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间，吕洞宾是一位与观音菩萨、关公一样妇孺皆知、香火占尽的人物，他们合称"三大神明"。唐宋以来，他与铁拐李、汉钟离、蓝采和、张果老、何仙姑、韩湘子、曹国舅并称为"八洞神仙"。在山西民间信仰中，他是八仙中最著名、民间传说最多的一位。谈到八仙传说，人们不禁会问：吕洞宾究竟是仙，还是人？他的故乡在何处？
吕洞宾，原名吕岩，故乡在河中府永乐镇（今山西永济县）。他出生于世代官宦之家，祖辈都做过隋唐官吏，吕洞宾自幼熟读经史，有人说他曾在唐宝历元年（公元825年）中了进士，当过地方官吏。
后来，他因厌倦兵起民变的混乱时世，抛弃人间功名富贵，和妻子一起来到中条山上的九峰山修行。他和妻子各居一洞，相对可望，遂改名为吕洞宾；"吕"，指他们夫妇两口，两口为吕；"洞"，是居住的山洞；"宾"，即告诉人们自己是山洞里的宾客。他的道号为纯阳子。他在弃官出走之前广施恩惠，将万贯家产散发给贫民，为百姓办了许多好事。民间传说他在修炼过程中，巧遇仙人钟离权，拜之为师。
修仙成功之后，下山云游四方，为百姓解除疾病，从不要任何报酬。吕洞宾一生乐善好施，扶危济困，深得百姓敬仰。他死后，家乡百姓为他修建了"吕公祠"，以示纪念。到了金代，因吕洞宾信奉道教，于是将"祠"改成了"观"。元朝初年，忽必烈知道吕洞宾信奉的道教在群众中颇为流传，就想利用宗教和吕洞宾的声望巩固自己的统治，派国师丘处机管领道教，拆毁"吕公观"，大兴土木，修建了"永乐宫"。从修建大殿到绘完几座殿堂的壁画，历时110年，几乎与整个元朝共始终。
吕洞宾本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物，而在民间长期流传中，却象雪球的滚动一般，故事愈来愈加丰富，成为一个箭垛式的传说人物。民间流传的吕洞宾传说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儒、道、佛三教交融。吕洞宾修习方术，得道成仙，这是道教出世思想。他成仙之后则要"度尽天下众生"，这又体现了儒家"兼济天下"的入世思想。而那长生于人世、乐于施舍的所作所为，又是佛教思想的反映。从吕洞宾传说中可看到山西民间信仰中三教文化融合的印迹。二是不断增加世俗化内容，如吕洞宾时常出现于酒楼、茶馆、饭铺等吃吃喝喝，走后留下仙迹。他放荡形骸，不拘小节，好酒能诗爱女色，所谓"酒色财气吕洞宾"，所谓"吕洞宾戏牡丹"（白牡丹为当时名妓），都为人们所熟知，这些世俗生活内容，使吕洞宾这位仙人更富有人情味，赢得了百姓喜爱。三是与文人传说相结合。吕洞宾修行出走之前的儒者经历，以及他饮酒、赋诗，追求山林的情趣，更适应了中下层文人口味。在故事流传过程中，附合了许多文人传说因素，使他同时成为失意知识分子的形象的神仙代表。吕洞宾传说的这些特点是在长期流传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多种文化现象的积淀，使得这类传说的研究意义更为深远。
2003年10月24日《羊城晚报》B6版刊有史云龙先生的《我国有几部〈西游记〉》一文，文中说到"我国有几部《西游记》？两部。一部是元人邱处机所著；一部是明人吴承恩所著……邱处机，何许人？他原来是北京北云观的道士，很有才华，元太祖忽必烈打天下的时候，很崇拜他，尊他为神仙。在元太祖进军中亚细亚时，他随军出征，写了一部游记叫《西游记》……因而就把邱为游记《西游记》写的书序印到了小说《西游记》的前面……到了清代乾隆年间，钱竹汀在《永乐大典》里面发现了邱处机的《西游记》。"
据笔者考证，这里面有几处与史实不符。第一处显面易见的错误是元太祖不是忽必烈，而是成吉思汗（1162—1227），忽必烈（1215—1294，1260年即位）是元世祖；第二处错误是第一部《西游记》并不是邱处机（1148—1227，字通密，号长春子，世称长春真人）所著，而是邱处机的弟子李志常（1193—1256）所著（①）；第三处错误是邱处机并不是北京北云观（白云观？）的道士。邱处机乃全真教第五代掌教宗师，西游归来后住持天长观。天长观创建于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邱处机于1224年住持天长观，1227年诏改为长春宫，邱处机于1227年7月逝世后，其弟子买长春宫东下院以葬邱处机，从此称此下院为白云观（②）；第四处错误是成吉思汗进军中亚时，邱处机并不是随军出征，而是应邀讲道（③）；第五处错误是《西游记》的序并不是邱处机所作，而是邱处机的好友孙锡所作（④）；第六处错误是钱竹汀并不是在《永乐大典》里发现《西游记》，而是在《正统道藏》一书里发现的。
李志常所著《西游记》全名《长春真人西游记》，是记述邱处机应元太祖成吉思汗之邀，于太祖十五年至十九年（公元1220年至1224年）赴西城途中的见闻。该书分上下两卷，上卷讲述邱处机的西游经历，下卷记述邱处机讲道及东归住持天长观事。公元1219年，邱处机分别接到金、南宋和蒙古的邀请，他审时度势，拒绝了金和南宋的邀请，独应蒙古成吉思汗之邀，于太祖十五年（公元1220年）正月十八日率弟子十八人，从莱州（今山东掖县）出发，于太祖十七年四月五日抵大雪山（今阿富汗兴都库什山）成吉思汗军营。邱处机于十月十五日，十九日，二十三日三次向成吉思汗讲道，问及为治之方，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问及长生之道，则告以清心寡欲为要，"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邱处机的回答深得太祖的礼敬，尊其为"神仙"。太祖十八年三月十日，邱处机辞别成吉思汗，于十九年春抵燕京，受邀住持天长观。邱处机于太祖二十二年七月七日去世，其主要著作有《大丹直指》、《摄生消息论》、《蹯溪集》等，均收入《正统道藏》。
《长春真人西游记》记录了邱处机以七十三岁高龄，越高山、涉大川、跨戈壁、渡沙漠，崎岖数万里的西游历程，对沿途的自然景观，山川草木，风土人情，均有详细的记述。书中还记录了邱处机沿途所作的诗篇七十余首，颇有文学价值。此书可与晋代法显的《佛国记》，唐代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相媲美，对研究元史、西域史、地理、民俗等均有参考价值。
传统以为老子的哲学是深奥的，因为他用较浅的意思，来代表较深的；以较少的，囊括较多、甚至是无穷的东西。它不易懂，是因为它涉及了"有"和"无"这两个既不同、而又同一的概念。
我承认我无法按照老子所表达的来理解他。因为很多并不如他讲的那样子，而有些似是较高的境地，反而显出较低的模样，又因为遮盖着"有"和"无"这层神秘的面纱而显得貌似深奥。
老子的哲学有着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是内心中对现世界深刻的绝望，但是他的个人气质、他的才智，使他理解到这里有一条通向"无"的大道；究竟这是怎么消融了他的绝望，我不知道。这也许是一种宗教。
另一方面是与"出世"相对立的迟迟疑疑地想做什么的这种努力。一切是无，无为即是有为。这都源出于政治：人们所遭受的、暴政、权力的祸害，这一切都无从避免，在任何时代，至少老子所见的；如果能有"无"这种境地，能容纳人们，即使是精神上的，也不可以不说是一种救世之道。
或许他的绝望是隐而不见的，也或许是他并不知道自己的绝望；所以他并不说人生在世上就是痛苦的，也不说存在即是恶。而是说有一条隐匿的大道，人们看不到；它源出万物，而万物复归于它。因为谁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所以姑且称为"无"。并且所有的东西，最终归复到它清幽的源头——虚静，你刻意寻找的东西，你执意要做的事，反而消隐在熹微中，终止于"无"；但是"道"在幽冥中，却把诸物显现出来，所谓无形才是形，无名才是名，无知才是知，无德才是德；浊水静之，只要你能等，它慢慢就会变清；安者动之，只要适时，新的就会出现。恰当地进退于"有""无"之间，才谓之道；其实真正理解了"无"，也就懂得了道。从某种意义上讲，无才是大道。
这些话都很动听，但最终要落到实处，你能在"有"的纷纭复杂的各种冲突中立于不败吗？如果能在各种冲突中知己知彼、应对自如，假使还是这个老子，我想他肯定就不需要"无"这种境地了。所谓大道，也不过是止于"有""无"之间所做的某种回旋。
那意思不过是说，适时地出世，适时地入世。如果时代清明了，你就出来做事情；假使这个时代混乱了，你就隐退。话虽可以这么说，但做起来就不一定了，就算生在唐玄宗的时代，看到了现世的繁荣、昌盛，我以为可以出来做点什么；问题是，我并不知道哪一天"安史之乱"会突然改变这一切，而等到"安史之乱"真的发生了，即使我想隐退，席卷中国的战火也早已使我无处可退了。而且，困难还在于，我要出来做事情，从事政治，我怎么会预知这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即使是达到盛唐，这也需要一段时间，需要诸多的政治变革，对各种制度所做的选择；我不能保证这个时代会变成什么样，尤其上面有一个高高的君王、许多的权臣，决定不在我，这需要判断，但不一定可靠。你害怕遇上商纣，你离开了；结果人家成了文王，你错了。要么你当一个文王的时代去做了，偏巧是遭遇了商纣，你最终还不得不在当屈原呢，还是做一个什么样的佞臣之间做出选择。这显然不是老子的本意。
对于人类而言，如果灾害是不可避免的，那么麻痹人或指出有什么心灵的救治之道，这中间并无太大的差别。但假使灾害是可以避免的，不管从较近、或较久远的意义上说，仅仅是麻醉人，而不做任何可能具有实效的事情，这无论如何是不能值得称赞的，那么对待这种哲学也一样；因为灾害是如此之深，历史的创痕是如此之痛。
也或许更多的时代，既非商纣也非文王的时代，浑浑浊浊，苟延残息；更确切地说，应该即是商纣、又兼文王而稍有之的时代，是所谓浊者不浊，清者不清。那么老子混淆清浊，是不是仅仅在为浑浑噩噩做辩解，给无所作为而开脱；更进一步，夸大从无知所产生的知，从无为诞生出卓多意义的作为这种巨变。同时也显示出一种个人气质无法与昏沉的时代相融合的心理状态，因为既无法彻底自沉，而同时又难有明确的得救之道。
某种思想，不经过批判，它就会逐渐变得不可理解；要是落到逢迎者的手里，它就会变成"孔孟之道"。即使僵死了两千年，也不知有人抹去它的"光彩"，哪怕只是灰尘。
所以思想只有通过批评才能找出真谛。
而且，我不以为老子解决了这种困难：无知怎么蝉蜕成知，而无为怎么最终演变为有为。
我不相信纯粹的无知会陡然变成智慧，纯粹的无能为会一下子变成大的作为。
我想那意思不过是说，无知只是有知而不表示出来，能作为而不作为称为无为。这样，这种转化才可能。也只有这样的无知无为才配得上老子。可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知无为，这是貌似"无"之下的充实，何以非要有这种姿态？那只能指向一种心态：恐惧和疑虑。
帝室的继承者之间所做的竟争，失败者最后假充痴呆或疯癫，以避免被残害；以及一些有实力的威胁者、甚至是窥伺者、异己的思想、言论，都面临过这种状况。也许该指责的不是老子，而是历史。
老子哲学最主要的两种东西就是"有"和"无"：有和无的转换，从有逃到无，从无生出有。
老子说，一般意义上的为并不是为，知也不是知；只有从无为演变出的为，才是有为；从无知产生的知，才是真知；习常见的，都是会灭亡的，不恒常的，易逝的，有损的，不能留住的；如果你刻意要做什么，也一定会遭到这样的命运。所以说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
假如你理解了大道，你就会察知这一切，你就会一心身处于"无"，无欲无求。毁掉贪欲，就不存在金玉和财富；不凌驾于人，就没有了权力和政治；去除机巧，人们便不再欺诈和无信。天下不治则平，人不教则知礼仪，家不给则富裕。从这种意义上讲，才有所谓知，才可以叫有为。
这在哪种意义上对，在哪种意义上错呢？
假如建立了个人权利得以保障的民主制度，那么老子的哲学就只是一种个人的情趣了。假使你身处个人毫无权利可言的专制制度，则老子的哲学试图为个人提供一种明哲保身的方法，这方法在哪种程度上有效是很不相同的。在汉初信奉老子的知名人士中，张良功成显名而身先退，陈平则相反依据明智的谋略而居于最前潮。汉初的统治者部分因为喜爱老子，无奢无求而稍注重德行，使百姓得到休养生息；另一方面，它的苛酷又与秦时无太大的分别，这就是所谓汉杂百家而治。等到后汉腐败的政治已成不可挡之势，一场狂暴的风雨将至时的阴云密布，已使得任何哲学都毫无了用处。
从个人的角度说，如果你是一只寄居蟹，你且不可贸然走出你的壳子，使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即使你也有钳子；因为猎食者太多，而危险无处不在。你起码要聪明地看一看，果真没有危险，你方能走出来。这算好的劝告，不算好的哲学。
在理想的情况下，所有的猎食者都没有了，危险彻底解除，寄居蟹们全都可以扔掉壳子了；那时候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也不失为一种"大同"。但是首先要抹杀各事物之间的差异，不管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而有时这差异能大到仿佛一在天之南，一在地之北；如何处理这些差异才真真是困难的，至少从老子的哲学做不到。
我们不得不说老子的极至——大同，仅仅是一种想象，与此相联系的知和有为在很大程度上也不具备老子所付与它的作用。了解一种哲学须放回到它所诞生的时代，理解与之相伴的历史。理解了身所处的社会，所由来的历史，也就懂得了它的哲学；懂得了它的哲学，也就能更看清孕育它的历史。
在真正的历史中，灾害是如此之深，又无处不在；贫穷、疾病、洪水等自然灾害，而更多是人造成的、是某种政治所加于人身的。暴政、苛酷的刑法、数之不尽的征役赋敛，朝野里有权者无休止的相互迫害，对整个人性所进行的无止境的剥夺和残害……这一切有哪些是老子亲见了的？又有哪些是老子所预见而又不太能确定的？如何从这深重的苦海里解救众生？老子的哲学行吗？能做到哪些事情呢？
你可以看一看老子哲学以后的演变。老子有为的一部分后来演变为法家的刑名，而庄子则纯粹净化了老子的虚无。庄子天性中乐观主义的成分，使他把"无"加以纯粹的美化，象蝴蝶，象高飞的鸟，甚至象诗，并且和实际的世界不再有任何的联系。古典小说中，甄士隐、贾宝玉经过剧痛后的顿悟，就是这个意思；只不过在庄子这里把经历的痛苦给虑去掉了。但是真正的源出依旧是历史的某种创痛。所以庄子也说，你要是繁茂的树，你就会被砍伐；你要是生长的歪歪扭扭，就没有人来砍伐你了，因为没有用。问题又回到现实中来了，还是要躲避现世的祸害，而祸害终究是人造成的，是按过去的方式避免不了的。因为有用，繁茂的会遭到砍伐；但是按别的用途，也许不繁茂的一样会遭到破坏。
一如孔子想把"权力"掩盖在伦理下，老子试图把权力藏匿在虚静里。但是取予者马上就会拔开云雾，找到"权力"这柄剑的实物。韩非是理论上的实例，他同样出自虚静，铸成了精神的这把"权力之剑"，也直至自己被宰杀；而大多数的政治家则是实践上的例证，他们在历史的舞台上，不遗余力地争抢这把有着两面利刃的"权力之剑"。因为两边的利刃都同样能割伤人，在加害于别人的同时，也一样能刺伤他自己，这就成了历史残酷而暗淡的源头。
从焚书到文字狱，从政治迫害到各种政变，苛酷的刑罚，数不尽的镇压和叛乱；在政治的舞台上，兄弟是敌人，朋友则是仇者。这正是老子所不愿见的。我想老子并没有能哄住他们，他骗住的是那些有才智的知识分子。他们相信了老子，放弃了真实的世界，退隐到山野，至少是精神上的，歌山咏水，与世不争；把才智置于无用的虚地，把生命放在不为的荒谷。
那么社会，由谁来改良呢？这是老子真正的害处！
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物皆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由己」。以超然的心态看人、事、物则无贵贱之分，人世间每件事都很重要。像慈济医院需要有医生才能救治病人，但是清洁工难道不重要吗？如果没有清洁工人，病房不清洁怎能住人？手术室无人整理，怎能再使用？所以，对人事物若以清净的道心来看，根本没有贵贱之分。 「以物观之，物皆自贵而相贱」，人人都希望多赚一些钱，让自己的环境好一点，总是希望自己步步高升，而要升高自己的身分，则要把别人压下去，因此会自抬身价。这就是一般人以凡夫心来衡量贵贱，所以自认为高贵，别人则是低贱的，这是不正确的处世态度。 「以俗观之，贵贱不由己」，由整体的分工来看，贵贱根本不由己，因为人的福报因缘不同（这与自己的前世修为有关），而一切环境都需要有人配合，一切任务也都要有人帮忙推动才能圆满达成，因此，只要尽本分，就能得本事。
《庄子》一书，把合乎自然规律看作为养生、治国的最高境界。《养生主》篇指出"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即顺着自然的理路去养生才可以享尽寿命。庖丁解牛由于把握了牛的纹理，所以那把解了几千头牛、用了十九年的刀，其刀刃的锋利像刚从磨刀石上磨过一样。《德充符》篇里谈到"才全"时，庄子认为人如果了解死生、穷达、饥渴、寒暑这些自然规律的运行，就可以做到"才全"。因而，庄子说"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也就是说，人不要人为地损害自己的本性，而要顺应自然。故而，对于生死，庄子说"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认为人的死生是自然规律，犹如昼夜交替那样永远地变化着，应该应时而生，顺理而死。
在治理国家上，庄子说"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认为人如果顺着自然的本性而不用半点私意，天下就可以得到治理了。所以，庄子理想中的圣人都比较淡漠无私，而老子心目中的圣人不仅无意于远离世俗，还在处理事物中运用自然规律来权衡利害得失。
鸠摩罗什尚未来到中国以前，中国佛教初期最伟大的译经家就是竺法护。大乘佛教的中心，最重要的经典《法华经》，也是竺法护以《正法华经》为题译出，流布于世。罗什以前，到中国的译经僧虽然很多，但以译经部数来看，竺法护的成绩最为可观。
竺法护，又称昙摩罗刹(梵 Dharmaraksa )， 月氏国人，世居敦煌郡，八岁出家，礼印度高僧为师，随师姓"竺"，具有过目不忘的能力，读经能日诵万言。为了立志于求学，不辞辛劳，万里寻师，不但精通六经，且涉猎百家之说。
晋武帝泰始年间(二六五——二七四)，寺院、图像、佛像等，普遍受到崇敬，然《般若经》等方等部的经典还在西域，未能完全传布于中国。竺法护发愤立志弘法，随师游历西域诸国。据载，他能通达西域三十六国语言，熟谙印度、西域各国的字体、发音等，具备这样的能力，确立了他翻译经典的基础。
竺法护为求《般若经》，随师从敦煌经西域南道，先往于阗国，再到疏勒，转往西域北道，经龟兹而回敦煌，完成西域一周之旅。大致游历了安息、月氏、大秦、剑浮、龟兹、于阗、疏勒、鄯善、焉耆、匈奴、鲜卑等十几个地方。依传记所载，他携带大批胡本回中原的途中，从敦煌到长安之间，随时随地都在从事译经工作。总计一生游化二十余年，在武帝太康五年(二八四)译出《修行道地经》、《阿惟越致遮经》，其后，直到怀帝永嘉二年(三○八)为止，共有二十几年岁月，便是他在长安积极从事翻译事业的颠峰时期。竺法护从最初译经到晚年，在译经事业上得到许多得力助手，如聂承远、聂道真、帛元信、竺法首、陈士伦、孙伯虎、虞世雅等人，都担任润笔译校的工作。总计竺法护翻译的经典共有一五四部三○九卷(《出三藏记集》载)，其中，流传较普遍的是《方等泥洹经》、《光赞般若经》、《渐备一切智经》、《舍利弗悔过经》、《普曜经》等。竺法护的晚年，世局动乱，以七十八高龄入寂，穷其一生心力从事译经大业，是一位伟大的译经家。
裴秀，字季彦，魏晋期间河东闻喜（今山西省闻喜县）人，魏文帝黄初四年（公元２２３年）生于一个世代官宦家庭。晋武帝泰始七年（公元２７１年），因服食寒食散后误饮冷酒，中毒身死。裴秀一生的主要活动是在政治方面，但却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地图书学家。
裴秀自幼好学，小有才名。年长居官，初袭父爵，做尚书令，后任延尉正。公元２５７年，，三十四岁的裴秀随司马昭到淮南征讨诸葛诞，因为他出谋划策有功，被任为尚书，不久又升为尚书仆射。晋武帝司马炎代魏称帝后，裴秀又先后担任尚书令和司空（相当于宰相），在他担任司空后，除在朝廷中负责其他政务外，还负责管理国家的地图和户籍人口。由于职务上的关系，他得以接触更多的地理和地图知识，并使他对古代地理和地图进行了仔细整理和精心研究。
我国地理学起源很早，远在三四千年前的商、周周时期，国家已经设置了专门掌管全国图书志籍的官吏。大约在春秋战国战国时期，出现了我国历史上一部地理学名著――《禹贡》。到了魏晋期间，因为年代久远，《禹贡》中所记载的山川地名已经有很多变更。
裴秀在详细考证古今地名、山川形势和疆域沿革的基础上，以《禹贡》作基础并结合当时晋朝的"十六州"而分州绘制的大型地图集，绘制了《禹贡地域图》十八篇。图上古今地名相互对照，它不仅是当时最完备、最精详的地图，而且更重要的是它采用了科学的绘制方法。 裴秀在完成这本地图集的绘制以后，把它进呈给晋武帝，被当作重要文献收藏于"秘府"。裴秀在图的前面写了序言，详细谈到了他绘制地图所运用的方法。这是一篇很有科学价值的珍贵文献，它体现了裴秀在制图理论上的卓越见解。这篇序言后来被保存在《晋书·裴秀传》里。
他创立"制图六体"理论，系统总结了前人丰富的绘图绘图经验，为后世的地图绘制工作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规范，是世界上最早的地图纲要。制图六体是很科学的。可以说，今天地图学上所应考虑的主要因素，除经纬线和地图投影外，裴秀几乎都已经提出来了。早在一千七百多年前，裴秀不仅已经认识到地在地图上表现实际地形的时候有哪些相互影响的因素，而且知道用比例尺和方位去加以校正的方法，这在地图发展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杰出成就。
裴秀的制图六体对后世制图工作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直到明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所绘有经纬线的世界地图在中国传播传布以前，我国在地图绘制上，虽然在内容上不充实、完备，但是在方法上基本是遵循制图六体的。
据史书记载，裴秀除了绘制《禹贡地域图》以外，还曾经绘制了一幅《地形方丈图》，一直流传了几百年，对后世地图学的发展有相当大有影响。大概在他以前不久，有人绘制了一幅《天下大图》，规模非常宠大，据说"用缣八十匹"，这在当时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但是这幅《天下大图》有一个缺点，就是不便携带、阅览和保存。于是裴秀运用制图六体的方法，"以一分为十里，一寸为百里"的比例尺（大约相当于一百八十万分之一）把它缩绘成《地形方丈图》，并且把名山、大川、城镇、乡村等各种地理要素清清楚楚地标示在图上。这样，阅览它就方便多了。可见裴秀已经掌握了缩放技术。
裴秀身居相位，一生主要从事政治政治活动，不可能经常花大量精力亲自动手进行绘图。因此无论是他的《禹贡地域图》，还是《地形方丈图》，都是在别人的帮助睛才能得以完成的。他主要是起了发起、组织和指导的作用。
裴秀对我国地图学的发展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他所提出的制图六体为我国制图学奠定了科学基础。因此，把他称为我国科学地图学的创始人是并不过誉的。有些西方学者对于裴秀的成就也给予高度评价，说他完全可以和古代希腊希腊著名的地图学家托勒密（公元９９－１６８年）相提并论，而立于世界著名地图学家之林。
裴秀字季彦。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魏黄初五年(公元224年)生；晋秦
始七年(公元271年)卒。地图学。
裴秀出身于一个官宦之家。祖父裴茂，父裴潜，都官至尚书令。裴秀自幼喜
欢学习，8岁就会写文章。青少年时，对政治已感兴趣，而且学识比较广博。他
的叔父裴徽，当时名望很高，家中常有很多宾客来往。有些宾客在来拜见裴徽之
后，还要到裴秀那里交谈，听听他的议论，那时裴秀年仅10余岁。
由于裴秀才华出众，很受人们的赞赏。渡辽将军毋丘俭("毋"是"贯"的
古字，"毋丘"是复姓)把他推荐给当时掌握着辅政大权的曹爽。曹爽遂任命裴
秀为黄门侍郎，并袭父爵清阳亭侯，时年25岁。年轻的裴秀，脱颖而出，有时不
免自负。一次，他得知著名的机械专家马钧设计制做一种能连续把巨石发射到远
方的攻城器，竟加以哂笑，并与马钧辩难。马钧口才不及裴秀，后来就不多加辩
解了。裴秀十分得意，又讲个没完，其实他对机械原理并不很精通。当时的文学
家傅玄，为此曾劝说过裴秀。
司马懿诛曹爽，魏朝大权落入司马氏手中。裴秀因是曹爽任的官吏，被解除
了职务。但不久又在朝中做官。司马懿的儿子司马昭(晋文帝)执政后，裴秀得到
更多发挥才能的机会。他提出的有关军事和政治方面的建议，常为司马昭所采纳，
被任命为散骑常侍，在皇帝身边做顾问。
魏甘露二年(公元257年)，裴秀34岁，随司马昭征讨一个不服从司马氏统治
的地方官诸葛诞。裴秀参与谋略，得胜而还，封鲁阳乡侯，赐邑千户。后来又为
司马昭商定政策，改革官制等，封济川侯，赐邑千四百户。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
得继晋王，多赖裴秀在司马昭面前为他讲好话。
魏咸熙二年(公元265年)，司马昭去世，司马炎废魏元帝曹负，自立为帝，
国号晋。司马炎(晋武帝)即位后，任裴秀为尚书令，加左光禄大夫，封钜鹿郡公，
赐邑三千户。当时有人向晋武帝反映骑都尉刘向有替裴秀占官府稻田之事，请武
帝处理。武帝念裴秀有勋绩于王室，仅加刘向的罪，而对裴秀就不予追究了。
晋泰始四年(公元268年)，以尚书令裴秀为司空，成为最高军政负责人之一，
并兼任地官。地官主管全国的户籍、土地、田亩赋税和地图等事，裴秀在地图学
方面取得的成就与这一职务有很大关系。可惜，3年之后，他因服寒食散又饮冷
酒，不幸逝世。裴秀的一生，在政治上相当显赫。但是他深为后人称赞的，是他
生前的最后几年在地图学方面做出的贡献。在学术上裴秀的重要成就是主持编绘
《禹贡地域图》18篇和他在为此图撰写的序中提出的"制图六体"。此外，还缩
制旧天下大图为"方丈图"，或称"地形方丈图"。又著《翼州记》、《〈易〉
及〈乐〉论》。未完成的著作有《盟会图》和《典治官制》等。
在裴秀为司空，任职地官期间，因职务关系，经常阅览地图。他感到"《禹
贡》山川地名，从来久远，多有变易"，后来人们所说的"或疆牵引，渐以暗昧"
(《晋书·裴秀传》)。于是收集史料，进行研究，完成了由他主编的《禹贡地域
图》18篇。这是中国见于文字记载的最早的一部地图集。协助裴秀从事这项工作
的主要是他的门客京相■。这部地图集的编绘和完成时间是在泰始四年至七年
(公元268—271年)。完成之后，既"藏于秘府"，又"传行于世"。藏于秘府的
可能是原件，传行于世的大概是一些复制的抄本。
《禹贡地域图》18篇流传的时间不长，《隋书·经籍志》已不见记载。然而
在隋代也许还有某些残篇留存。《隋书·宇文恺传》记载建筑学家宇文恺给隋炀
帝上的《明堂议表》中说，他绘《明堂图》曾"访通议于残亡，购《冬官》于散
逸，总集众论，勒成一家"，又说"裴秀《舆地》以二寸为千里，臣之此图，用
一分为尺"。从宇文恺的这些话来分析，有可能他访到了《禹贡地域图》的残篇。
因为宇文他所说裴秀的这幅舆地图，不是指方丈图而言，因方丈图的比例尺据
《北堂书钞》卷九十六记载是"以一分为十里，一寸为百里"。既然不是方丈图，
就可能是《禹贡地域图》了。再从"裴秀《舆地》以二寸为千里"，其比例尺约
为1：9000000来看，此舆地图是指地图地图集，即《禹贡地域图》18篇而言，也比较
合适。
即使隋代还有《禹贡地域图》的残篇，后来也失传了。幸而，《晋书·裴秀
传》、《艺文类聚》和《初学记》等都保存了裴秀为《禹贡地域图》18篇写的序。
序中说道："今上考《禹贡》山海川流，原■陂泽，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
郡国县邑，疆界乡陬，及古国盟会旧名，水陆径路，为地图十八篇。"对于这18
篇《禹贡地域图》的内容，据今人研究，意见尚不一致。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
认为是以历代区域沿革图为主的历史地图集，共18幅图；一种认为不是历代的，
而仅是晋朝当代的地图集，18幅为晋初16个州的行政区图，加上吴、蜀地图各一
幅。
裴秀在序文中，对他所见到的汉代"舆地及括地诸杂图"感到不满，批评它
们"各不设分率(按：即比例尺)，又不考正准望(按：即方向)，亦不备载名山大
川"。因此，他主持编绘的《禹贡地域图》想必具有比例尺，可能以"二寸为千
里"；地物的相对位置比较准确；对于名山大川、政区界线、城邑所在、主要交
通路线等，也会一一表示清楚。在图例设计方面，可能是用线条表示政区界，于
圆形或方形框内加注名称表示郡国县邑，山川名称或亦加括圆(或方)形框，道路
用虚线表示，河流用曲线表示并注河流名称，山脉除注名称外可能还用形象符号
表示。类似这样的图例设计，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地图以及流传至
今的宋代地图上，都可见到。因此，《禹贡地域图》的图例很可能也是这样。至
于底图，有可能是以"一寸为百里"的方丈图缩制成"以二寸为千里"的图，作
为底图。裴秀在地图学方面做出的最大贡献是他在《禹贡地域图》序中提出的
"制图六体"，即绘制地图的六项原则。序文中关于"制图六体"的论述，计
253字。而在《晋书·裴秀传》中仅见244字，缺9字，且为重大遗漏。故论"制
图六体"，其文字应根据唐代欧阳询等编纂的《艺文类聚》或唐代徐坚等编纂的
《初学记》中的有关记载，录之如下：
"制图之体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广轮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
之体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
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险之异也。有图像而无分率，则无以审远近之差；有
分率而无准望，虽得之于一隅，必失之于他方；有准望而无道里，则施于山海绝
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无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则径路之数必与远近
之实相违，失准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参而考之。然后远近之实定于分率，彼
此之实定于准望，径路之实定于道里，度数之实定于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
虽有峻山钜海之隔，绝域殊方之迥，登降诡曲之因，皆可得举而定者。准望之法
既正，则曲直远近无所隐其形也。"(加重点符号的9个字，即《晋书·裴秀传》
所遗漏的字。)
虽然裴秀对于"制图六体"已经有所说明，但是后人对"六体"的理解，并
不十分清楚，也不完全一致。例如清初的地理学家刘献廷认为"准望"是计里划
方，他在所著《广阳杂记》卷二中写道：自晋裴秀"作准望，为地学之宗，惜其
不传于世。至宋(按：当为元)朱思本，纵横界画，以五十里为一方，即准望之遗
意也"。与刘献廷差不多同时的著名学者胡渭在他的《禹贡锥指·禹贡图后识》
中对于"准望"的解释与刘献廷不同，他认为"准望"是"辨方正位"，"分率"
是"计里画方"。他对"六体"评价很高，指出那是"三代之绝学，裴氏继之于
秦汉之后，著为图说，神解妙合"。然而后来的"志家终莫知其义"。所以他接
着解释说："今按分率者，计里画方，每方百里，五十里之谓也。准望者，辨方
正位，某地在东西，某地在南北之谓也。道里者，人迹经由之路，自此至彼，里
数若干之谓也。路有高下、方邪、迂直之不同，高则冈峦，下为原野，方如矩之
钩，邪如弓之弦，迂如羊肠九折，直如鸟飞准绳，三者皆道路险夷之别也。人迹
而出于高与方与迂也，则为登降屈曲之处，其路远，人迹而出于下与邪与直也，
则为平行径度之地，其路近。然此道里之数，皆以著地人迹计，非准望远近之实
也。准望远近之实，则必测虚空鸟道以定数，然后可以登诸图，而八方彼此之体
皆正。否则得之于一隅，必失之于他方，而不可以为图矣。"胡渭对于"六体"
的解释，除个别论点如分率即画方之说，有待商榷外，可以说都是很精辟的。
根据裴秀对于"六体"的说明，"分率"即比例尺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分
率"不等于画方，因为"分率"与画方在制图学中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
念。画方是"分率"的具体表现，而有比例尺的图未必都是画方的。例如，河北
省平山县中山王墓出土的《兆域图》，图上有文字注明："王堂方二百尺"、
"正堂宫方百尺"等，且图上表示二百尺的长度亦为一百尺长度的两倍，说明
《兆域图》虽然是按一定比例尺绘制的，但不画方。再从现存宋代上石的《兴庆
宫》图的拓片来看，图上文字注明："每六寸折地一里"，虽有分率，亦不画方。
因此，认为"制图六体"中之"分率"就是计里画方，是不妥当的。至于裴秀按
一定比例尺绘制的地图是否有画方，因无文字和实物资料为依据，不宜肯定。
近人著作中也有把"准望"理解为计里画方的。但是，把"分率"理解为比
例尺，把"准望"理解为方位或方向的人最多。应该说多数人的理解是合乎裴秀
序文原意的。
关于"道里"，胡渭的解释是对的，即地物间人行的道路里程。有人认为是
"步测直角三角形的边长"，则与裴秀原意不符。
胡渭对于"高下"、"方邪"、"迂直"三法，也作了很好的解释解释。后来，
不少论著中对此三法的解释，反而不很清楚。现再扼要加以说明。根据裴秀的序
文和胡渭的解释，可以把"高下"释为"高取下"，"方邪"释为"方取斜"，
"迂直"释为"迂取直"。就是说，当地物间人行的道路里程不是水平直线距离
时，则需将此道路里程通过数学运算变成水平直线距离，再制图。这样图上地物
的位置才能准确。
晋裴秀以前，中国在地图学方面虽然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是缺少
理论概括和指导。自裴秀提出"制图六体"之后，即为中国地图学者所遵循，如
唐代的贾耽和宋代的沈括等都曾在论述中表明，裴秀"六体"是他们绘制地图的
规范。可以说，在明末清初欧洲的地图投影方法传入中国之前，裴秀的"六体"
一直是中国古代绘制地图的重要原则，对于中国传统地图学的发展影响极大。
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世称遗山先生。太原秀容（今山西省忻州市）韩岩村人。生于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七月初八，卒于元宪宗蒙哥七年（1257年）九月初四日,其墓位于忻州市城南五公里韩岩村西北。他是700多年前我国金朝最有成就的作家和历史学家，是宋金对峙时期北方文学的主要代表，又是金元之际在文学上承前启后的桥梁。著有《元遗山先生全集》，词集为《遗山乐府》。
生平事迹
元好问出身于一个世代书香的官宦人家。他的祖先原为北魏皇室鲜卑族拓跋氏，后随魏孝文帝由平城（今大同市）南迁洛阳，并在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中改姓元。北魏亡后，落籍汝州（今河南省临汝县）。五代时期以后，又由河南移家平定州（今山西省平定县）。他的高祖元谊，在北来晚期徽宗宣和年间（1119－1225年）官忻州神武（虎）军使。曾祖元春（一作椿）任北宋隰州（治今山西省隰县）团练使，又从平定移家忻州，遂为忻州人。祖父元滋善，在金朝海陵王正隆二年（1157年）任柔服（今内蒙古土默特右旗托克托附近）丞。父亲元德明多次科举不中，以教授乡学为业，平时诗酒自娱，著有《东岩集》。
元好问出生后七个月，即过继给他的任县令的二叔父元格（后元好问称他为陇城府君）。
元好问生活的时代，正是金元兴替之际，金朝由盛而衰被蒙古灭亡，蒙古本是金的臣属，崛起后征伐四方而灭掉金国。在这样的大战乱大动荡的社会环境里，元好问也经历着国破家亡，流离逃难的痛苦煎熬。大致来说，他的一生可以分成这样几个大的阶段：21岁前，他过的是学生和公子哥儿的优裕生活。这20来年，随着他的过继父元格，转徙于山东、河北、山西、甘肃的县令任上，一方面得到了良好的教育，很早显露出文学才华，8岁即因作诗而获得"神童"的美誉。虽然初次参加科举未能魁名高中，但因多遇名人指教，学问大为长进，打下了做诗为文的深厚根基。太原王中立（字汤臣）、翰林学土路铎（字宣叔）、名儒郝天挺（字晋卿）等都对元好问有过指教师授的功劳。另一方面，丰厚的物质生活和科场失意的打击，使元好问养成了嗜酒的不良癖好。22岁至35岁，是元好问科场多次挫折和遭受战祸、家破人亡，由山西逃难河南并在豫西逐渐定居时期。其间，他备尝了人生的痛苦艰辛。不过，通过应试汴梁，他得以与朝中名人权要如赵秉文、杨云翼、雷渊、李晏等交接结好，不仅在学问上受到高明的指点，诗文大为进步，而且为以后的仕途进退也打下了重要基础。自35岁中博学宏词科入选翰林院，到金哀宗完颜守绪天兴二年（1233年）汴京城破被蒙古兵俘虏，是他宦海浮沉和仕途最终结束时期。这一时期，他因不满史馆的冷官生活，很快辞官回豫西登封家中闲居。
后被荐举出任镇平、内乡、南阳县令，再调金中央政府任尚书省令史，移家汴京，经历蒙古围城、崔立叛降、汴京城破、被俘囚押的饥饿忧愁、流血流泪、生离死别等恶梦般的生活。自天兴二年（1233年）四月被蒙古兵俘虏，押赴聊城羁管软禁，到元太宗窝阔台十年（1238年）八月49岁结束羁系生活，他作为囚徒，与家人辗转于山东聊城、冠氏之间，并逐渐与蒙古国的汉军首领严实、赵天锡等接上关系，生活逐渐好转和自由。这期间，他痛心金国的沦亡，奸贼的误国，并为了以诗存史，勤奋编辑金国已故君臣诗词总集《中州集》。以"中州"名集，则寓有缅怀故国和以金为正统的深意。从窝阔台十一年（1239年）秋他50岁时返回故乡忻州，到元宪宗蒙哥七年（1257年）九月初四他68岁时在获鹿寓舍逝世，是他的遗民不仕和为金史编纂四处奔忙搜求有关资料时期。这期间，他的交游范围更广、作诗为文更多，对蒙古国的态度也逐渐转变。
元好问是一位才华横溢、多才多艺的文学家。他对当时所有的文学形式除金院本之类的戏曲作品未见流传至今的实证或记载传说之外，其他的几乎都有，如：诗、词、歌、曲、赋、小说，传统的论、记、表、疏、碑、铭、赞、志、碣、序、引、颂、书、说、跋、状、青词，以及官府公文诏、制、诰、露布等，均掌握熟练、运用自如。
元好问的作品，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内容实在，感情真挚，语言优美而不尚浮华。他的同时代人和后世都对他的诗文有极高的评价。他的朋友徐世隆说他："作为诗文，皆有法度可观，文体粹然为之一变。大较遗山诗祖李、杜，律切精深，而有豪放迈往之气；文宗韩、欧，正大明达，而无奇纤晦涩之语；乐府则清新顿挫，闲宛浏亮，体制最备。又能用俗为雅，变故作新，得前辈不传之妙，东坡、稼轩而下不论也。"他的另一位朋友李冶更誉其为"二李（李白、李邕）后身"。《四库全书总目·遗山集》评元好问称；"好问才雄学赡，金元之际屹然为文章大宗，所撰《中州集》，意在以诗存史，去取尚不尽精。至所自作，则兴象深邃，风格遒上，无宋南渡宋江湖诸人之习，亦无江西派生拗粗犷之失，至古文，绳尺严密，众体悉备，而碑版志铭诸作尤为具有法度。"
元好问又是一位高明的文艺理论家，他的《论诗三首》、《论诗三十首》、《与张仲杰郎中论文》、《校笠泽丛书后记》等等，都很精辟地评论了古代诗人诗派的得失。他也主张作诗为文要"诚"、要写"情性"，还提出许多写作时的技巧原则，反对生硬晦涩，乱排典故，做学问要"真积力久"等等，都是他几十年亲身实践得来的结晶，有着切实可行的指导意义。
元好问当过中央和地方官，都尽心竭诚，兢兢业业，关心国家兴亡，关心民生疾苦，所以政治声誉非常高。当他罢职镇平县令，时元宵佳节，百姓老老少少对他恋恋不会，敬酒惜别。在内乡县令任上时，他"劳抚流亡，边境宁谧"，所以当他因母亲去世，按照传统礼制为其母亲罢官守孝3年"丁内艰"时，"吏民怀之"赞许他："元好问劳抚流亡，循史也，不当徒以诗人自之"。他任南阳县令时，为当地人民争得减3年赋税，发展生产，使人民有休养复苏之望。所以河南志书称他"知南阳县，善政尤著"。《南阳县志》记载："南阳大县，兵民十余万，（元好问）帅府令镇抚，甚存威惠"。
元好问目睹亲历金朝的衰亡和蒙古灭金的全过程，又从政多年，强烈的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使他时刻关注着金国的命运和金国史迹的保存。当金如败亡前夕，他就向当政者建议用女真文小字写一部金史，但未能如愿，他就私下编撰了一部《壬辰杂编》。金灭亡后，他抱着"国亡史兴，己所当任"的爱国信念，决心以自己一人之力修一部金史，并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和沉重的代价。他拒不应聘作蒙古国的官，以表明自己的遗民身份和对故国的忠忱。但为了写金史，又不得不与出仕蒙古国的中上层官员相周旋，以便取得他们的协助和必要的资料；也正因如此，而引起许多人对他的不谅解，"百谤百骂，嬉笑姗侮，上累祖弥，下辱子孙"。为了完成自己修金史的宏愿，元好问忍辱负重2O多年，直到去世，并为修金史，在自己家的院子里建了一座"野史亭"，作为存放有关资料和编辑写作的地方。多年的奔波，使他积累了金朝君臣遗言往行的资料上百万字，后称"金源君臣言行录"。他又抱着"以诗存史"的目的，编辑成了《中州集》。这是一部金代诗歌总集，里面不仅收录了他所知道的金期一代已故或未仕于蒙古国的诗人词客、包括金朝两位皇帝及诸大臣以至布衣百姓的诗词2116首（其中诗2001首，词115首），而且为每位作者共250余人写了小传，给中国文学史填补了空白。《金史·艺文传》就是以它为蓝本写成的，后来的《全金诗》自然也是在它的基础上增补而成的。同时，《中州集》也为金代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可惜，正当他满怀信心地说只需破费三数月功夫，查阅抄录了《金实录》上的有关内容，即可着手《金史》的著述时，他的一个朋友却从中作梗，未能得在蒙古万户、汉军首领张柔处见到金实录，以致功亏一篑，使他抱恨以殁。元好问生前虽然未能实现自己修成金史的愿望，但他所收集的这些资料，却为元代修宋、辽、金史，以至明朝修元史，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特别是为修金史奠定了基础。元好问尊重史实，不阿时俗，秉笔直书，所以后代学者一致认为，《金史》与元好问关系密切，《四库全书总目》称"多本其所著"。元好问这种国亡修史的作法，也为后人所仿效。如明朝遗老万斯同拒绝应清政府的博学宏词科的征召，也坚决不要清朝给的七品俸的纂修官官衔，却以"布衣"参与修《明史》。民国三年（1914年）创清史馆，也有不少清朝遗老为报故主来参与《清史稿》的编撰。
元好问十分重视和努力保护人才，喜欢奖掖后进。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年）四月，蒙古兵攻破汴京初，元好问即向当时任蒙古国中书令的耶律楚材推荐了54个中原秀士王若虚、王鹗、杨奂、张德辉、高鸣、李治、刘祁、杜仁杰、张仲经、商挺等，请来耶律楚材予以保护和任用。而经他教育或指授出来的文坛名手如郝经、王恽、许楫、王思廉、孟琪、徐琰、郝继先、阎复等多人。尤其是他保护和教育白朴的故事一直传为文坛佳话。白朴之所以后来能成为元曲四大家之一，为白朴的《天籁集》作序的王博文认为，这与元好问的教导分不开："遗山之后，乐府名家者何人？残膏剩馥，化为神奇，亦于太素（白朴字）集中见之矣。然则继遗山者，不属太素而奚属哉！"
元好问对蒙古国的态度有一个矛盾变化的过程。他痛心于金国被蒙古灭亡，对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年）金汴京西面元帅崔立投降蒙古和出卖金朝后妃大臣极为痛恨，但对崔立开门投降，客观上使汴京百万生灵免遭一朝全部涂炭死亡之祸又并不完全否定。因此，他被胁迫参与了为崔立撰写功德碑的重要政治事件，这也是他后来一直耿耿于心、别人对他指摘嘲讽的重要口实。在金元交替之际，元好问的思想十分痛苦和矛盾。他一方面痛心金朝的腐败和混乱，希望有一个除旧布新局面的出现，当他看到金朝被蒙古灭亡已成定局后，就把金朝那54位"天民之秀"推荐给蒙古国这个"维新之朝"。对于那些归降蒙古国的金朝旧臣如耶律楚材、张桑、严实、赵天锡等，只要他们曾为减轻金国人民少遭屠戮之苦做过一些好事，他都能够予以谅解。他在蒙古国生活了二十四五年，通过这么多年的观察，他对蒙古国的看法逐渐发生变化。他对中原那些出仕蒙古国的汉族世侯如上述张柔、严实等能够兴文教、安定百姓生活表示赞赏。尤其对蒙古贤王忽必烈重视儒学、大兴学校，实行较利于发展经济文化的政策十分感激；对忽必烈击灭云南地方势力，取消它的半独立状态、恢复汉唐旧疆的赫赫功业特别钦佩，为其歌功颂德。从而他逐渐把蒙古国政府看作像汉唐那样值得自己骄傲的合法正统的政府，在他的《刘时举节制云南》七律诗中，他直接称蒙古国为"汉家"："云南山高去天尺，汉家弦声雷破壁。九州之外更九州，海色澄情映南极"。渐渐地，元好问也把自己看作是蒙古国的一个臣民，对立的情绪逐渐消失。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元宪宗二年（1252年）春夏之间，元好问虽已63岁高龄，却还是与他的好友张德辉一起北去觐见忽必烈，请求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忽必烈非常高兴地接受了。他俩又提出蠲免儒户的兵赋，忽必烈也答应了。
元好问多才多艺，除了长于诗文、从政之外，还深于历算、医药、书画鉴赏、书法、佛道哲理等学问，他的朋友遍及当时的三教九流，既有名公巨卿、藩王权臣，也有一般的画师、隐士、医师、僧道、士人、农民等，据有人考证，其有文字可据者达500余人，例如李杲（东垣）、张从正（子和），被尊为金元四大医学家中的两位（另两人为金代刘完素，元代朱震亨）所以他也可以被看作是一位社会活动家。
元好问学问深邃，著述宏富，援引后进，为官清正，尤其在金元文坛上居首屈一指的地位，即使至明清、堪与他伯仲者也难得一二，被他的学生、师友及后人尊称为"一代宗工"、"一代宗匠"。迄今流传下来的据信是他的作品的有：诗1380余首，词380余首，散曲6首，散文250余篇，小说《续夷坚志》4卷202篇，《中州集》10 卷，《唐诗鼓吹》10卷。另有已经散佚的著作多种：《锦机》、《东坡诗雅》、《杜诗学》、《诗文自警》、《壬辰杂编》、《金朝君臣言行录》、《南冠录》、《集验方》、《故物谱》等。
元好问有4子5女。长子元拊，字叔仪，仕元为汝州知州；次子元振，字叔开，太原路参佐；三子元总，字叔纲，都省监印。另一子小名阿辛，早卒。5 女中次女元俨后为女道士。
元好问诗词集（金）
摸鱼儿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
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
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为谁去。
横汾路，寂寞当年萧鼓。荒烟依旧平楚。
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自啼风雨。
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
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邱处。
摸鱼儿
问莲根、有丝多少？莲心知为谁苦。
双花脉脉娇相向，只是旧家儿女。
天已许，甚不教、白头生死鸳鸯浦。夕阳无语。
算谢客烟中，湘妃江上，未是断肠处。
香奁梦，好在灵芝瑞露。 人间俯仰今古。
海枯石烂情缘在，幽恨不埋黄土。
相思树，流年度，无端又被西风误。兰舟少住。
怕载酒重来，红衣半落，狼藉卧风雨。
木兰花慢 游三台
渺漳流东下，流不尽，古今情。
记海上三山，云中双阙，当日南城。
黄星。几年飞去，淡春阴、平野草青青。
冰井犹残石甃，露盘已失金茎。
风流千古短歌行，慷慨缺壶声。
想骊酒临江，赋诗鞍马，词气纵横。
飘零。旧家王粲，似南飞、乌鹊月三更。
笑杀西赋客，壮怀无复平生。
玉漏迟 壬辰围城中，有怀淅江别业
淅江归路杳。西南仰羡，投林高鸟。
升斗微官，世累苦相萦绕。
不入麒麟画里，又不与、巢由同调。
时自笑。虚名负我，平生吟啸。
扰扰马足车尘，被岁月无情，暗消年少。
钟鼎山林，一事几时曾了。
四壁秋虫夜语，更一点，残灯斜照。
青镜晓。白发又添多少。
石州慢 赴召史馆，与德新丈别于岳祠新店，明日以此寄之。
击筑行歌，鞍马赋诗，年少豪举。
从渠里社浮沉，枉笑人间风女。
生平王粲，而今憔悴登楼，江山信美非吾土。
天地一飞鸿，渺翩翩何许。
羁旅。山中父老相逢，应念此行良苦。
几为虚名，误却东家鸡黍。
漫漫长路，萧萧两鬓黄尘，骑心漫与行人语。
诗句欲成时，满西山风雨。
临江仙 自洛阳往孟津道中作
今古北邙山下路，黄尘老尽英雄。
人生长恨水长东。幽怀谁共语，远目送归鸿。
盖世功名将底用，从前错怨天公。
浩歌一曲酒千钟。男儿行处是，未要论穷通。
鹧鸪天
华表归来老令威，头皮留在姓名非。
旧时逆旅黄粱饭，今日田家白板扉。
沽酒市，钓鱼矶，爱闲真与世相违。
墓头不要征西字，元是中原一布衣。
清平乐
离肠宛转，瘦觉妆痕浅。
飞去飞来双语燕，消息知郎近远。
楼前小语珊珊，海棠帘幕轻寒。
杜宇一声春去，树头无数青山。
你听过雁丘的故事吗？
1205年，金国一位16岁的少年赴并州赶考，途中碰到一个捕雁的人说，他今天捕杀了一只雁，另一只逃脱的雁悲鸣不止，然后投地而死。少年听后非常感动，从猎人手里买回了那只殉情的雁，把它葬在了汾河边上，立碑刻下"雁丘"二字，并即兴感怀写出一首传世之作《摸鱼儿》：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别离苦，是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为谁去……
这少年名叫元好问，鲜卑拓跋氏后人，1190年生于山西秀容(今忻州市)韩岩村一个世代书香之家，别号遗山，是名冠金元两代的诗坛巨擘。他一生有44年生活在金末，有24年生活在元初，其间江山易主，风云动荡，遗山愤世吟诗、为官恤民、为士请愿、奔走存史，最终于1257年客死他乡。
诗词大家，遗珠累累；千秋功过，任人评说。
2006年8月末的一天，细雨初停，阳光白花花地洒在油绿油绿的玉米叶上，我和忻州当地的两位朋友已经在一处紧锁的铁门外徘徊了半个小时。
难道这就是我们要寻访的元好问墓？那位生前为金元文化领军人物、身后引来历代名流大儒凭吊的元遗山之墓？
去年我曾寻访过毗邻的木芝村，传说中貂蝉的故里，陵园荒草芜杂，一片衰色。当时就想，红颜香冢怎可与那气势豪迈的诗人史家之墓相比。不承想，这秀容之地在一个大家凋谢八百年之后竟也生出一样的怠慢。美人何其娇艳，巨匠何其风流，而如今都一样被遗忘在历史的尘烟中，何其悲凉。
铁门开来，里面的破败比外面的寂寞更甚，荒草没膝，断垣残碑，松榆蔽日。
这处陵园一为元墓，二为野史亭。元墓为元氏祖坟，坟内葬有元好问及其曾祖、祖父、生父、养父、长子、长孙。野史亭为元好问51岁时为修金史而建，"朱门万户凄凉尽，惟有元家野史亭"。此两处遗址历经数次修缮，内有金、元、明、清以来大量的名家诗文石刻，古迹斑驳，难以考究。好在记者在随后的寻访中找到了忻州市文管所孙转贤先生，关于这些碑刻，他曾做过详尽的搜集和注释。
历史总是让人惦记，八百年前的元遗山到底在历史上书写了怎样的传奇和惆怅？
诗狂他日笑遗山
元好问在临终之时，嘱咐后人在他的墓碑上只题七个字"诗人元好问之墓"。元好问曾在金朝出仕为官十余年，而在金亡后的20余年，元好问又像一个矢志不渝的文化活动家、教育家、史学家，他长年奔波于晋冀鲁豫一带，宣扬儒学，搜集编撰金史。可是，他最想告诉后人的却是他对诗词的喜爱，他最为得意的大概也是他在诗词上的造诣，最沉重的是他以宣扬儒家文化、挽救天下斯文为己任。虽然他5次赴汴京应试，33岁才走入仕途，但"元才子"之名依旧誉满北国，"诗狂他日笑遗山，饭颗不妨嘲杜甫"。他对自己的诗才也是极为自信。
元好问家学渊源，先祖元结为唐代著名诗人，父亲元德明诗才过人，不事雕饰。他被过继给叔父元格，元格对元好问的教育极为重视。元好问4岁读书，8岁学习作诗，后拜陵川名儒郝天挺为师潜心学习6年。元好问认为"士之有所立，必藉国家教养、父兄渊源、师友讲习。"而他的诗词修养也正是得益于此。元好问一生写了5000多首诗，今存1388首，词今存384首，尤其是金亡前后的"丧乱诗"成为继杜甫之后现实主义诗风的又一高峰。"红粉哭随回鹘马，为谁一步一回头""雁到秋来却南去，南人北渡几时回？"正如清代史学家赵翼所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山河的破碎，诗人的忧患，造就了这些经典的旷世诗作。
元好问不仅诗词功底深厚，而且自称"诗中疏凿手"，他在兵荒马乱之世，写就了一部不朽的诗评《论诗三十首》，"以诗论诗"再继杜甫风范。他提倡诗文刚健，反对纤弱，提倡天然，反对做作，提倡精练，反对繁冗。那年他才28岁。
然而，无论是元好问的诗词还是他的诗论，除了专攻学者，大众知之少矣。在大多数人心里，一代文坛领袖，就像他所处的那段乱世一样，只是一个模糊的历史影像。
野史亭上一布衣
1239年，旧朝已亡换了新庭，在山东聊城被羁押6年的元好问重获自由，返回忻州。这时的元好问已是天命之年，他饱学诗书，不甘心从此放浪山水，他精于史学，曾任史官，久怀修史之愿。蒙古大军围困汴京之时，他曾请求携带国史出走，未被准许。此时，他再次萌生了编撰金史的念头，希望以自己"五十未全老，衰容新又新"的余力，做到国亡史存。为此，他在自己的院子里修建了一座野史亭。
然而，元好问的修史志向并未得到新朝的支持，此后近二十年，元好问以一介布衣之身，每年都要为搜集史料长途跋涉，终于完成了一部上百万字的史稿《壬辰杂编》，并汇编了北方两百多首诗作《中州集》。《中州集》以诗存史，不仅收诗作，而且带有人物评传。时隔六百年后，清代名臣五台徐继在拜谒野史亭时写下如下感慨：
"中都已弃汴京焚，累朝无复存文献。遗山乃构野史亭，河朔篇章搜罗遍。中州一集存巨编，微寓褒讥留小传。顿使金源生颜色，不与夏辽同鄙贱……"
夏、辽、金史料中，惟独金史较为完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金史的许多内容来源于元好问的《壬辰杂编》。
野史亭盛名可谓久矣，八百年间，屡有大雅宏达之人或凭吊或修缮，留下诗文碑记众多，然，早在民国初年，山西教育会长梁善济就发出"今亭寥落如此，何其名实不相符"的叹息。如今又将百年，更显颓败了。
且莫独罪元遗山
1233年，对于两个王朝来说，是一个此亡彼立的新旧拐点，对于诗人元好问来说，同样是一个命运的转折，而对于后世史学家来说，这里又隐藏着一段事关元好问名节的重大公案。
1232年，蒙古大军包围汴京，金国皇帝弃百姓而逃。1233年正月，金将崔立发动政变，开城纳降，并自封郑王。崔立认为他的行为避免了蒙古军屠城，拯救了全城百姓，便命当时的翰林学士王若虚执笔，为他立"功德碑"。王若虚、元好问自认关乎名节，推给了太学生刘祁，刘祁写好后交王、元二人推敲，"直叙其事，敷衍成文"。这就历史上的"崔立碑事"。
元好问到底有没有参与崔立碑事件？假使参与了，是不是有损其名节？后世诽议不断。省社科院研究员、中国元好问学会副会长降大任先生看来，元好问是被迫撰碑，尚构不成气节问题，关键是碑文是否为崔立颂功，而史料考证表明，元好问虽然参与了此事，但耻于颂功的立场，说明元好问在这件事上没有屈节问题。元好问的学生郝经(郝天挺的孙子)曾做《辨甘露碑》一诗，其中一句"作诗为告曹听翁，且莫独罪元遗山"，历代学者认为这句话是郝经在为老师辩解，意思是不能独独怪罪元遗山。忻州市文联的李千和则认为，元好问根本就没有参与崔立碑事件，一切皆由趋炎重利的刘祁所诽谤。一个"独"字在这里是语气助词，不是单独的意思，郝经是在向世人疾呼，元遗山是清白无辜的。
关于元好问气节问题的争议，崔立碑事只是其中之一，还有另外两个焦点：一个是1233年汴京城破后，元好问曾写信给蒙古中书令耶律楚材，请他保护资助54名金朝儒士，酌加任用。耶律楚材并未给元好问回信，但元好问举荐的54名儒士大多被元朝起用，"这一惊世骇俗之举，是有关他一生名节的重大公案，而实际上却是他高瞻远瞩，见识卓越的铁证，是他维护中原文化的一大贡献"，山西大学李正民教授在他主编的《元好问集》中如此评价这一历史事件。后事也证明，那54名知识分子中有15名在《元史》中有所记录，他们对保存中原文化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另一个焦点就是1252年，晚年的元好问觐见忽必烈，请他任儒教大宗师。尊一个不通儒学的蒙古统治者为儒教大宗师，这似乎趋势逢迎。然自金灭亡后，元好问并未出任元朝任何官职，一介布衣又何需趋炎附势！这在敬仰他的后人眼里似乎更像是某种策略，意在改善天下儒生在元朝初年低贱的政治地位，引导游牧民族的统帅能"以儒治国"，"以汉法治汉地"。
然而一名旧臣，没有随主殉国，没有战死疆场，没有树起反元复金的旗帜，也没有归于山林，反而与新朝"眉来眼去"，这样的行为终是引来了种种流言蜚语。元好问不是贪生怕死之辈，在蒙古大军围城时，元好问曾竭力谋求救国救民之策，"死不难，诚能安社稷、救生灵，死而可也"。"他在一定程度上突破愚忠一家一姓的腐儒之见……以先进文化的传承、社会进步和人民利益为重，将封建的个人名节置于次要地位，终于做出了不朽的历史性贡献。"李正民先生对元好问晚年的文化活动做出了高度的评价。
奈何，旧朝老臣，以一己之力为着自己的理想奔走，为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苦苦担当，全然不顾世俗的道德评判，其内心的焦虑，外在的困顿可想而知，"十年旧隐抛何处？一片伤心画不成"，世上有几人懂他的苦心！
八百年朝代更迭，历史的尘烟又在他身后筑起高高的块垒，这高高的块垒上刻着两个字———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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