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可爱的中国》(节选)
朋友！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你们觉得这位母亲可爱吗？我想你们是和我一样的见解，都觉得这位母亲是蛮可爱蛮可爱的。以言气候，中国处于温带，不十分热，也不十分冷，好像我们母亲的体温，不高不低，最适宜于孩儿们的偎依。以言国土，中国土地广大，纵横万数千里，好像我们的母亲是一个身体魁大、胸宽背阔的妇人，不像日本姑娘那样苗条瘦小。中国许多有名的崇山大岭，长江巨河，以及大小湖泊，岂不象征着我们母亲丰满坚实的肥肤上之健美的肉纹和肉窝？中国土地的生产力是无限的；地底蕴藏着未开发的宝藏也是无限的；废置而未曾利用起来的天然力，更是无限的，这又岂不象征着我们的母亲，保有着无穷的乳汁，无穷的力量，以养育她四万万的孩儿？我想世界上再没有比她养得更多的孩子的母亲吧。
…………
不错，目前的中国，固然是江山破碎，国蔽民穷，但谁能断言，中国没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呢？不，决不会的，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中国民族在很早以前，就造起了一座万里长城和开凿了几千里的运河，这就证明中国民族伟大无比的创造力！中国在战斗之中一旦斩去了帝国主义的锁链，肃清自己阵线内的汉奸卖国贼，得到了自由与解放，这种创造力，将会无限地发挥出来。到那时，中国的面貌将会被我们改造一新。所有贫穷和灾荒，混乱和仇杀，饥饿和寒冷，疾病和瘟疫，迷信和愚昧，以及那慢性的杀灭中国民族的鸦片毒物，这些等等都是帝国主义带给我们可憎的赠品，将来也要随着帝国主义的赶走而离去中国了。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地携手了。
这么光荣的一天，决不在辽远的将来，而在很近的将来，我们可以这样相信的，朋友！
一首爱国主义的千古绝唱
“这篇像小说又不像小说的东西，乃是在看管我们的官人们监视之下写的。所以只能比较含糊其辞地写。这是说明一个×××(即共产党)员，是爱护国家的，而且比谁都不落后，以打破那些武断者诬蔑的谰言！”在《可爱的中国》文后的附言，方志敏写了这样一段话。这实际上也是方志敏创作此文最直接的动力。
主笔◎李菁
千古绝唱
“梅儿，这本书是你父亲在狱中用血泪写出来的遗言，你要反复精读，努力学习，用实际行动来继续你父亲未竟的事业。”1953年，方梅收到母亲缪敏寄来的一本书，书的扉页上，母亲写了上面的话。“这是我学习文化后读的第一本书，尽管有不少字不认得，但什么叫祖国及对祖国母亲的热爱，我还是读懂了。”方梅告诉本刊记者，那本书，便是她父亲方志敏写下的不朽之作《可爱的中国》。
“那时我刚生下来几个月，因为缺乏营养，特别瘦小。母亲见我像小猫一样弱，担心我长不大。父亲对母亲说，梅花生命力最强，严冬时节傲雪迎春，这个孩子一定会长大的，所以父亲给我取名‘梅’。”为了躲避追杀，3岁的方梅被送到当地老乡家寄养，她改换了姓，但父亲给取的“梅”字却保留着。1949年，她才与母亲缪敏重逢。此时，17岁的方梅已经为人妻母。为了弥补遗憾，母亲逼她识字读书，方梅于是第一次读到了父亲这篇感人肺腑之作。
方志敏被俘于1935年1月29日上午，下午被押送到国民党独立43旅727团团部。晚上，团长一再要求方志敏“写点文字”。“方志敏，弋阳人，年36岁。知识分子，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方志敏慨然先写了一篇《自述》，这也成了他狱中一系列文稿的开篇之作。
方志敏以写自传为名，为自己赢得了写作条件和宝贵的时间。方梅说，为掩人耳目，他把写给党中央的文稿放在最下面，桌上则常摆着一篇公开的文稿，“很多去劝降的人，都在他的桌上看见过那篇放在最上面的文稿”，这便是后来家喻户晓的《可爱的中国》。
被囚的100多天里，方志敏写出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30多万字的文稿。7月初，他写了《遗信》和《给党中央的信》、《给我妻缪敏的信》、《给鲁迅先生的信》等，在短短半个月里，他以惊人的毅力将10多万字的文稿复写了3份，以确保传出。
这些或用米汤密写或用墨笔抄写的文稿究竟是如何传出来的，历来众说纷纭。
“第一批文稿是当时任看守的高家骏(高易鹏)的女朋友程全昭传出来的。”方志敏研究会副会长杨子耀告诉本刊记者。解放后，杨子耀后来还采访过高家骏和程全昭，确认了这个途径。这批文稿很快传到莫斯科共产国际东方部，1936年1月，在方志敏被捕周年时，巴黎《救国时报》出版了《在狱致全体同志书》和《我们临死前的话》两篇文章。
第二批文稿，则是方志敏通过单线联系，委托狱友胡逸民之妻向影心传出来的。这批文稿几经周折，并一直秘密保存在上海某银行的保险箱里。“直到1951年上海出版社才出版了《可爱的中国》的影印版，由此可以推断《可爱的中国》并不在第一批送出的文稿里，而是留在上海保险箱里的那一批。”杨子耀说。
因为方志敏在其中几篇文章当中有送交鲁迅的嘱托，后来有很多文章，演绎了他们的惺惺相惜情义。杨子耀说，当时方志敏希望能送达的名单上有很多人，包括宋庆龄、鲁迅、李公朴等。“鲁迅究竟是否与方志敏见过面，一直存有争议，现在普遍的看法是，两人生前并无交往。”杨子耀说，方志敏相信鲁迅是一位信得过的人，而鲁迅对国民党悬赏8万大洋通缉的这位红色主席也一定有所耳闻。
自1951年首次面世，《可爱的中国》在此后一版再版，身为方志敏的研究者，杨子耀说他看过包括维语、藏语、朝语等多种少数民族文字的版本，俄罗斯、匈牙利、保加利亚等东欧一些国家也有相应的翻译版本。究竟发行了多少册，没人统计过，但它却温暖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被称为“爱国主义的千古绝唱”。
“穷人的主席”
“这篇像小说又不像小说的东西，乃是在看管我们的官人们监视之下写的。所以只能比较含糊其辞地写。这是说明一个×××(即共产党)员，是爱护国家的，而且比谁都不落后，以打破那些武断者诬蔑的谰言！”在《可爱的中国》文后的附言，方志敏写了这样一段话。这实际上也是方志敏创作此文最直接的动力。
方志敏是中共早期革命者的代表人物之一。1927年，国共分裂后，中共接连在各地发动了包括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等上百起武装暴动，但最终都归于失败。此后，中共将革命力量转移到农村，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当时，以井冈山和弋阳两块根据地最为有名，后者就是方志敏最初凭20多支枪建立的。这种在本乡本土就地发动农民创建根据地和红军的方式，被毛泽东称为“方志敏式”。
在第二次反围剿战斗中，方志敏首创了一整套颇具特色的战略战术，“其中地雷战就是他们首创的”。杨子耀说。锅炉工人造出了大大小小的各式地雷，有一碰就炸的小挨雷，有拉了才炸的大拉雷。方志敏亲自训练了地雷队，布下地雷阵，并以此击退了一个团。1934年5月，中共中央号召各根据地学习赣东北的地雷战，但这个经验还没来得及推广，红军便忙于第五次反围剿。“中央军委后来评了36位军事家，其中有方志敏，这个称号也是名副其实的。”杨子耀说。
杨子耀说，方志敏缔造的赣东北根据地是中共当时的六大苏区之一，“因为根据地比较大，军事斗争的任务没那么重，所以他对根据地建设投入的精力比较多，在根据地建设上比较有名”。
中共建立根据地的一般方式是，依靠农民暴动夺取地方政权，建立根据地，形成工农武装割据。“但是之后如何解决财政问题，是根据地面临的共同问题。”杨子耀说，在创立根据地之初，中共采取的是“打土豪分田地”的经济政策，这在本质上与中国历史上数次农民运动的“劫富济贫”没有区别。“这只是权宜之计，不是根本解决之道。”杨子耀说。
对此，1934年1月，毛泽东对苏区经济发展做总结时提到：要通过发展国民经济来解决财政问题。“最早实现这一转变的，就是方志敏的赣东北根据地。早在1931年上半年，方志敏已经开始转变经济政策，比中央根据地早两年。他是苏区财政的开拓者。”杨子耀说。而毛泽东在名为《我们的经济政策》报告中也说道：“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财政的收入，是我们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明显的效验已在闽浙赣边区表现出来，在中央区也已开始表现出来了。”
当时，国民党对苏区实行残酷的经济封锁，造成苏区原材料、食盐等物资奇缺，经济非常困难。而方志敏因陋就简，创办了煤矿、铁矿、水泥厂、制糖、造纸厂等，其中造纸厂就有13个。还开办了红色商店、群众消费合作社、生产合作社等，从而使根据地的经济得到保障。
不仅如此，方志敏在“赤”“白”交界的苏区边境村镇设立了19个对外贸易处，与“白”区商人开展商业贸易，以农副土特产品换取苏区需要的各种物资。“对国民党控制的地区全开放，这是需要胆识的。”杨子耀评价。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33年方志敏还对苏维埃银行进行了股份制改造，共募股十几万元，超额完成了增资扩股计划。在江西，至今还有一些老人还保存着这颇具历史意义的“第一只红色股票”。杨子耀说，年轻时就读过英文版《资本论》的方志敏，“他的经济头脑在革命前辈中是非常突出的”。
1930年，总部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要求各根据地为其提供活动经费。“1930年到1932年，两年多的时间，赣东北苏区就向党中央上交1000多两黄金。”杨子耀说，“这些黄金是送给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的，而不是后来外界传的给中央苏区的。”
“他所从事的根据地建设工作，其实也是共产党在苏区局部执政的最早的实践。”杨子耀说，遗憾的是，方志敏生前主要精力都用在具体工作上，总结的比较少，“很多优秀经验，后来还是通过毛泽东总结出来的”。毛泽东常说，方志敏创立的那个面积不大、人口也不过百万的赣东北根据地，竟能在敌人数万重兵连续4年的围剿中，不惊不乍地存在着，以致成为保卫中央苏区的战略右翼，实在令人佩服。他由衷地赞扬方志敏“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领导的苏区是“方志敏式根据地”、“苏维埃模范省”。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授予方志敏红旗勋章一枚。
浪漫的革命者
“假如我还能生存，那我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瘗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就看做是我的精诚的寄托吧！在微风的吹拂中，如果那朵花是上下点头，那就可视为我对于为中国民族解放奋斗的爱国志士们在致以热诚的敬礼；如果那朵花是左右摇摆，那就可视为我在提劲儿唱着革命之歌，鼓励战士们前进啦！”——在这样细腻而温柔的文字面前，相信没有几个人不被感动。“如果不从事革命，方志敏会是一位很优秀的文学家。”杨子耀说。
1919年，“五四”风暴席卷江西时，正是20岁的方志敏考进江西第一甲种工业学校之际。在这里，他受到“五四”新思潮的冲击。为了学好英语，方志敏还进入九江一家教会学校学习英语。“当时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很少，他得到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就是外文版的。”杨子耀说，在方志敏的苏区还有英文版的《泰晤士报》，当时他住处糊墙的纸也是英文报纸。所以在浓厚的人文色彩之外，方志敏还有另一特别之处——开阔的视野与胸怀，“他很早就说，洋人里面有学问、有道德的人，是我们的朋友”。
杨子耀说，方志敏一生爱整洁是出了名的，哪怕是行军路上或战场上，只要是身上沾有灰尘，他都会用口吹或用手指掸掉。在监狱里，他见同自己一块被俘的红19师师长王如痴蓬头垢面，便劝他去洗洗。王如痴说，快见马克思的人了，还讲究那么多干吗。方志敏要来热水，亲自为他洗头，边洗边说，就是去见马克思，也要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地去见。
方梅对本刊记者回忆，母亲缪敏曾对她讲过，父亲从不留胡子，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他会每天刮胡子，只是到了监狱后才有了胡子，那是因为条件所限。可现在所有的方志敏的画像上都是有胡子的，其实这也是一种误解。
“清贫”，也是方志敏的品行。从方志敏所掌握的财富看，他经手的钱有数百万，然而他却是个名副其实的清贫者。他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除口粮外，每天只发4分大洋的菜钱。
1928年1月，当赣东北八县根据地成立后，穷人分到了地主的土地，家家都开始过起了好日子，而方志敏的父母由于儿子参加革命家里缺少劳力，家境却始终没有改变。有一次方志敏的母亲告诉他：家里没盐没钱买，他只得对母亲解释说：“我当的是穷人的主席，苏维埃刚建立，革命才起头。”还有一次，方志敏的妻子缪敏被捕，缪敏的哥哥四处活动，听说只要拿出400块大洋，就能保释。但方志敏不同意，他说，“哪能拿出这么多钱给那些贪官污吏”。在托朋友把妻子营救出狱后，方志敏还为组织上省了这笔经费而庆幸。
“方志敏与毛泽东相似，他们没出过国、没喝过洋墨水，但他们都聪明好学，多思善想。”杨子耀说。从另一个角度，方志敏与毛泽东一样，都是中国式革命道路的探索者实践者。
1935年2月6日，敌人押着方志敏游遍南昌城后，在豫章公园举行“庆祝生擒方志敏大会”。美联社记者这样报道当时的场景：“豫章公园周围都排列着警察队伍，街上架着机关枪，谁也不准从路旁跑入街心。戴着脚镣手铐而站立在铁甲车上之方志敏，其态度之激昂，使观众表示无限敬仰。观众看见方志敏后，谁也不发一言，大家默默无声，即使蒋介石参谋部之军官亦莫不如此。观众之静默，恰证明观众对此气魄昂然之囚犯，表示无限之尊敬及同情。”
1955年，江西省成立“方志敏遗骨调查领导小组”，开始寻找他的遗骨。“妈妈通过种种渠道，终于找到了原国民党南昌看守所所长凌凤梧先生。当年这位凌先生被方志敏的革命意志和爱国主义精神所感动，产生了同情直至暗中支持，把父亲在狱中15斤重的镣改轻为5斤，并变相解决了父亲在狱中书写遗著的纸和笔。”方梅回忆。
1958年，钉有脚镣的烈士遗骨被发现。“根据我父亲1.80米的身高和36岁的年龄，调查小组还特地请苏联专家共同参与鉴定。经过专家们反复仔细检测，包括对那副脚镣做了光谱测试，最终从79根尸骨中鉴定出9根(块)是我父亲方志敏的遗骨。”方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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