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科学交给人民”的中华民族英雄——高士其
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在纪念高士其先生诞辰100周年暨高士其科学精神座谈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座谈会，纪念高士其先生诞辰100周年。 高士其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家、科普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他用自己传奇式的一生，谱写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为了祖国、为了人民，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病痛困扰，终身不懈地传播、普及科学文化的生命奇迹，给我们民族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今天的座谈会上，有许多同志从不同侧面追忆高士其先生的杰出贡献和崇高精神，使我们大家受到深刻教育。我感到，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继承和发扬高士其先生的精神。 首先，我们要学习、发扬高士其先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精神，为实现国家现代化奉献自己的智慧和才华。高士其先生从小就怀着让祖国摆脱屈辱、贫穷，为中华民族再次崛起的理想而勤奋刻苦地学习文化知识。从清华大学毕业后，他抱着化学救国的信念去美国留学，当听到许多同胞死于流行性疾病后，毅然改学细菌学专业。
学成归国后，他面对旧中国社会的腐败，又断然辞去公职，在上海简陋的亭子间里开始了“把科学交给人民”的科普工作。1934年，他在发表第一篇科普作品《细菌的衣食住行》时，将原名“高仕金其”改为“高士其”，并郑重宣布：“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钱”，这一声明成为他终身恪守不渝的誓言。他创作的科学与文学相结合的作品，不但传播了科学知识和科学思想，而且是号召人民奋起抗日的檄文，影响了一批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赞扬和延安军民的尊敬。新中国成立后，他不顾全身瘫痪，坐着轮椅走遍大江南北，深入农村、煤矿、少数民族和边远地区进行社会调查，向全国人大提交议案，并坚持发表大量脍炙人口的科普作品和诗歌，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群众的良师益友。高士其的一生与祖国前途和民族命运紧紧相连，他矢志不渝地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是我国老一辈科学家的典范，也是新一代科技工作者应当学习的榜样。在山河破碎的旧中国，象高士其那样的一代老科学家毅然抛弃在国外优裕的工作、生活条件，作出为祖国科学发展艰辛创业的抉择。今天，面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良好历史机遇，科技工作者应当树立为增强国家竞争力而搏击的鸿鹄之志，到自主创新的宽广舞台上去发挥才能，将老一辈科学家“科学救国”的美好愿望转变成科教兴国的辉煌现实，让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其次，我们要学习高士其先生不畏艰难、追求真理的精神，为科学事业的发展勇敢攀登。高士其先生在23岁的青春年华不幸遭遇终身不治的残疾，在此后60年里拖着瘫痪的躯体，冲破敌人的封锁奔向革命圣地延安，坐在轮椅上为改变祖国的贫穷落后面貌而不懈奋斗。甚至在疾病剥夺了他口述工作能力的情况下，在停笔40年后又颤抖地拿起笔来写字，在生命的最后10年里亲手撰写了几十万字的作品和回忆录。他自幼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后来学习当代自然科学的理论知识，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开始了对自然辩证法的学习研究，在延安发起成立了“新哲学会”和“自然辩证法研究会”，40年代在香港等地辗转不定的流浪生活中，撰写了哲学著作和将科学与哲学结合的著名诗篇。正是这种坚强乐观、不屈地与命运作抗争、无保留地为社会服务奉献的高尚情操，与自觉终身学习，用科学、哲学和文学等人类文化优秀成果不断丰富自己的人生追求相互支撑，交相辉映，使他在常人难以体会的病痛煎熬下得以创造不朽的业绩，成为令人敬仰的“中华民族英雄”。这种奋斗精神，对当代科技工作者投身自主创新和科教兴国伟大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和激励作用。
第三，我们要学习高士其先生传播科学、服务大众的精神，为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而不懈努力。高士其先生是我国第一个细菌学专家，早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求学做研究时，他就吞食过细菌进行传染试验，详细记载自身的感受，表现出大无畏的献身科学的精神。后来，他象鲁迅一样，从学习自然科学转向拿起笔杆、唤醒民众。与鲁迅不同的是，高士其并未离开科学，而是以文学形式为载体，生动巧妙、引人入胜地传播科学真理，在轮椅和病床上创作了140万字具有拟人化、口语化、富于时代感染力等鲜明特征的科普文艺作品，成为文艺大众化服务于科学传播普及的时代典型。他不但是一位深受读者喜爱的科普文艺作家，还是一位不遗余力地推进科普事业发展的社会活动家。在延安陕北公学，他参与发起成立了以防空防毒、普及国防科学知识为宗旨的国防科学社。“文化大革命”中，他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反映“科学普及工作现在无人过问，工农兵群众迫切要求科学知识的武装”，得到周总理全力支持；“四人帮”被粉碎后，他又致函叶剑英同志，力陈科普工作的重要意义，并提出四点建议。
后来，他又参与发起成立了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建议成立中国科普研究所，得到邓小平同志的支持。高士其先生是当之无愧的我国科普事业的伟大先驱，是科技工作者自觉肩负向人民群众传播科学的社会责任的杰出典范。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是科技工作的两个重要方面。广大科技人员特别是两院院士要承担起向全社会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的重任。”科技工作者要以高士其先生为榜样，为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作出应有的贡献。 同志们、朋友们，在纪念高士其先生诞辰100周年的今天，让我们继承和发扬高士其的精神，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努力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
1918年，高士其高小毕业。年仅13岁就以优异成绩考取“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即清华大学前身）。在校期间，他积极投身“五四”运动，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五四”精神——“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在他心中深深扎根。高士其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刻苦攻读，以全优的成绩，于1925年从清华毕业赴美深造。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攻读化学。他认为化学可以制造许多东西，对贫困的祖国最有用，经复试，他插入化学三年级，一年后即以全优的成绩毕业。这时，祖国传来了瘟疫蔓延的消息，比他大一岁的姐姐度平因吃了凉拌黄瓜死于霍乱，这突然的消息如惊雷轰顶，他几乎痛不欲生。痛定思痛，他改变了志向，认为燃眉之急是把祖国人民从疾病的死亡线上拯救出来，他决心走巴士德的道路，毅
然转向细菌学这一冷门。
1928年，他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攻读博士课程。在科学实验中他多次吞食食物病菌做自身感染的试验，老师、同学都为他的献身精神敬佩不已。
不幸，在一次实验中，一个装有脑炎病毒的瓶子突然破裂，病毒通过左耳耳膜进入小脑，破坏小脑的中枢运动神经，造成终身无法治愈的残疾。每当疾病发作时，眼球上翻 ，脖颈僵直，手足颤抖痛苦异常。美国的医生建议他回国休养。
高士其却说，我学业未成，怎见祖国父老。依然忍受着疾病的痛苦煎熬，以惊人的毅力读完了医学博士课程。并加入美国化学学会、美国公共卫生学会。
在归国途中，高士其拖着病残之躯，实地考查了美洲、欧洲、东南亚等17国，掌握了当时世界公共卫生的状况及其发展趋的第一手资料。
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钱
高士其，原名高仕钅其（注：“钅”与“其”要拼成左右偏旁的汉字）。他从美国学成归国时，是当时全国仅有的五个微生物学家之一。他的一位姓刘的留美同学在南京中央
医院任院长，就聘高士其到该院担任检验科主任。
高士其做事十分认真，特别痛恨贪污和腐败。他亲眼看到了这位刘院长与国民党官场的赃官们相互勾结，把医院当作他们贪污中饱的钱袋，克扣病人的伙食费，暗中提高药价。
他气愤地指出：“医学事业不是做买卖的。”而刘院长却说：“医院不是救济院”。
高士其要求添置设备，“那架老爷显微镜已不能使用，早就该更新了。”而刘院长宁可把钱用来勾结贪官灯红酒绿，吃喝挥霍，也不肯为死亡线上挣扎的同胞花一分钱。相反
地还要“鹌鹑肚里寻碗豆，鹭鸶腿上辟精肉，蚊子腹内刮脂油”，高士其对此毫无医德的行为十分痛恨。为了表示自己与这污浊社会里的贪官污吏们彻底划清界限，他毅然决然地把自己的名字“高仕钅其”（注：“钅”与“其”要拼成左右偏旁的汉字）改为高士其，并庄严地声称“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钱”。同时忿然辞职。
在留美同学李公朴的引荐下，他离开南京，来到上海。在上海他结识了哲学家艾思奇，教育家陶行知。
他从艾思奇那里读到了陈望道主编的《太白》创刊号上刊登的“科学与小品文联姻”的新文体“科学小品”，深受启发，也受到了鼓舞，从此，开始了科普创作，找到了把科
学献给人民大众的途径，开始了新的生活。
高士其虽然行动不便，但爱国激情使他忘记了病痛。1935年12月21日，上海学生举行示威，支援北京爆发的“一二·九”爱国运动，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参加了；1936年10月22日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出殡，他又参加了；1936年11月23日，李公朴、邹韬奋等抗日救国“七君子”被捕，他又参加营救活动，并从上海到苏州监狱，看望“七君子”，表示对反动派斗争到底的决心。
1937年“八·一三”日寇攻陷上海之前，高士其在隆隆的炮声中，孤身一人，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历尽艰险，于1937年11月25日来到革命圣地——延安。
在延安，高士其受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云等同志无微不至的关怀。虽然，住窑洞，吃小米，生活异常艰苦，但他却十分高兴，从延安军民的简朴生活中，他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他申请并被批准加入中国GCD。
1938年，是延安最艰苦的岁月，高士其的病急剧加重，生命垂危。党中央决定，派三位同志护送他到香港，然后，设法转送他到苏联去治疗。1939年4月12日高士其离开了延安。12月到达香港。1941年12月12日日军占领九龙，香港也沦陷了。
根据地下党的指示，由黄秋耘陪同高士其回广州转桂林，在颠沛流离中高士其辗转经厦门到达上海。为逃避反动派的追捕，他又从上海到苏州，最后转往台湾住在基隆开明书
店台湾分店的货栈里，边休养，边创作并翻译了公共卫生方面的文章。
1949年1月地下党接到指示，负责把高士其从台湾转到香港。高士其于5月31日到达北平，9月21日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大会。从那时起开始了新的生活，新的里程。他从23岁到83岁，在残疾60年的过程中，写了数百万字，仅科普作品就有160万字，被中央组织部确认为“中华民族英雄”。
高士其是公认的中国科普事业的先驱者和奠基人，也是一位伟大的科学知识传播者。半个世纪以来，他在全身瘫痪的情况下，毕生致力于把科学交给人民和教育青少年。他为繁荣我国的科普创作，特别是科学文艺创作，组建和壮大科普队伍，倡导科普理论研究，建设和发展科普事业，广泛深入地开展科普活动，特别是青少年科技爱好者活动，为恢复和振兴中国科协作出了重大贡献。高士其逝世后，中央组织部确认他为“中华民族英雄”。
近日，本刊记者分别专访了高士其之子、高士其基金秘书长、中国文化传播发展促进会副会长高志其和曾在高士其领导下工作的中国科协普及工作部原部长、中国科普研究所首任所长、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名誉理事长章道义。他们都深情地回忆起高老为中国科普事业辛勤耕耘、奔走呐喊的难忘往事，尤其是高老在艰难岁月中不断推动恢复中国科协与科普工作方面的特殊贡献。
热情倡导支持筹建科普作家组织
1954年，高士其的科学诗集《我们的土壤妈妈》获得了全国儿童文学一等奖。发奖大会那天，他坐着手推车来到会场，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宋庆龄副主席代表评奖委员会给高士其授奖。高士其的心情十分激动，在旧中国他创作了那么多脍炙人口的科普佳作，依旧是贫病交加，不得不接受孙夫人宋庆龄女士为他募集的捐款；今天，党和政府给了他工作，并委以重任，生活有了保障，为孩子们写了些诗，竟受到这么高的奖励，他决心更加努力创作，并将全部奖金捐赠给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转赠给深受战争之祸的朝鲜小朋友。
高士其获奖后，知道他的人越来越多，一些中小学的少先队辅导员、班主任、年级主任不断地带领一队队的中小学生去访问高士其，把一条条鲜艳的红领巾系在他的脖子上，向他表示崇高的敬意。其中不少当年的青少年正是在高士其精神力量的鼓舞引导下走向了为国为民的成功之路。
1958年，全国科普协会工作要点提出要成立一个全国性的通俗科学作者协会，高士其非常赞成。后因“全国科联”与“全国科普”合并为中国科协，此事被搁置下来。
1963年，在高士其等人的积极促进下，中国科协书记处再次决定在北京、上海等科学技术力量集中的大城市筹建科普作家组织，并委托中国科协副主席茅以升先生出面主持，章道义负责操办。先后邀请了几十位热心科普创作的著名科学家和科普作家、科普编辑家，如傅连璋、华罗庚、高士其、侯仁之、顾均正、贾祖璋等征求意见，进行筹组，他们都一致赞成并给予了热情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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