寅初说:“不要再说这句话了。”马寅初也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马上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北大校园里，公开做了自我批评。后来，他在撰写《新人口论》时，就确实没有再提出上述观点。6月，马寅初将《新人口论》作为一项提案，提交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全文发表于7月5日《人民日报》），这篇文章从10个方面论述了为什么要控制人口和控制人口的重要性与迫切性，以及如何控制人口等问题。
然而，这时一场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组织领导的波澜壮阔的反右斗争，已经开始席卷全社会。马寅初当然也被波及，有人说他是借人口问题，搞政治阴谋，也有人说《新人口论》是配合右派向党进攻……，在这场扑面而来的急风暴雨中，马寅初弄不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几个月前计划生育问题刚刚受到毛泽东的赞扬，而现在却又受到人们的批判……
实际上毛泽东对于人口多一些好还是少一些好，内心一直是矛盾的。直到“大跃进”开始，粮食卫星飞上天，毛泽东的思想才确定下来，毛泽东说:“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
此时，马寅初并不清楚，他的理论已经面临着最高决策层的挑战。陈伯达在北京大学举办60年校庆的大会上，就指名道姓地说:“马老要为《新人口论》做检查。”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二次会议上作报告时，也不点名地批判了马寅初。
7月9日，毛泽东召见邵力子、陈叔通、黄炎培、章士钊、李济深、张治中等党外人士，听取他们对“大跃进”的意见。为遭到批判的马寅初而担忧的邵力子，并未因此而放弃自己的主张，他抓住时间向毛泽东进言，希望毛泽东支持节育，毛泽东坚持自己的观点说:“人口问题，目前还不严重，可以达到八亿时再讲人口过多。”但又应付了一句:“但对计划生育，仍应实施”。
毛泽东此时正陶醉于各地大放高产卫星的喜悦之中，以为事实再一次证明了他的英明预见，“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而此时的马寅初面对对他不公正的批判却变得愈加冷静。他认定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并于5月9日和7月24日—31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再谈我的平衡理论中的‘团团转’理论》和《再谈平衡论和团团转》两文，但马寅初也并没有认为自己的理论已经十全十美，所以，从8月开始，他多次走出校门，到外地搞调查，以求证实和完善自己的理论。
1959年，庐山会议后，全国再次掀起批右高潮。周恩来特意约马寅初谈了一次话，劝马寅初不要过于固执，从大局着眼，还是写个检讨好。别人劝马寅初，马寅初还可以不放在心上，周恩来劝马寅初，马寅初就不得不认真对待了。
这次谈话后，马寅初仔细地对《新人口论》进行了梳理，看看是否真有什么错误。但梳理的结果，证明并没有错。他仔细阅读了报刊上发表的批判他的文章，对这些文章的主要观点一一进行反驳，又写成5万余字的《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一文，文章的后面还有两篇附带声明，其一是“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书”，其二是“对爱护我者说几句话并表示衷心的感谢”。马寅初将手稿送到《新建设》杂志编辑部，要求尽快发表。
马寅初的倔强是出了名的。马寅初常对人说:“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所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所不敢言，就更难。我就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敢言。”
《新建设》杂志编辑部收到马寅初的文稿后，不敢擅自作主，将文稿送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理论小组审阅。当时任中央理论小组组长的是康生。
康生是靠整人起家，善搞“莫须有”的老手，有两种人他是绝不放过的，一种是对他的政治前途有影响的人，一种是可以为他的政治生涯铺路的人，马寅初当然就属于这后一种的人。
自从毛泽东发动“大跃进”以来，对人口问题有过多次论述，特别是毛泽东在上年8月讲“人口的观念要改变”，康生就一直等待机会，当他看到马寅初的文章和附带声明中的:“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就大发其火，决定向马寅初动手了。
10月24日，康生召集理论界和有关报刊负责人开会，部署对马寅初的全面批判。他得意地说:“马寅初送给《新建设》的文章，原来我担心他会把辫子藏起来，改变观点。现在看全部未变，他的观点暴露出来了，有辫子。对马寅初过去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进行批判，没有正规地搞，《人民日报》没有搞，还没有正规战，只是游击战。现在他挑战，应当应战。”
他还要《新建设》赶快把这篇文章登出来。一次全文发表，而且要快发表。为了掩盖他的鬼魅之心，他还布置对党外先不要讲“批判。”
11月初的《新建设》全文刊登了马寅初的文章，发表编者按。12月初就组织大批判。康生指使说:“批判他的文章不一定多，份量要重，可以和他过去的理论联系起来批判。马寅初是一个代表，要花点功夫把他的经济理论看看。不要说他胡说八道，资产阶级学者就是这个水平。”还指示，“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要考虑:马寅初还当不当得成北大校长？批判完了要准备换人。可以尽量揭露，不要给他戴错帽子，但是适当的帽子不可不戴。”
马寅初的文章发表后，报刊上就开始发表批判文章，北大也组织了“批马”座谈会。一天，康生亲临北大座谈会现场，听到发言者都不能击中要害。他越听越觉得有必要“定个调子”加以引导，于是他打断别人的发言说:“马寅初曾经说过，有人说他是马尔萨斯主义者，但他不同意。他说马尔萨斯是马家，马克思也是马家，而他是马克思的马家。我看这个问题，现在是该澄清的时候了。我认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毫无疑问是属于马尔萨斯的马家。”在康生的直接指挥下，北京大学掀起了围剿马寅初的高潮。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布满了北大校园，连马寅初的住宅燕南园36号也贴满了大字报。全校的批判会连续不断，语言越来越粗暴，帽子越扣越大。对此，康生还不满意，12月23日，康生以个人名义给理论界和有关报刊负责人写了一封信，指使他们:“在批判《新人口论》的时候，要学习毛主席的六评白皮书，特别是《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要像批判美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那样来批判马寅初。”
面对来自全国上下的文攻谩骂和政治高压，马寅初胸怀坦荡，无所畏惧。他幽默地说:“有的文章，说过去批判我的人已经把我驳得‘体无完肤’了，既然是‘体无完肤’，目的已经达到，现在何必再驳呢？但在我看来，不但没有驳得‘体无完肤’，反而驳得‘心广体胖’了。”马寅初的幽默毕竟还带着一些苦涩，为什么一个学术问题带来的不是友好的讨论，而是敌意的谩骂。
在马寅初受到批判围攻时，就有人暗示他已不适宜再做北京大学的校长，劝他辞职。马寅初不愿受职务所累，于1960年1月3日到教育部提出口头辞职，翌日，向教育部写了书面辞职报告。很快国务院就批准了马寅初的辞职。随后，又罢免了他的全国人大常委的职务，只留下一个全国政协常委的名义。与此同时，也剥夺了马寅初发表文章的权利。马寅初也由此从政治舞台和学术论坛上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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