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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本身点燃了我的创作激情"——关仁山访谈
 
长篇小说《麦河》一经出版,就引起多方关注与好评,被认为是作者对自己创作的一次成功超越。近日,记者采访了作者关仁山。

  记 者:从《福镇》《天高地厚》《白纸门》到《麦河》,你的作品一直关注农村、农业、农民,关心乡村命运,注重表现几十年来农村的沧桑巨变。在创作中,你如何敏感地捕捉时代变迁中农村生活的变化?

  关仁山:用小说描绘现实农村,有难度,更有挑战,因为距离太近,这不仅是时间的距离,同时也是审美的距离。可是没有办法,我喜欢接受这种冒险和挑战。现实农村的每一个变化,我都感兴趣。这使我想起了一位农民读者来信中的一句话:“描写农民的作品,就像麦子、棒子、大米、大豆和高粱一样,不昂贵,不起眼,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普通大众最需要它。”我总在问自己一个问题,今天的文学到底还有没有面对土地的能力?广大农村发生的一切,众多农民的生活,是我们中国最基本的“国事”。今天的调整和明天的政策,比如《天高地厚》写到的免交农业税,还有《麦河》写到的土地流转,其实都属于“事件”,是瞬息万变的现象,是历史长河中的浪花,如果不把它放在历史深层结构中去考察,我们就会被现象迷惑。所以说,我们还是应该贴近人心,体验农民的心灵,寻找属于这个时代的精神“内核”是什么。换个说法,我们尊重农民,尊重他们的尊严,除了尊重他们生活的场景,还要尊重他们生活的逻辑。今天农民心理是多层次的,历史的、文化的东西也必然沉淀到他们的心理中去,传统农民要转变成现代农民,要经过艰难漫长的路程。农村正以迟缓、渐变、多样的形式出现。就像春天的冰河,表面千里冰封,但在大河深层,坚冰在悄悄地消融,河水变得湍急。

  现实生活不好表现,作家在当下生活面前碰上了很大的困难,包括认知的困难和表现形式的困难。抛开惯性写作,寻找新的空间。说到敏感与捕捉,我没有这种特殊本事,说到底,还是生活本身点燃了我的创作激情。文学能不能超越事实和问题本身,由政治话题转化为文学的话题?“三农”的困局需要解开,我创作的困局也需要解开。我走访中发现,农村的问题很多,如农业现代化问题、土地所有权问题、农产品价格问题、农村剩余劳力出路问题、农村贫富分化问题、农田基本建设问题、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等等。我感觉核心问题还是土地问题。这是一个敏感话题,农村和土地走进了时代的漩涡。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农村非但不能跨入现代社会,甚至会出现混乱、停滞或倒退。土地问题怎样解决?有人说,搞现代农业,应该首先解决土地所有权问题。可怎样解决却众说纷纭。于是,土地流转开始了,《麦河》就写了土地流转的复杂性。于是,让我们的农民在不确定性中寻找道路。

  记 者:《麦河》成功塑造了瞎子白立国、曹双羊、桃儿等一批各具特色、血肉丰满的新农民群像。你如何理解农民形象的“新”?

  关仁山:文学的任务是要塑造新形象,新与旧是相对而言的。呼唤创新的时候,还不能割裂过去。在塑造曹双羊的时候,我就说过,今天的梁生宝是什么样的?我要塑造今天的梁生宝。《麦河》出版后,有些评论家说这本书最突出的文学实绩,是塑造了现代农民形象——曹双羊。曹双羊终于从为了财富打拼天下的传统农民,蜕变为一个搏击市场的现代农民。大家还认为他是一位独具思想和艺术个性的新农民形象。曹双羊的性格和胆魄是不同凡响的。他胆大、心硬、执拗,在创办企业、开拓市场、整顿管理、联盟官商等方面,常有惊人之举,不达目的绝不罢休。“老虎的屁股,球儿!”是他的口头禅。他守信、仁义、重情,在处理亲人、朋友、乡民以及家庭、商界、官场等复杂关系中,表现出一种宽阔的胸怀和真诚的品格。他对农民与土地有超常的爱,但是他农民式的从商理念同商品社会灵活的游戏规则格格不入,这是他遭遇失败的深层原因。但是,他就是在痛苦的阵痛中,在失败中站立起来,革命性地完成了农民人格到商业人格的转型,从而完成当代社会生活中真实的英雄精神的挖掘和重塑。曹双羊就是这样打拼过来的,他不算农民英雄,但他是一个有缺点的能人,是另一种新农民。

  文学的发展过程是对人、人性、人道和人的精神的认知过程,它是描写人、认知人的历史。我在乡村经历和可能经历的最美好事情,不仅对我的创作有用,而且对我的人生态度有深远的影响。要冲破旧有的模式,就要捕捉新生活的暖流,从熟悉中寻找陌生,探寻一些本质性的东西。

  如瞎子白立国,我太熟悉这类人了。作为小说叙述者,乐亭大鼓艺人白立国不仅要完成故事叙述者的任务,而且也是乡村的另一种能人形象。“瞎三”白立国心地善良、富于农民式的幽默和智慧,他虽然失明,但关心着鹦鹉村的大事小情,成为全村不可或缺的公众人物。他不仅善唱乐亭大鼓,还会运用《周易》的理论为人算命占卜,可以说是民间文化的一个载体,也是民间道德的化身。他同曹双羊的碰撞和与桃儿之间的感人爱情就足以证明。桃儿是个美丽善良的农村姑娘,她失过身,又由于卖淫被抓,自杀时被白立国救了。从此,她为了感恩而爱上大她15岁的白立国,并走上了自我救赎的道路。改革开放以来,牺牲了一批桃儿这样的女人,她们的救赎应该是一个重要问题。无论怎样无奈和忧伤,社会还是要面对她们的,应该给予她们一些温暖。

  塑造新农民,我有这样的想法:面对今天农村风云际会的宏阔背景,作家应该怀着一种现代意识,从人性复杂多样的角度,来审视乡村社会所有人的行为动因。这样我们就能从新鲜的生活流里找到新意。所以,面对复杂的乡土世界、复杂的人物内心,作家还是应该宽容一些、宏大一些。

记 者:《麦河》里对当下农民的精神状态、人与土地复杂关系的准确把握及反思很吸引人,“这是一部土地的悼词,也是一首土地的颂歌!”在这种巨大变革中,文学作品如何更好地参与到这种进程中?

  关仁山:评论家陈晓明说《麦河》把悼词写成了颂歌,把颂歌写成了悼词。实际上,就中国农民与土地关系来讲,哀乐和颂歌是杂糅在一起的,听着让人感奋,听着让人落泪。土地史就是文化史和精神史。土地养育了我们,同时给了我们忧患的意识,它那经历苦难所焕发的再生、再创造的涅槃意识,足以震撼我们。同时土地也像一条河流,围绕着这条河,百年歌哭上演了,有的时候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点上认知现实,会获得对现实的思想见解。我们看到了大河奔涌的背后,中国农民在漫长的城市化进程中所上演的人生活剧。

  现在想来,大工业越发达,我们每个人的内心越想留住一片土、一片净土。这是一部土地的悼词,也是一首土地的颂歌!我想把人放逐在麦田里,让他们劳动、咏唱、思考,即便知道前方没有路,也不愿放弃劳动和咏唱,也不愿停止前行的脚步。今天物质狂欢的时候,我们想过没有,我们奉献了什么?我们奉献了土地。

  记 者:你的主业是小说创作,而你创作的报告文学《感天动地——从唐山到汶川》获得了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你认为小说和报告文学创作有什么相互借鉴之处?

  关仁山:我创作过4部报告文学作品,以后还会在小说和报告文学中穿插写作。尽管这样,我还算是小说为主的作家。但是,报告文学有时不被看重,其实是不对的,报告文学从社会道义和良知出发,记录变革时代令人激动的人和事,真实而客观,这也需要小说家好好学习。我非常崇敬报告文学作家。小说的写作手法,如果运用到报告文学创作上,会增强艺术感染力。

  记 者:《麦河》刚荣获“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有专家认为你过去作品写得过于实,而《麦河》有了浪漫和空灵,是你对自身创作的成功超越。你是如何完成这种超越的?

  关仁山:《天高地厚》之后我心情苦恼。表现农民的方式有许多遗憾。有人说苦闷是我们创作阶段上的否定过程。艺术上怎样出新?如何把政治话题转化成文学话题,是需要读书和思考的。雷达在评论中说,“《麦河》保持了现实主义的基调,但同时透示出浪漫主义的色彩,展示出一种魔幻般的迷人气息,使这部关注土地、河流与村庄的作品具有了形而上的风格。”这是对我的鼓励,我自知还可以继续做好。但是,选择视角的自觉性,是写《麦河》才有的。小说以盲人和苍鹰的“穿越”视角叙述小说,是为了克服意识形态视域以及现实的困惑对于小说写作的制约,力求实现历史与现实、真实与虚构、思想与艺术在小说中的有机融合。我引用了中国式的魔幻,让瞎子与鬼魂对话,虚实相间,增加了历史厚度,还能节省篇幅。我还使用了民间传说、神话,这样造成浪漫氛围,让该飞翔的飞起来,看来得到了读者初步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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