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伟业》明日上映，中影集团董事长、《建党伟业》导演接受本报专访，首谈新片创作缘起，回应热点话题
韩三平：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类型电影
在《建党伟业》上映前一周，影片导演之一、中影集团董事长韩三平穿着家常的黑布鞋，在办公室里接受了记者采访，这是他首次就《建党伟业》接受媒体专访。谈起1911年到1921年那段历史，他像是进入了时光隧道，旁人根本无法介入和打断。有时手里的香烟快要烧完，他才从自己构造的强大气场里“苏醒”过来，问记者：“我刚才讲到哪里了？
采访快要结束时，韩三平收到一条短信，一位素昧平生的无名氏在上海看了《建党伟业》后，感到热血沸腾，特意向他表达感谢，还说有机会要向他学习。韩三平哈哈大笑：“我这个电话基本上是公众号码，每天都能接到无数短信，想当编剧的，想当导演的，想送剧本的，向好电影送上祝贺的，向不好的电影提出批评的，都有。我这个手机短信经常指导我的创作，指导我对中影集团的工作，这是大实话。”
【缘起】 这次是我们主动请缨
新京报：黄建新导演曾说《建国大业》像作业，《建党伟业》像作品，为什么这么说？
韩三平：当时拍《建国大业》是交给我们的一个任务，甚至可以说是临时交给我们的任务，而《建党伟业》是我们主动提出要拍的。其实说实话———这个话说出来，可能人家都不一定相信，确实是那段历史、那些人物、那个时代从情感上打动了我，这是一种真情实感的流露，不是说哪个领导、哪个上级机关让我来抓。
新京报：这是否与你的个人经历有关系？
韩三平：对我和黄导个人来讲，这是一种信仰。我们都是有着四十年以上党龄的老共产党员，四十年前我们加入中国共产党时是宣了誓的，这是对主义的信仰，是对自己的诺言。多年以来，我们一直恪守着这个诺言，这是我们的热情所在，我表达这种热情的方式，就是《建党伟业》这部电影。
新京报：对于影片巨大的制作团队来说呢？
韩三平：支撑我们团队的是对这个党的热爱，这一点上我们理直气壮，毫不夸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既有苦难，又有无数的成功和失败，到1945年，注册过的共产党员有680万，而为革命献身的有370多万，才取得了1949年的胜利，如果没有这么大的一个执政党，中国是很难想象的。
我们身边的一帮年轻电影人也在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支撑这么多人来拍摄这个电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就是追随当年50多个共产党员的那种信仰。
新京报：《建国大业》取得了很好的市场反响，这是不是促使你拍《建党伟业》的原因之一？
韩三平：我记得我是2009年9月10日在重庆提出这个想法（拍摄《建党伟业》），当时《建国大业》还没有在全国放映，但试映的效果不错。我当时一提出《建党伟业》的设想，就得到了黄建新导演和年轻编剧们的一致同意。
新京报：如何把握这样一个重大题材的剧本？
韩三平：我们历来是两个角度：一方面按政府规定，经过电影局重大历史题材小组的多次审查；另一方面是找大量的青年电影工作者来研究和商量。
有次我说，我们就把《建党伟业》当成一个年代戏，用平常心来拍摄，那个年代丰富多彩，可以是十里洋场的风花雪月，可以是上海滩黑帮的尔虞我诈，也可以是一帮理想主义者成立了一个政党，都是在那个年代。但是哪件事更有生命力？历史证明这段历史更有生命力，我希望年轻人都去了解。
【创作】 最好看的就是真实的历史
新京报：一部成功的电影，光有信仰和情感恐怕还不够。
韩三平：电影是综合艺术，评论一部电影，首先要说的是好不好看。没有精神力量不行，仅有精神力量也不行。黄建新导演说过的一句话我很同意，他说最好看的就是历史事件，它的真实感是编剧编不出来的，而这种真实性本身就很动人。所以我们采用了三大段落，用事件把故事结构起来，既突出历史的纵深感，也印证了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新京报：重现这么多历史事件，怎样处理才能区别于纪录片？
韩三平：我和黄导演总跟剧组的工作人员讲，我们要用平常心还原这段历史，要拍得尽量客观。与此同时，我们采用了很多类型片的讲述方式，比如第一段故事是黑暗的混乱的，有点像黑帮片；中间这个段落是开放的碰撞的，带有政论的色彩；第三段是我们重点渲染的，因为13位一大的党代表，平均年龄28岁，最小的18岁，它有一种朝气蓬勃的感觉，可以采用青春片的拍法。
新京报：你认为拍摄这段历史的难度在哪里？
韩三平：困难有很多，比如这段历史中涉及的场景，要么荡然无存，要么年久失修，要么成了旅游胜地。比如南湖的船，它现在是一个红色旅游景区，我们无法还原当初的历史面貌，后来只能在棚里搭建一艘船，然后用电脑来合成。
新京报：如果和《建国大业》相比，你如何评价《建党伟业》？
韩三平：《建国大业》的拍摄时间相对紧张，成本也相对较低，我们的经验也不够。《建党伟业》因为有了足够的时间和更多经费，特别是我和黄建新导演有更多心理准备，加上我们主观上的情感想拍这部电影，所以它的制作更加精致；其次，这个故事的结构更好看；第三，它是由一大批观众喜爱的青年演员出演，比如刘烨、陈坤、周迅、范冰冰、廖凡、吴彦祖、张震等，都是很受年轻观众喜欢的演员。
新京报：你多次提到“青春”，《建党伟业》是否有意吸引更多年轻观众？
韩三平：用人要大胆，我们的许多关键岗位，比如编剧、作曲、剪辑、制片，都是年轻人，比如我们年轻的编剧董哲，今年才32岁，他是一个党史发烧友，对共产党历史的了解比我还深。我在现场经常一个电话就能查到所有的资料，这些年轻人和我们一样热爱中国电影，热爱我们的历史。最重要的是，年轻团队的感觉更接近现在的电影观众，这是我的根本出发点。因为这部影片的一大半都是在讲年轻人，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情怀和献身精神，今天的年轻人不能说完全没有，但肯定无法与那个时代的人和事相比，因此我们希望通过这个电影让他们看到自己内心想追求的东西。
韩三平：老有记者问，这些明星冲着什么来，我说他们冲的就是这部电影，冲的就是这些角色。从《建国大业》到《建党伟业》，我发现明星们不在乎戏多戏少，而在乎他们的角色是什么样的。我只用一句话就能打动他们：你们演的都是历史上真实的人物。所以拍摄时我们特别省劲，因为演员自己都去研究这些历史人物，饰演宋教仁的张涵予成了宋教仁专家，冯远征饰演陈独秀，最后成了陈独秀专家。
新京报：但这么多明星，怎么让每个角色都生动、立体？
韩三平：有观众质疑，这么多人物，能刻画好吗？其实一个人的一辈子，能有一两笔精彩之处就不错了，我们选的就是每个人物最精彩的一两笔。比如朱德，我们直接把他放在战斗场景中，真枪实弹骑马挎刀，一个骁勇善战的形象，足够了；比如陈独秀，他除了是学者，还是一个演说家，所以我们特别安排了几场演讲；还有李大钊，他有独到的见解，所以“建立我们自己的政党”这句话是从李大钊嘴里说出来的，这就是他和陈独秀的区别；再比如张勋，他就是个小丑，电影里刻画了一出张勋的闹剧，他在自己的辫子上挂上风筝去放飞，讨小皇帝欢心，风筝飘着飘着，上面飞来两架帝国主义的飞机，把紫禁城炸得稀里哗啦，这一笔相当精彩。我觉得不需要过多笔墨，一两处细节就能把人物刻画得很生动。
新京报：听一些看过电影的观众反映，影片中的陈独秀刻画得特别出彩，怎么做到的？
韩三平：陈独秀的性格非常有魅力，最早他还不是党的领袖，仅仅是作为北大文学院的教授，就能独自跑到电影院去撒传单，这种性格非常具有战斗性。片中陈独秀有一句台词：“我和马林有分歧，最好不去参加这个会”，这表现了他对共产国际的既合作又独立的精神。而这些细节都是真实的，假如陈独秀没有这样去撒传单，就算编剧编出来，恐怕观众都觉得假。
新京报：为什么一定要全部用明星来演呢？例如让吴彦祖演胡适、张家辉演梁启超。
韩三平：你仔细看吴彦祖的造型，和胡适的相似度达到了90%。其实我们还不够大胆，美国导演更大胆，让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来演《胡佛传》里的胡佛，他是一个青春偶像演员，居然能演FBI的传奇人物胡佛，可见观众要看的只是一个银幕中的形象，外形像不像不是最重要的。从《建国大业》开始我就说了，选演员的标准是形神兼备，还要有一定成就、广受观众欢迎，这就一定要用明星。
新京报：《建党伟业》的出品单位多达几十家，比《建国大业》翻了好几倍，为什么？
韩三平：这是我们始料不及的，我觉得这里面大家有两个心态，一个是《建国大业》成功了，大家觉得《建党伟业》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第二个是大家冲着建党来的，都愿意出份力，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你说能挣多少钱？其实挣不了多少，这些都是大公司，包括一些民营公司，他们图挣钱吗？我觉得他们不是图这个，有很多人说，字幕上有个名字，我们觉得是光荣，你注意是光荣不是骄傲，这是不一样的，这就够了。
新京报：拍《建党伟业》，和你拍其他的电影相比，有什么不一样的体会？
韩三平：我们拍《建党伟业》，一直在“好看”两个字上下工夫，观众需要多种文化的享受，《建党伟业》是其中一种，是千百万优秀电影中的一部，这样的电影我们是还要拍的，我坚信观众是愿意看的，只要你拍得好。毛泽东写的那五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为人民服务”，现在还闪着金光，你简单套用过来，就是为观众服务嘛，要不然电影产业没有出路。
新京报：这个系列老是你和黄建新导演来搭档吗？
韩三平：也没有“老是”啊，总共才两次嘛！我和他同学近30年，彼此非常熟悉和了解，你找人吃饭，也会找个熟悉的人对吧？再说，黄建新也是一个30多年的党员，他也热爱这段历史，他也是宣过誓的，既然是一个党员，他也必须恪守，要为这个党的理想信念服务，这是一种信仰。同时，他的电影感觉也很好。
新京报：《毛泽东传》确定要开拍吗，目前筹备到什么阶段？
韩三平：这样的电影我们肯定还要拍，而且要拍好，《建国大业》和《建党伟业》之后，我们的团队无论是从精力还是体力上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进行沉淀和思考，以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这样才能把下一部电影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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