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并立
孔子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也是春秋末期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他的祖先原是宋国的贵族，后来迁居鲁国，到他父亲时，家境已经破落了。孔子少年时过着贫贱的生活，青年时当过管理仓库和看管牛羊的小官。他中年时，因鲁国内乱，到齐国做了贵族高昭子的家臣。他返回鲁国后，大搞私人讲学，广收弟子，传播文化，形成儒家学派。他51岁时，担任鲁国的中都宰，后升到司寇，掌管司法，还代管过短时期的相事。但他的学说得不到统治者的重视。后孔子带领一批学生，周游列国，寻找从政的机会。可是，历经13年，各国诸侯都没有重用他。以后，他回到鲁国，专门从事教育弟子和整理古代文化典籍的工作。公元前479年，病死于鲁国。
孔子在政治上主张严格遵守“礼”的规定，还特别强调“仁”。他认为“仁”就是“爱人”，并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观点。他还反对苛政，要求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要有个限度。他的目的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但客观上还是有利于生产的发展。
孔子对我国古代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开创的私人学堂，弟子达三千人。各阶层的人都可以到他那里学习，改变了过去教育被官府垄断，只有贵族子弟可以受教育的情况。这在我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教学方面也有很多重要的经验，他注意“因材施教”，主张学习知识要“温故而知新”，学习态度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要把学习和思考结合起来，“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为则殆”等。
孔子的另一重大贡献是整理编订古代文化典籍《诗经》、《尚书》、《礼记》、《乐经》、《周易》、《春秋》。其中除《乐经》失传外，其他“五经”一直流传到现在，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古代历史的珍贵资料。
孔子的言论，主要记载在《论语》中。这部书是他的弟子和孔门后学辑录的，是我国古代一部有名的儒家经典。
孔子的思想，从汉朝以后，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诗》、《书》、《礼》、《乐》、《周易》、《春秋》 是六种儒家的经典文献。《诗》指《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约500年间的诗歌305篇。《尚书》又名《书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件汇编，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史书。《礼》指礼书，一般指：《周礼》亦称《周官》或《周官经》，《周礼》是讲周朝官制的，是儒家的经典之一。《仪礼》是讲各种典礼节仪的（如冠、婚、丧、祭等具体仪式），《礼记》是孔子学生以及后人传习《礼经》的记录，内容有关礼的性质、意义和作用。“三礼”都与孔子“礼”的思想有关，但只有《仪礼》（17篇）是由孔子整理编订的。乐经今已佚失，现存《乐记》是《礼记》中的一篇。《周易》是周代占筮之书，含有丰富的辩证思想，也包含着上古时代的一些史事。《春秋》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编年史，简略地记载自鲁隐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公元前722—前481年）共242年史事，也是儒家的重要经典。
韦编三绝 《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子《易》则彬彬矣。”“韦”是熟牛皮；“韦编”指用牛皮绳编连起来的竹简书。“三”是概数，表示多次；“绝”是断的意思。孔子为读《易》而翻断了多次牛皮带子的简。后人用“韦编三绝”这个成语加以概括，用来形容读书刻苦勤奋。
西汉儒家学说被确立为正统思想 汉初崇尚黄老无为，令社会得以休养生息，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至汉武帝时，为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及统一全国思想，遂于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采纳董仲舒建议，以儒家的纲常名教来维护统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更化善治，德刑并用，一统纪而明法度，使民知所从。此外，汉武帝又大量提拔儒生充当中央和地方官吏，不治儒学之博士皆被罢免，由是自宰相至地方官几乎全由士人充任。汉武帝又设五经博士，专授儒家经典，同时又设太学、办学校、察举孝廉，使儒家理论渗透到各阶层领域，成为国家政策及管理的理论根据。
“读与思”原文 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吾子又死焉。”夫子问：“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礼记·檀弓下》）
“大家谈”原文 子适卫，冉有仆。仆，御车也。子曰：“庶矣哉！”庶，众也。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庶而不富，则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赋敛以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
关于儒的来源 “儒”这一名词的最早记载应该是在《论语·雍也》。孔子在这里告诫他最得意的学生子夏说，要当就当“君子儒”，千万不要当“小人儒”。《说文解字》对“儒”的解释是:“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
中国人历来重视死的观念与丧葬礼仪，这种广泛的社会需求促成了一个特殊社会阶层“儒”。最晚到殷代有了专门负责办理丧葬事务的神职人员，这些人就是早期的儒，或者称为术士。他们精通当地的丧葬礼仪习惯，时间一长，便形成了一种相对独立的职业。但是，由于这种职业地位低微，收入也少，既没有固定的财产和收入，做事时还要仰人鼻息，所以形成比较柔弱的性格，这就是儒的本意，即柔。
在历史上，最早研究儒的起源的是汉代学者刘歆。关于儒的起源，刘歆认为他们由司徒之官演变而来，作用是帮助君主统治。可见儒的起源与官制的产生、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孔子的“仁”和“礼”的思想 “仁”是孔子在《论语》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之一。对于“仁”的解释，散见于《论语》的许多条目之中，它以或问、或答、或自语的形式出现，因人、因时、因地而有不同的阐发。例如孔子的弟子颜回、仲弓、司马牛、樊迟、子贡等都曾向孔子问“仁”，而对于这些才智各异、禀赋不同的学生，孔子作出的答复是相互不同的。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子贡问“仁”，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仁”最通常的含义是“爱人”。“仁”的另一层含义是修身，对道德准则的遵从。“克己复礼为仁”。“仁”的第三层意思是指人类对其本质的自我意识。“仁”的内涵和外延可以概括为“爱人、忠恕、务实”三条。有的人提出“仁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就是将心比心由己推人的忠恕之道。”而“忠恕”只是达“仁”的必要条件之一，并不能代表“仁”的全部基本内容。
对于孔子的“礼”，传统的认识是指要求人们以周礼为行为的准则，进一步说，这个“礼”包括周族的传统典章、制度、仪节、习俗等。按孔子自己的说法“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因此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孔子的“礼”是人们的行为准则，体现了社会对“仁”的外在约束，“仁”则是人的本质，是修己、爱人的内在自觉性。
孔子的“仁”与“礼”的关系是：“仁”为“礼”之体、“礼”为“仁”之用。两者紧密结合，不可分割。
老子 老子，春秋时思想家，道家的创始人。一说即老聃，姓李名耳，字伯阳，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县）人。做过周朝“守藏室之史”（管理藏书的史官）。孔子曾向他问礼，后退隐，著《老子》。一说老子即太史儋，或老莱子。
《老子》书中用“道”来说明宇宙万物的演变，提出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和“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观点。强调人们在思想上、行为上应效法“道”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他抨击当时的统治者：“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他提出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所伏”，充满着辩证唯物思想，是人们经常引用的经典语言。在物质上，他强调“知足”与“寡欲”，进一步在政治上提出“无为而治”的思想，指出人无私心时处理事情就能做到“无为而无不为”，从而使人与人之间各尽其力而不争名利、和睦相处、共同发展。他提出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观点，体现尊重客观规律、保护自然的思想。
《道德经》 《道德经》即《老子》，相传为老子的著作。全文共五千余字，全书分为“道经”和“德经”两部分。“道”经是老子谋略思想的哲学依据，“德”经是其谋略思想的具体阐发。其主要谋略思想就是“以柔克刚”，“以不争为争，无为而无不为”。老子认为：“天下莫柔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全书涵盖了军事、政治、哲学、处世、养生等学科的内容。
庄子 庄子（约公元前369—前286年）名周，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人，和梁惠王、齐宣王是同时代的人，而较孟子稍晚。他是战国中期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也是道家的代表人物，人们把老子和他合称为“老庄”。庄子曾在家乡当过漆园吏，这个职务可能没做多久，他就归隐了。庄子是一位蔑视权贵、鄙视利禄，而追求个人自由的思想家。现在留传下来的《庄子》一书，有三十三篇，其中“内篇”七篇，一般认为是庄子自己写的，“外篇”和“杂篇”可能是庄子的弟子或庄子学派里的人写的。《庄子》一书又称《南华经》，也是道家的经典之一。庄子思想的一个特点，是把世界上的事物都看作是相对的。在他看来，生死、寿天、是非、祸福等，是一样的，没有区别的。庄子对现实十分悲观，消极厌世，对整个人生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他把提倡仁义和是非，看作是加在人身上的刑罚。他说：仁义是一种黥刑，是非是一种劓刑。他在《应帝王》中所推崇的上古帝王就是个睡得安安稳稳，醒时无思无虑，叫他牛也好，叫他马也好，随便怎么称呼他都行的浑浑噩噩的人。庄子这些言论虽然是对当时统治者的“仁义”和“法治”的抨击，但他提出的治理社会的方案是违背历史发展趋势的。
佛教的中国化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我国，经魏晋至隋唐臻于极盛。由于佛教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文化结构与中国不同，要在中国立足，就一定要依附和迎合中国本土文化，进行改造和更新。经过长时期的中国化，汉传佛教从教义到礼仪戒律都与印度佛教有很大不同。如为适应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传统和宗法制度，汉传佛教倡导“忠君”和“孝亲”，主张与儒学、道教调和，不强调信徒一定要出家等等，并对民间社会的符咒方术也大加借鉴，尽量适应中国人的民族习惯，最终使自己完全融于中国社会，成为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佛教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 佛教各宗派学说，经过长期的研究和广泛的弘扬，对中国思想界曾起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举宋明理学为例，它是在很大程度上受了华严、禅宗和另一部分佛教理论的刺激和影响而产生的，这是思想界公认的历史事实。在晚清时期，一些民主思想启蒙运动者，如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学术名流，都采取了佛教中一部分教理来作他们的思想武器。佛教的慈悲、平等、无常、无我的思想，在当时的知识界中起了启发和鼓舞的作用。伴随佛教俱来的也有天文、音乐、医药等的传习。1955年我国发行邮票纪念的古代天文学者一行，就是8世纪初的一位高僧，他在天文学方面著有《大衍历》和测定子午线等，对天文学有着卓越的贡献。至于医药，隋唐史书上记载由印度翻译过来的医书和药方就有十余种，藏语系佛教中并且有医方明之学。再说音乐，7世纪初，在今缅甸境内的骠国赠送给中国佛曲十种，并派来乐工32人。中国唐代的音乐中吸收了天竺乐、龟兹乐、安国乐、康国乐、骠国乐、林邑乐等来自佛教国家的音乐，唐代音乐至今还有少部分保存在某些佛教寺庙中。
佛教节日与中国民众生活 农历七月十五日的“盂兰盆节”是我国佛教中最大的节日之一。南北朝时，梁武帝首次在汉地创办盂兰盆会。他每于七月十五日普寺送盆供养。由于梁武帝的极力提倡，各阶层人士无不效法遵行。此后的历代皇帝以及百姓也都比较热衷于这一佛事活动，并不断丰富其内容，由此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盂兰盆节，不妨称之为“孝亲节”。如在唐代，盂兰盆供极为奢丽，往往饰之金翠。当时长安城中诸寺七月十五日作花蜡、花瓶、假花果树等，各竞奇妙。常例皆于殿前铺设供养，并伴有音乐仪仗，倾城巡寺随喜，甚是壮观；入宋以后，盂兰盆会逐渐由以盆供僧转变为以盆施鬼、放焰口超度亡灵的佛事活动，由孝亲变成祭鬼，寺僧于是日募施主钱米，为之荐亡。后世更有放河灯、焚法船之举，逐渐变成了一种民间习俗；元明时期，这类习俗仍十分流行，盂兰盆会亦成为寺院每年重要行事之一。
很早以来，我国老百姓即有在农历十二月初八吃“腊八粥”过“腊八节”的风俗，这是由中国佛教徒纪念释迦牟尼佛成道而形成的一个风俗。相传当年释迦牟尼为寻求人生真谛与生死解脱，毅然舍弃王位，出家修道，在雪山苦行六年，常常日食一麦一麻。后来他发现一味苦行并非解脱之道，于是放弃苦行下山。这时一位牧女见到他虚弱不堪，便熬乳糜供养他。释迦牟尼的体力由此恢复，随后于菩提树下入定七日，在腊月初八，夜睹明星而悟道成佛。据此传说，汉传佛寺每年的腊月初八都要以各种形式予以纪念。佛教认为食粥有很多好处，因此寺院一般在早晨都有食粥的习惯。至于腊月初八煮腊八粥就更讲究，通常都用莲子、红枣、薏仁、云豆、白果、黍米、白糖花生等八种东西一起煮，称为“八宝粥”。不仅粥煮得好，而且煮得特别多，以满足前来寺院参加纪念法会的善男信女的需要。有的信徒专门奔“粥”而来，认为腊八供过佛的粥特别吉祥，不仅自己食用，有时还带回家供家人享用。这样年复一年，寺院做腊八粥的传统便广泛传播到民间。因此，腊八节吃腊八粥可以说是在中国形成的一个节日风俗。
道教的发展道教在东汉晚期形成有组织的宗教形式。它由神仙方术和黄老杂说逐渐演变而成道教，始在民间广泛流传；魏晋以后，由于统治者的支持，因而能够跻身社会上层得以发展；从隋唐至北宋，更是道教的兴盛时期，社会地位大大提高，宫观不仅遍布全国，且规模日益宏大，道教学者辈出，道书数目大增并汇编成藏；南宋以后至明代中叶，道教在统治者的扶持下仍然继续发展，但由于与金、元南北对峙，民族矛盾异常尖锐，道教内部亦因而宗派纷起；明中叶以后，内忧外患，朝廷自顾不暇，对道教未能从财力上支持；满清入关后，统治者对道教不感兴趣，因而失去政治上的支持，道教遂由在上层社会转入民间发展，渐变成秘密宗教团体。
道教自东汉形成至今，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经过两晋南北朝的发展，唐宋元明的昌盛，至今在华夏民族中仍广泛流传，对中国历史、政治、哲学、天文、地理、医药学、化学、文学、艺术、民俗等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也对华夏民族心理的构成产生了重大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教合一 三教合一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一种十分主要的思潮。自从佛教大规模地传入中国的南北朝时期起，中国就有了佛、道、儒三教合一之说。当时，道教著名人物葛洪、寇谦之、陆修静、陶弘景等都主张儒、释、道三教平等、三教合一。宋代初期，智园主张佛儒合一，他自号中庸子，即取义融合儒、释两教，他在《中庸子传》中说：“夫儒、释者，言异而理贯也。”宋代理学家陆九渊（陆象山）说：“东海有圣人出，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以至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不同也。”道教全真派创始人王重阳主张佛、道、儒三教平等、三教合一，全真教教徒必修的经典除了老子的《道德经》之外，还有佛教经典《般若心经》以及儒教的《孝经》。王重阳讲：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被称为全真道南宗祖师的张伯端也主张三教合一，他认为儒、释、道“教虽分三，道乃归一。”三教合一思想对于我国古代文化、艺术和宗教信仰都有极为重要的影响。
《史记》和《资治通鉴》
史书体裁 我国古代的史书按其体裁分类有许多不同的分法，有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之分；有正史、杂史、别史、野史、稗史之分；还有的将史书分为通史和断代史。
通史，是指其叙述的时间范围，不局限于某一个特定阶段，或者某个朝代，而是按历史发展，能贯古今的历史书籍。“今”一般是指作者所处的时代。我国古代的史书中，司马迁写的《史记》、梁武帝萧衍命群臣所编的《通史》、北宋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南宋郑樵的《通志》、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等都是通史性质的著作。《史记》记事起于传说中的黄帝，止于西汉武帝，首尾共3000年左右。《资治通鉴》一书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限于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计1362年的历史。现今的通史中，有的已不限于一国的范围，如《北欧史》、《非洲史》，也有的以全世界的历史编为《世界通史》的。
断代史，以朝代为断限的史书。此体裁创始于东汉史学家班固，他所著的《汉书》，写高祖元年（前206年）到王莽地皇四年（23年）西汉王朝230年的历史。二十五史中除《史记》为通史外，其余的二十四史都属此体。其中《南史》、《北史》、《五代史》包举数朝，仍然属于断代史的范围。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的史书，以朝代为断限的也属于断代史。今人所著的《秦汉史》、《隋唐史》等，也属于断代史范围。
《史记》的内容和体裁 《史记》记事始自传说中的黄帝，历经夏、商、周、秦、汉，止于汉武帝太初年间，囊括了约3000年的历史。《史记》分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全书共130篇，526500字。“本纪”是按年月记载的以帝王为主的大事记；“表”按年代或时期排列历史的重大事件；“书”记述典章制度、经济、天文历象等；“世家”记载诸侯王的事迹；“列传”是官僚、士大夫、名人的传记。这五种形式相互配合，广阔地展现了司马迁去世前中华民族约3000年的社会历史面貌。
《史记》对古代天文、地理、政治、经济、民族、文物、历法、礼制、音乐等方面，均有详细的记载。它将3000年间零碎散乱的历史资料加以整理、审核，分别归类于一百多个历史人物的传纪中，又在八书中总述其历史背景，最后在年表中排比年代，从时间上加以补充。这样，全书体系完整，“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如果说，从《史记》开始，我国才有了比较完备的历史著作，是不算过分的。司马迁用本纪、列传的方式编写历史，创造了以人物传纪为中心的史书体裁--纪传体。自从《史记》问世后，历代很多史学家都沿用这种体裁编写史书，并且把用这种体裁编写的史书称为“正史”。
《史记》对我国的历史学有深远影响，在文学史上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历代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几乎都从《史记》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史记》不愧是我国古代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
司马迁自述个人痛苦和修史意志 ……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楚受辱，其次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厉也。
……今仆不幸，蚤失二亲，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此段是司马迁讲受宫刑后身心受到的摧残和忍辱苟活以完成未尽心愿的情况）……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此段从古代先贤处逆境而奋起的事例讲起，表明自己虽遭不幸，但是向古人学习，一定要完成编写一部通史的既定理想）（详见《汉书·司马迁传》《报任安书》）
司马迁卒年及其死因 正史中未载司马迁卒年，有人认为这是司马迁善终的证明，也有人认为这恰恰说明司马迁死得不明不白大有疑问。有人认为司马迁是因作《报任安书》而死的，且死在作《报任安书》的当年。据王国维考定《报任安书》作于太初四年。郭沫若认为司马迁下狱的事世上必有流传，故卫宏、葛洪均笔之于书。因此郭沫若认为《盐铁论·周秦》篇中的既“下蚕室”而后又“就刀锯”，就是暗指司马迁的再度下狱致死之事。也有人认为司马迁可能死于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狱”。巫蛊案发于征和元年，身为治巫蛊使者的江充与卫太子有怨，恐武帝晏驾后为太子所诛，遂大开杀戒以借机剪除太子。太子杀江充后自杀，武帝穷治巫蛊之狱，前后死者达十几万，司马迁的好友任安，就是“巫蛊之狱”的殉难者之一。司马迁很可能是《汉书》所云“巫蛊之祸，流及士大夫”的牺牲者。
总之，司马迁到底是“有怨言，下狱死”或是为“巫蛊之狱”所累及，还是平安地活到武帝之后，寿终正寝，目前尚无明文信史作据，有待于今后新史料的发现和人们的进一步研究。
司马光的政治态度和为人司马光著《资治通鉴》能够总结历史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但在政治上，司马光却是顽固的守旧派。他顽固地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教条，竭力反对、阻挠王安石变法。当神宗准备任命他为枢密副使时，他坚持不受，并以废除新法为条件相要挟。他还以故交旧友的面目三番五次给王安石写信，攻击其变法是“侵官、生事、征事、拒谏”，致使“天下怨谤”，遭到王安石的严厉批驳。熙宁三年（1070年），司马光看到新法已势在必行，便自请离京，出知永兴军，第二年至洛阳，任两京御史台，潜心修撰《资治通鉴》。宋神宗死后，他被召入京主持国政，废除了王安石变法的新政。司马光政治保守，无可讳言，但他襟怀坦白，居官清廉，恭谦正直，不喜华靡的品格却也是公认的。史书上记载着他这方面的许多小故事，一直传为美谈。就连他的政敌王安石也很钦佩他的品德，愿意以他为邻。司马光死后被追封为温国公，葬于家乡夏县。司马光学识渊博，多才多艺，著述甚丰，有《温国文正公文集》、《稽古录》、《涑水记闻》、《潜虚》等著作传世。
我国古代正史的编修 秦汉之际，太史令实掌史职，东汉又有兰台、东观之设，这两处既是中央的档案、图书馆，又是官修著述之所。汉明帝曾以班固为兰台令史，诏撰国史。与《史记》、《汉书》并称为“三史”的《东观汉记》就是我国第一部由众多史官集体编修的史书。它开创了政府组织史官集体编史书的先例，为后世史馆的出现奠定基础。曹魏明帝太和年间，始置著作郎及佐郎，专掌国史。到北齐时，改称史阁，又称史馆--国家专门修史机构，后经唐代的发展完善，形成较为完善的史馆修史制度。宋代史馆分置有国史院、实录院、日历所、会要所等机构。史官有修撰、直馆、编修官、检讨官等名目。元、明、清三代，改置翰林院，史官则设修撰、编修、检讨等掌修国史。除常设机构外，还有临时性特开史馆，名目繁多。史官在我国一直受到极大的尊崇，常由皇帝挑选任命，有的皇帝如唐太宗、明太祖等还亲自拟定编修规则，参加修史活动。
历代最高统治者为什么如此重视修史活动，并把它制度化呢?其原因有四：一是为借鉴前期经验，以史为鉴，垂训后世，以达到继往开来的目的。二是为前朝修史，证明新朝的合法地位，自圆其正统之说，以争取民心。三是为点缀升平，铺张门面，笼络士人，特别是那些前朝遗老，消磨他们的敌对意识。他们在其他方面断然与新朝誓不两立，极难合作，唯独在编修故国之史这一点上，心情复杂，尚可通融。他们熟悉旧朝史事，多少可抑制新朝史官对前朝历史的歪曲贬低。四是为控制褒贬大权，惩恶扬善，垄断舆论，为本朝统治者歌功颂德、树碑立传，以巩固王朝统治。
历代相沿的修史制度，保证了我国史书上下衔接，绵延不断。这仅是我国图书的一个缩影。我国整个图书文化事业都称得上历史悠久，一脉相承，这一点，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比的。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孙子的事迹孙武以其兵法十三篇见吴王阖闾。吴王一直胸怀大志，阅后大喜，用宫女试探他的指挥能力。孙武将两名吴王的爱妃任命为队长，把“向前，向后”等命令解释给众宫女听，然后下达“向前”的命令。宫女大笑。吴王心中亦窃笑，静观其变。孙武一本正经地说：“命令没有说清楚，是将领的责任。”于是，他又把命令三令五申地重复了几遍。宫女们都说听明白了。孙武又下令“向左”。宫女复大笑。孙武说：“命令既明，而不遵守，责任在士兵。违令者斩！”于是痛下杀手，将两名队长拖下去斩首。两爱妃吓得魂飞魄散。吴王一见要杀爱妃的头，急忙传令阻止说：“没有这两个爱妃，我吃不好饭，睡不好觉。你饶过她们吧！”孙武却说：“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将军在军队里，君王的有些命令可以不接受）最终，两个妃子还是被砍了。接下来继续训练，众宫女的动作整齐划一，队伍静悄悄。然后，孙武对吴王说：“部队已经训练好了。就算赴汤蹈火，也不会退却。”吴王很没劲地说：“我知道了。真看不下去啊。”事后，孙武说：“吴王徒好其名，未好其实。”
不过，吴王还是很明智地任命孙武为大将，为其击破强楚、称霸诸侯立下赫赫战功。《史记》中未说明孙武的最终去向。据史学家猜测，以历史资料和孙武对吴王的了解，应该是退隐了，而不是像他的同僚伍子胥那样，落得赐剑自杀的悲惨下场。依孙武这样的处事原则来看，是很得罪人的。与他齐名的吴子（吴起），虽然使楚国强盛一时，但得罪了不少楚国权贵。给他撑腰的楚王一死，权贵群起而攻之，吴起被箭射成刺猬，死在楚王的尸体旁。而功成身退的留侯张良何其英明！
《孙子兵法》的影响《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被世界推崇为“兵学圣典”，“世界古代第一兵书”和“东方兵家鼻祖”，尊为智慧之源，制胜之宝，现已译成几十种文本。不仅如此，《孙子兵法》中精深的哲学思想及辩证关系已远远超过了军事范畴，其中的理念已被广泛用于企业管理、商业竞争、外交谋略、体育比赛，成为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宝库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之源。
据1999年9月22日《华声报》报道，英国警察局墙壁上，贴着《孙子兵法》精句，督促警员学习。英《金融时报》也连续两日，将《孙子兵法》13篇内容译成英文，制成30页特刊出版。该报强调，中国2500年前的古老军事策略，十分适用于现代社会的商业管理，西方国家应该加以研究。该报举例，伦敦大都会警局的反种族罪行警队工作室墙壁上，都挂满孙子语录，其中最触目的一段谈及间谍战：“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不是非常圣明智慧的人不会使用间谍战，不是十分仁义的人不能够使用间谍战，手段如果不是异常微妙的话也不会受到间谍战的实效）
孙膑的事迹据《史记》记载，孙膑是春秋时期兵法家，孙武的后世子孙。战国时的兵家，齐国阿（今山东聊城地区）人。他精通兵法，主张“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服矣”，提倡“赏不逾日，罚不还面（转脸）”，认为采取“营而离之（迷惑敌人，使之兵力分散）、并卒（集中兵力）而击之”等方法，寡可以敌众，弱可以胜强，强调具体分析敌我双方的条件，做到“内得其民之心，外知其敌之情”，颇具朴素的军事辩证唯物观点。
孙膑归齐以后，先隐居在齐将田忌幕下，在一次赛马游戏中，他用“以盈去虚”的战术，助田忌胜威王而崭露头角，得到齐威王的赏识和重用。齐威王暇时常与宗族诸公子驰射赌胜为乐，田忌因马力不及，屡次失金。一日，田忌引孙膑来到射场，孙膑见其马力相差不远，而田忌三棚皆负，便私下与田忌说，你明天复射，我能叫你必胜。田忌请与威王以千金决赌，威王笑而从之。是日，诸公子盛饰车马来到场圃，百姓观赌者数千人。田忌向孙膑求必胜之术，孙膑说：齐国的良马都在威王那里，你以次第角胜很难。你三棚中有上、中、下，可以下驷（马）当彼上驷，以上驷对彼中驷，取中驷与彼下驷角赛，虽有一败，必有二胜。田忌以金鞍锦矛饰其下等马，伪为上驷先与威王赌第一场，马足相距很远，田忌便败。及二棚、三棚比赛，田忌之马皆胜，结果一负二胜。此小事足见孙膑之智。威王问明原故，益加敬重。此后，孙膑运筹帷幄，巧用兵法，避实击虚，致“桂陵之战”、“马陵之战”获胜，使齐国逐鹿中原，挡住“三晋”，雄踞东方。
中国古代的兵书 中国古代的兵书十分丰富，除了课文中介绍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外，比较著名的还有《吴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黄帝阴符经》、《石公三略》、《握奇经》、《百战奇略》、《诸葛亮兵法》《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卫公兵法辑本》、《武经总要》、《神机制敌太白阴经》、《虎钤经》、《何博士备论》、《十七史百将传》、《素书》、《兵法心要》、《兵谋》、《兵经百言》、《八阵合变图说》、《登坛必究》、《历代兵制》、《纪效新书》、《练兵实纪》、《武编》、《翠微先生北征录》、《守城录》、《投笔肤谈》、《广名将传》、《阵纪》、《草庐经略》、《三十六计》和《曾胡治兵语录》等。这些著作，都是我国古代军事家和军事思想家留给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关于赤壁之战的学术争论 关于赤壁之战的规模，有人认为它只是一次小规模的遭遇战（《赤壁之战辨》，《光明日报》1981年3月31日）。有人认为，赤壁之战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大战性质是毋庸置疑的（《资治通鉴如何记述赤壁之战》，《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四期）。关于曹军的兵力，也存在着50万、30万、5千人等说法，此处不再一一论列了。关于曹军失败的原因，近年来也不断有新的看法出现，最著名的是“疾疫”说。这种说法认为血吸虫病导致了曹军的失败（《曹操病败赤壁与血吸虫病关系之探讨》，《中华医史杂志》1981年11卷第二期）。关于赤壁的位置，有人认为赤壁之战的名称是不合适的，双方真正的决战发生在乌林，因此赤壁之战应该叫做乌林之战（《赤壁之战应为乌林之战》，《光明日报》1984年4月18日）。另外还有嘉鱼说（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三册）、蒲圻（《赤壁究竟在何处》，《光明日报》1977年10月6日）和武昌说（《也谈赤壁在何处》，《光明日报》1977年12月15日）等三种主要的说法。近年来又有黄州说出现（《黄州赤壁与古战场地理环境吻合》，《中国地名》，1992年第二期；《赤壁战地辨析--与万绳楠商榷》，《安徽师大学报》，1992年第四期）。
马镫与军事历史的新时代 战争的胜利不仅取决于军事思想和策略的高明，武器装备的改进对战争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恩格斯就曾说过：“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武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9页）马镫的出现及其对历史的影响就能够说明这一点。在古代上，马用于战争的历史分成三个时期：第一时期，用于战车；第二时期，骑士用马，可是他靠双膝的力量来稳骑在马上；第三时期，马成了配备有马镫的骑乘。战争中马的使用和每一次改进，对社会和文化深远的变革都是息息相关的。在有马镫以前，骑者的座位是不牢靠的。因此使骑兵的作战方法受到很大的限制。因为如果没有马镫，当骑士挥剑猛砍敌人的时候，只会落得一个打不中敌人却自己翻身落地。马镫，除了由鞍鞯和驰驱所提供的前后两方的支撑之外，又加上了侧面的支撑，于是有效地把马和骑者溶合成为足以发挥前所未见的强力的一个单独的战斗单位。战士的手不再直接用于打击了，它只用来指导打击的方向，因此可以说，马镫的发明大大增加了骑兵的威力。以长矛的使用为例，在马镫发明以前，它是在臂膀末端挥动的，打击力量来自肩膀和肩肌。而马镫的使用让长矛的力量大到无比，骑者可以稳稳地横矛于双臂与躯体之间来攻击他的敌人，这样，攻击的力量就不仅来自骑士的肌肉，而且来自他本身和他疾驰前进的骑乘的联合重量。马镫就这样用马力代替了人力，无限量地加大了骑士攻击敌人的能力，从而使马上白刃战成为可能，而这是一种革命性的新战斗方式。中国历史上的匈奴之患和横扫欧洲的骑士雄风，其实都和马镫的使用有着密切的关系。
对“读与思”《赤壁》的解释 译文：一支深埋在泥沙里的断戟，虽然历时久远，但并未完全锈蚀。我把它拣起来磨洗干净，还能认出是三国赤壁之战的遗物。如果不是东风帮助周瑜获得火烧曹军的胜利，恐怕吴国的国色大乔、小乔（吴国的两位美女，大乔是孙权之兄孙策的夫人，小乔是周瑜的夫人）就要被幽禁在曹操的铜雀台上了。
这是一首咏史吊古诗，似是讥讽周瑜赤壁之战成功的侥幸。诗的开头两句，借物起兴，慨叹前朝人物事迹，后两句议论，赤壁大战，周瑜火攻，倘无东风，东吴早灭，二乔将被掳去，历史就要改观。
这首诗是杜牧脍炙人口的杰作，但这首诗的议论却和历史实际不相符合。事实上，赤壁之战与铜雀台并没有直接关系。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明确记载，赤壁之战发生在建安十三年，而曹操建铜雀台则在后二年，即建安十五年，赤壁在前，铜雀在后，二乔与东风其实没有什么关系。不过，诗人即物兴感，从眼前的事物联想到古代历史的兴亡，发出伟烈丰功固然仰仗于旷世英雄，同时也离不开客观的形势（包括稍纵即逝的某种契机）的感慨，的确发人深思。
秦始皇兵马俑秦兵马俑博物馆开放后，很快就轰动了中外，被认为是古代的奇迹，是当代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兵马俑坑在秦始皇陵东侧约1公里半，先后发掘出一、二、三号三个坑。一号坑是当地农民打井时发现的，后经钻探先后发现二、三号坑。一号坑最大，东西长230米，宽612米，总面积达14260平方米。在这个坑内埋有约6000个真人大小的陶俑，目前已清理出的有1000多个。在地下发现形体这么大、数量这么多、造型如此逼真的陶俑，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这批兵马俑在艺术史上具有很高的价值。兵马俑的塑造，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而创作，艺术手法细腻、明快。陶俑装束、神态都不一样。光是发式就有许多种，手势也各不相同，脸部的表情更是神态各异。从它们的装束、表情和手势就可以判断出是官还是兵，是步兵还是骑兵。这里有长了胡子的久经沙场的老兵，也有初上战场的青年。身高达1.96米的将军俑，巍然直立、凝神沉思，表露出一种坚毅威武的神情。那个武士俑，头微微抬起，两眼直视前方，显得意气昂扬而又带有几分稚气。那个身披甲胄，右手执长矛，左手按车的武士，姿势动作显示出他是保卫车士俑。总之，陶俑具有鲜明的个性和强烈的时代特征。这批兵马俑是雕塑艺术的宝库，为中华民族灿烂的古老文化增了光彩，也给世界艺术史补充了光辉的一页。
敦煌的壁画与雕塑艺术 敦煌莫高窟是甘肃省敦煌市境内的莫高窟、西千佛洞的总称，是我国著名的四大石窟之一，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
莫高窟位于敦煌市东南25千米处，开凿在鸣沙山东麓断崖上。前秦符坚建元二年有沙门乐尊者行至此处，见鸣沙山上金光万道，状有千佛，于是萌发开凿之心，后历建不断，遂成佛门圣地，号为敦煌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它是我国最大、最著名的佛教艺术石窟，分布在鸣沙山崖壁上三、四层不等，全长1.6千米。现存石窟492个，壁画总面积约45000平方米，彩塑像2100多身。石窟大小不等，塑像高矮不一，大的雄伟浑厚，小的精巧玲珑，其造诣之精深，想象之丰富，是十分惊人的。壁画内容多为佛经故事，如释迦牟尼一生和前生行善牺牲的故事。还有佛、菩萨、天王、力士、小千佛的画像和羽人、飞人、花鸟、动物等。壁画虽经千百年的风沙侵蚀，仍然色彩鲜艳、线条清晰，使人不得不赞叹古代艺术匠师们的精湛艺术和创造精神。中国石窟艺术源于印度，印度传统的石窟造像乃以石雕为主，而敦煌莫高窟因岩质不适雕刻，故造像以泥塑壁画为主。整个洞窟一般前为圆塑，而后逐渐淡化为高塑、影塑、壁塑，最后则以壁画为背景，把塑、画两种艺术融为一体。北朝时期洞窟中主像一般是释迦牟尼或弥勒，主像两侧多为二胁侍菩萨或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塑像背部多与壁画相连。窟内顶部和四壁满绘壁画。顶及上部多为天宫伎乐。下部为夜叉或装饰花纹。中部壁画除千佛外，主要画佛传故事、本生故事和因缘故事。其中本生故事有割肉求鸽、舍身饲虎、九色鹿舍己救人等。隋唐为莫高窟全盛时期，隋代样式由北朝的中央式改为中心佛坛，组像同前。唐出现一佛、二弟子、二天王或二力士的组合。塑像亦由早期的“瘦骨清秀”造型，重返“丰硕壮实”之貌。窟中壁画主要是大场面的说法图和简单的经变图。莫高窟最大塑像皆塑于唐，第96窟大佛是莫高窟中最大的塑像。唐代壁画是多种经变图，其规模极为宏伟，表现出天国的壮丽图景。石窟造像五代时已丧失生命力，宋代起步入衰退。
中国画发展简史中国画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悠久的传统，是举世睹目的珍贵文化遗产。早在两千多年前战国时期楚国的两幅帛画，就以其生动的气韵、简洁的笔墨、流畅的线条，表达出完美的意境，确立了中国绘画艺术以线条造型的民族风格形式。
发展到魏晋南北朝，中国画逐渐演变成单幅的卷轴画，成为独立的艺术欣赏品，题材亦日益扩大。除人物、宗教题材外，初期山水画也随之出现。同时，书画理论著述的问世，指导了艺术创作的方向。此一时期的代表作是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当时的艺术特点，其技法比前代有了长足的进步。隋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绘画艺术综合了前代的风格，为唐代的大繁荣奠定了基础。展子虔的《游春图》，标志着山水画的最终形成，其影响深远。唐五代，是中国绘画史上的鼎盛时期，开创了新纪元。五代时期，花鸟画从人物山水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画科，山水、人物、花鸟等各类，均得到了极大发展。这时期的绘画，题材广泛、名家辈出、成就卓越，对后代影响至大。宋代承继前朝，全面发展了各画种，题材愈加广泛，画派并出，空前繁荣，盛极一时，其光辉璀璨，照耀百代。中期出现了以水墨写意为主体的文人画，讲求诗书画统一，注重笔墨情趣，是富有生命力的画派新支。元代绘画，直接师法唐五代，是文人画大发展的时期，将书法融入画法之中，在笔墨技巧上起了新的变化，使水墨写意画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明初承元文人画的余波，并加以发挥，旋继南宋院画而兴起院体画，盛极一时。中晚期文人画又大兴。明末清初以八大山人为代表的遗民画家发展了文人画，使之又进了一步，对后世影响颇大。入清以后，受董其昌画论的影响，画坛风气摹古大于创新，称为正统派。至中叶扬州八怪的出现，打破这种状态，成为各抒己见，打破常规，旗帜鲜明的艺术革新派。各类画科均在此阶段有所发展，同时，中西艺术也得到交流，是中国绘画史上的又一个繁荣阶段。及至清末，海上画派及后来的岭南画派的兴起和出现，是传统的中国画在吸取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又出现了新风貌。吴昌硕和后来齐白石的出现，使大写意出现了新局面。到近代，由于徐悲鸿、林风眠等一大批留学海外的画家出现，进一步融合了中西艺术，使中国画开始了一个崭新的纪元。
中国绘画艺术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形成了世界上独数一帜的风格，并对周围的国家和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西方的绘画也从中汲取良多。这一特色的形成，与中国的社会发展、民族欣赏习惯，以及传统学术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中国书法的发展 书法是中国特有的艺术形式，书法艺术的种子当于汉字的创造时萌生。学术界公认的我国最早的古汉字资料，是商代中后期(约公元前14至前11世纪)的甲骨文和金文。从书法的角度审察，这些最早的汉字已经具有了书法形式美的众多因素，如线条美、单字造型的对称美、变化美以及章法美、风格美等。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文字差异很大，是发展经济文化的一大障碍。秦始皇兼并天下，丞相李斯主持统一全国文字。秦统一后的文字称为秦篆，又叫小篆，是在金文和石鼓文的基础上删繁就简而来。著名书法家李斯的代表作为《秦泰山刻石》，历代都有极高的评价。秦代除以上书法杰作外，尚有诏版、权量、瓦当、货币等文字，风格各异。汉代书法由籀篆变隶分，由隶分变为章草、真书、行书，至汉末，我国汉字书体已基本齐备。因此，两汉是书法史上继往开来，由不断变革而趋于定型的关键时期。魏晋时期造就了一些大书法革新家--钟繇、王羲之、王献之。他们揭开了中国书法发展史上新的一页，树立了真书、行书、草书美的典范。此后历朝历代，学书者莫不宗法“钟王”，而王羲之及其子王献之被称为“二王”。隋唐是楷书中兴时代。短暂的隋朝书法承前代之余列，碑帖合一，书风归于严整瘦硬。唐朝的建立结束了西晋以来近300年的动乱局面，国初二十年形成了文治武功的“贞观之治”，可谓“书至初唐而极盛。”唐代墨迹流传至今者也比前代为多，大量碑版留下了宝贵的书法作品。整个唐代书法，对前代既有继承又有革新。初唐书家有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薛稷、陆柬之等，此后有创造性的还有李邕、张旭、颜真卿、柳公权、释怀素、钟绍京、孙过庭。楷书、行书、草书发展到唐代都跨入了一个新的境地，时代特点十分突出，对后代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以前任何一个时代。宋代的书坛不似唐代辉煌，书法家继承前人为主，革新的就不太多了。北宋为后世所推崇者有苏轼、黄庭坚、米芾和蔡襄（又说蔡京）四大家。另外，宋徽宗赵佶在褚遂良风格外变法，创“瘦金体”。薛绍彭，精研“二王”，笔致清润遒丽，也是一代名家。元初经济文化发展不大，书法总的情况是崇尚复古，宗法晋、唐而少创新。赵孟名家主张书画同法，注重文字的体态，书法一度出现兴盛局面。元代书坛在承继晋唐之余，受赵孟影响至深，很少有自己的独立风格。明代帖学盛行，法帖传刻十分活跃。清代在中国书法史上是书道中兴的一代。清初的明末遗民如王铎、傅山和八大山人，书法作品各有特色。清代书法由继承、变革到创新，挽回了宋代以后江河日下的颓势，其成就可与汉唐并驾，各种字体都有一批造诣卓著的大家，可以说是书法的中兴时期。
优人 优人是演员的前身。他们来源于远古的巫觋（求神弄鬼的人，女的叫巫，男的叫觋）。他们能歌善舞，滑稽幽默，举止引人喜爱。后来，就逐渐转化成用专门技艺供人欣赏的优人了。周代的优人分为“倡优”和“俳优”，大致上“倡优”以表演歌舞为主，“俳优”擅长滑稽讽刺，引人欢笑。当时，许多优人在宫廷或诸侯家服务，他们用聪明机智和捷便的口才，对统治者进行了讽谏。春秋时期楚国的优孟就是如此。当时楚国为官清廉的宰相孙叔敖死了，死时“无分铢之蓄，”他的儿子穷得没法生活。优孟知道后，就花了一段时间反复模仿孙叔敖的举止，然后装扮成他的模样去见楚王。楚王大吃一惊，以为孙叔敖复活，便要封他做官。优孟一面推辞，一面在楚王面前发了一通廉官不如贪官的牢骚，还举出孙叔敖遗族悲惨的境况为证，一番话使楚王惭愧不已，马上下令厚待孙叔敖之子。这就是“优孟衣冠”的故事。
杂剧 中国古典戏曲的一种，因盛行于元代又专称元杂剧。全用北方曲调，由正末或正旦一人独唱始终。在形式上，杂剧常用分“本”分“折”的方式，每本多为四折，每折用同一宫调的若干套曲演唱。元朝杂剧的作家较多，最著名的有：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郑光祖、白朴、杨显之等。
南戏 宋代出现的戏曲样式，又名温州杂剧。主要流行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南宋末年大盛，到了元朝仍有很大影响。南戏内容多取材于现实生活和民间传说，表演形式自由灵活。一本戏可长可短，登场角色都可演唱，还可以两人互唱或数人和唱，不拘用一个宫调曲牌，也不限于通押一韵，便于表现比较复杂的情节和人物思想感情。南戏发展至明代称传奇，在不同的地区又出现不同的声腔，如弋阳腔、余姚腔、海盐腔和昆山腔等。
关汉卿与《窦娥冤》 关汉卿是元代的戏曲家，生卒年不详，大约生活在元太宗到元成宗时期，大都（今北京）人。为人倜傥不羁、滑稽多智，擅长歌舞，精通音律。一生主要从事戏曲创作，是当时民间杂剧创作团体玉京书会的首领，创作戏曲约63种，今存《窦娥冤》、《救风尘》、《单刀会》、《望江亭》等15种。其中，《窦娥冤》是其代表作。
《窦娥冤》全名《感天动地窦娥冤》，写穷秀才之女窦娥，3岁丧母，7岁时，其父窦天章为了还债和筹集赴京赶考的路费，将她抵押给蔡婆婆作童养媳，并在17岁成亲。但不久丈夫死去，婆媳相依为命。后来，地痞张驴儿父子上门纠缠，威逼婆媳俩同他父子成亲。遭到拒绝后，张驴儿在汤里下毒，不料却毒死了自己的父亲。张驴儿诬告窦娥投毒害命，断案昏官竟判窦娥死刑。刑场上，窦娥对天地发下三桩誓愿：倘若死得冤枉，颈血不落地而飞上白练；六月飞雪掩埋其尸，当地连旱三年。结果感动天地，样样应验。这部作品情节曲折，人物个性鲜明，语言生动精练，非常感人。比如，窦娥临刑前呼喊道：“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作天！”反映了被压迫妇女对当时社会的强烈抗议，几百年来一直震撼着读者的心。《窦娥冤》在世界戏剧史上也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已被翻译介绍到许多国家，1985年关汉卿作为世界文化名人受到各国人民的纪念。
朱帘秀 朱帘秀艺名又叫珠帘秀，元代著名女演员。她在当时剧坛上才艺双绝，名重一时。由于她勤学苦练，表演杂剧被誉为“当今独步”，不仅戏路宽，扮演的人物也非常传神。她善唱，歌喉婉丽，韵味无穷；她鼓瑟弄筝，有如“冰弦散雨，总是才情”。另外，她还能诗工曲，有着比较高的文学修养，同关汉卿等一些元曲作家都有来往。后辈艺人尊称她为“朱娘娘”。
汤显祖与《牡丹亭》汤显祖（1550—1616年）是明朝戏曲家。曾任明朝南京太常寺博士、礼部主事。因生性耿直，得罪了朝中权贵，被免官还乡。他在思想上受李贽影响，为文主“情”，反对“灭人欲”的所谓“理”。他创作的传奇作品主要有《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等，《牡丹亭》是他的代表作。
《牡丹亭》全名为《牡丹亭还魂记》，描写南安太守杜宝之女杜丽娘死后游魂寻找情人书生柳梦梅的故事。从两人相见，到柳梦梅掘坟使杜丽娘复生，后来几经周折，终于成就了婚姻。剧本用浪漫主义的手法歌颂了男女生死不渝的爱情。全剧构思奇特，人物心理刻画细腻，曲词优美，文采飞扬。
洪升和孔尚任 洪升（1645—1704年）是清代戏曲家。他出生于钱塘（今浙江杭州）一个没落名门世家，曾受过良好教育，成年后贫苦困顿，养成狂放、孤傲的性格。他仕途不达，作了20余年的国子监生，晚年漫游江南，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在浙江吴兴因醉酒落水而死。他一生创作传奇《闹高唐》、《回龙院》等近十种，《长生殿》是其代表作。
孔尚任（1648—1749年）清曲阜（今属山东）人，是与洪升齐名的戏曲家，当时有“南洪北孔”之称。他曾任国子监博士，户部主事、员外郎。《桃花扇》是其代表作，剧中以明末复社名士侯方域同江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线索，反映了明末黑暗、动荡的社会现实。此剧上演后，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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