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飘扬了６０个春秋，凝结着全国人民对新中国的无限崇敬和热爱之情，也蕴含着天安门国旗护卫队战士许多感人肺腑的故事……
“宣扬国旗精神，将成为我终生的事业”
一身西装革履的赵新风虽退役１０多年，但言谈举止以及对国旗由衷的热爱，依然能感觉出他当年的风采。
走进赵新风的办公室，感觉如同走进了国旗的天地。笔记本电脑和墙壁上贴的，都是各种规格的五星红旗，就连他接听手机电话的铃声也是《歌唱祖国》的歌曲。
自从１９８９年春天参军到天安门国旗班，赵新风的命运就与这面鲜红的旗帜结下了不解之缘，甚至在他退役之后，依然没有离开国旗。
１９９１年４月１５日，与祖国相伴了４１个春秋的老国旗杆在天安门广场光荣“退役”，作为第８任班长的赵新风与两位战友为它完成了最后一次降旗；１９９１年４月１６日，天安门广场的新国旗杆启用，赵新风又亲手按动电钮为它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１９９１年５月１日，“天安门国旗班”扩建为“天安门国旗护卫队”，由原先的３人升降国旗仪式，变成了３６人升降国旗仪式。
赵新风１９９３年从国旗护卫队退役后，有很多从事其他行业的机会，比如当警察、开饭馆等等，但他都没有轻易涉足，而是坚守着一名老国旗手的光荣与梦想。
赵新风先后在杂志、读书俱乐部工作过，却一直没有放弃推广国旗文化的梦想。直到２００１年，退役后的赵新风创办了国内第一个专门从事国旗教育和国旗文化传播的机构，并创办了中国国旗网。
多年来，他深入全国希望工程小学，打工子弟学校宣讲国旗知识，为盲人、社区居民进行国旗教育。他还深入部队、学校、工厂、机关、企事业单位作国旗报告上百场次，直接听众达１０万多人次。
他还先后在全国各地开展升旗手培训和规范化升旗仪式的推广活动，已培养了近千名注册升旗手；还联合清华大学策划和承办了“首都高校规范化升旗仪式”检阅等活动。目前，他参与策划的新疆、西藏、宁夏等地的“五个民族自治区千万少年儿童心向祖国”活动已开始全面实施。
身材魁梧、快言快语的赵新风激动地说：“宣扬国旗精神，将成为我终生的事业。”
创造“中国式升旗”仪式
去年１０月２６日，在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大学生升旗手表彰大会上，清华大学学生武岳和其他升旗手共同起立向着他们的“赵班长”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表示感谢。因为很多队员难以忘记去年７月份训练时，赵新风带领他们踢正步多次被汗水沁湿后背。
原来，赵新风作为北京新风旗帜文化传播中心的主任，以半年多的时间为北京奥运会颁奖仪式设计了“中国式升旗”仪式，并培训奥运会升旗手１９２人，其中有５４名是大学生升旗手。
在常人眼里，升旗可能是一件极简单的事情。然而，在赵新风的眼里却不是这样：“升旗的学问大了，很复杂！”“奥运会赛场上的升旗更复杂。”赵新风非常自豪地说，“在北京奥运会上，我们向全世界推出了‘中国式升旗’。”
“中国式升旗”从升旗手和护旗手的亮相出场，到升旗、再到退场，每个环节都有明确的规定。赵新风说：“国旗是威严的，那么每个环节都要规范，统一和整齐划一。”
这种结合了传统的升旗模式，揉入了国际升旗元素的“中国式升旗”，结合了奥委会的相关规定创造出来。对中国式升旗培训教案的制定，先后经过７次修改才得以完成。
赵新风说，从去年元旦就开始着手对大学生升旗手进行培训，首先针对最基本的训练齐步走、形体姿势、步伐、升降旗程序等。
在训练过程中，升旗手面临最大的困难就是高温天气。按照规定，赛场升旗手的着装必须是长袖衬衣和很厚的升旗服。不管是在赛场内，还是在赛场外升旗，培训的时候全部要在室外接受高温、大雨、大风等恶劣天气的考验。
每天８个小时，赵新风与大学生升旗手一遍遍地训练，手把手地对每位旗手进行动作和要领的指导。在酷暑高温下，他的长袖衬衣湿了干，干了又湿。在他言传身教下，半年多时间，队员们就磨炼出坚强的意志。
北京奥运会上，清华大学和北京科技大学５４名升旗手在所完成的６３场颁奖仪式升旗任务上，全部做到零失误，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宣讲国旗，痴心不改
新中国第一面国旗的缝制者是谁？第一面国旗的诞生日是哪天？在日前北京宣武区图书馆所举办的“国旗在我心中”主题教育活动中，赵新风为北京市宣武区小学生、社区群众、机关干部讲了一堂生动的“国旗故事”。
而在１９９３年刚退役时，赵新风希望到一些群众组织去专门从事国旗的宣传，可这些单位都很遗憾地告诉他，没有这样的岗位。几经周折，赵新风决定成立“北京新风旗帜文化传播中心”，自己干。
自赵新风的公司２００１年９月开业以来，他经常到一些大学和有需求的中小学义务培训升旗手，免费讲解国旗知识。复员转业费用都倒贴了进去。
很多人觉得赵新风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觉得他身上“冒傻气”！有人找他去培训保安，还有人找他一起开餐馆做生意，赵新风都一口回绝了。“无论多难，信念不能丢弃！”
赵新风专职开展国旗教育８年来，没有向国家要一分钱。他运用各种社会资源，在各方面的支持下开展了系列国旗宣教活动。
赵新风由衷地感慨道：“是国家的繁荣昌盛和经济发展给我的事业提供了机会，目前越来越多的机关和企业注重爱国主义的教育和宣传，并把它作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这为我宣扬国旗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天地。”
１９９１年国庆节，在广场上观看升旗的人们看到，３６名国旗手组成国旗护卫队，从金水桥走来。这位升起国旗的旗手叫赵新风。他是国旗护卫队第一任班长，之前是三人升旗的国旗班，最后一任班长，他见证了国旗班的升级全过程。
赵新风：那可能是在那之前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大的场面。因为你想在以前的国庆节，３个人升旗，没有这么多人。这个９１年之后，这个宣传也多了，所以铺天盖地的人，等到快升旗的时间，整个广场是满的，长安街两侧是满的，金水桥前也是满的，人是满的，这个我们有标兵线，标兵线都给冲散了，全不管用了。我们的那个战士，我们在出金水桥走长安街的时候摆臂，人就紧挨着，就恨不得摆臂都能碰着人。
赵新风出生在山东烟台的一个小山村，１９岁时，报名参军。经过严格挑选，他被分配到天安门国旗班，从普通工人变成了一名国旗卫士。
赵新风：身高是１米７８以上，叫高中以上学历，五官端正，政治条件叫政审要合格，等等。当时一个区是８个名额。当时从６００多个新兵挑了５４个人到天安门中队，又从天安门中队挑了８个人到５班，当时不知道这个５班是干什么的，当时内部的编制叫５班，５班就是我们所说的国旗班。
赵新风和其他７名战士被拉到了天安门国旗班当时的驻地－－文化宫。穿过中山公园，站在文化宫门口，这时是凌晨一点多钟。
赵新风：一进去以后呢，当时院子里也没有灯，不是灯火辉煌，不是的，就是很黑暗的那么一个小角落里头，一排破旧的房子，为什么是破旧的房子？因为当时它那个玻璃，好多都没有，是拿那个木头板挡着的，然后房子顶上是用茅草，到第二天才知道房子后头是用木头顶着的，要不顶它会倒。当时屋里还不是日光灯，是灯泡，我们到那以后，反正我到那以后是非常非常失落，怎么会有人把我们这些人发配到这来。
第二天当他站在国旗下面，面对着天安门城楼和毛主席像，背对着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时候才真真正正地感受到自己成了一名国旗班的战士。
赵新风：因为当时属于是３个人升旗的时代，那个时候这个班长有这个话，谁的动作好，工作好，这个谁就第一个去升旗。这个对我们８个新兵来说是极大的鼓舞。
国旗班的战士要求每天六点起床，而这八位新兵更是四点多天一亮就爬起来。为了矫正体形，战士们腰间插上木制的Ｔ字架，领口别上大头针，睡觉时不能用枕头，走路一步踢出７５厘米，脚面离地 ２５厘米，多一厘米不行，少一厘米也不行。
赵新风：因为在这个之前呢是这样，我们除了队列训练以外呢，还有这个技术动作。你看那个汉白玉护栏，栏板大概有桌子这么高。因为当时是三个人升旗，就一个旗手两个护旗手，这两个护旗手绕到南侧之后，两人对视一下，要统一地上手，然后跨。跨的时候身体呈一个直线，不能弯着腰，两个人一块往里翻。
国庆４０周年，赵新风当国旗手后度过的第一个国庆节。从山东山村到天安门广场，他第一次经历这么大的场面，第一次近距离地观看宏大的烟火，第一次亲眼看见天安门城楼上的国家领导人。
赵新风：当时是非常兴奋。我们是在９月３０号，在９月３０号的中午１２点就开始站（岗），提前开始站（岗），１个小时一换，站一个小时然后换，站一个小时然后换，一直应该持续到１０月一号的凌晨，这实际上加起来应该是３６小时。
１９９１年，赵新风经历了升旗仪式的改革。４月１６日，２２米高的旗杆变为３０米，当时的新闻联播记录下了这一变化。
新闻联播：与祖国度过了４１个春秋的天安门旧国旗杆昨天宣布退役，天安门广场基座改建工程初战告捷。新建旗杆已于昨晚８时４０分宣布吊装就位。今天早晨五星红旗在新旗杆上高高升起。
赵新风：这个老国旗杆是９１年的４月１５号退役，就主席开国大典升旗的那个旗杆，当时呢我就带了两个战士，当时是周志勇和谢奉觉，当时我跟他讲说我们要代表所有的曾经在这个旗杆这升降国旗的老同志们去降最后一次国旗。（切）就这样，这个我们降了最后一次旗，经过连夜的施工，我们是在９１年４月１６号早晨６点多钟，（切）那我呢是按电钮升了新国旗杆的第一次旗。
国旗的基座由封闭式改为了四面开放式，三人升旗的国旗班改为了三十六人的国旗护卫队，于是，为今日人们所熟悉的升旗仪式日渐成形。如今，国旗班的宿舍已不再是那个茅草屋。赵新风退役了，但他从没有离开过国旗。他没事的时候就会回国旗班转转，平时他就以一个老国旗手的身份，在全国各地为大家宣讲国旗。“国旗卫士”在他心中是一个永恒的称号。
除了国旗，赵新风的生活中，就不剩什么了。
每天上班，他总是先点开一个叫中国国旗网的网址，进入里面的国旗论坛，“灌灌水，顶顶贴”；每次出门，他总是看看墙上挂的那面大国旗，然后小心翼翼地将国旗徽章别在衣服上。
每年，赵新风都会去很多次天安门，和其他群众一样，虔诚地观看升旗。只是，在升旗的2分07秒里，他从来不会眨一下眼睛，就像20年前一样。
那时候，赵新风是国旗班里很多纪录的保持者，服役时间最长、收旗速度最快，当然，还有力量最大——他的收旗动作总是力道十足，以至于手掌与国旗之间会产生强烈摩擦，如果手套上不贴胶布，“三把后，手就要走光了”。
不过，真正让战友们津津乐道的，是赵新风“全班最怪”的理想：办个专门负责国旗宣教的机构。他的理由是“那些老百姓真的爱国旗！”
赵新风升旗的时候，总能遇到骑了一夜车从郊区赶来看升旗的大叔；每当升旗结束后，总有很多群众等着他用大喇叭讲解国旗的故事。
一个寒冷的冬日，天还没亮，赵新风就看见一个高大的小伙子守在国旗围栏旁，“我要出国了，赚外国人的钱去了，今天再来看一次升旗，兄弟，你好好守着咱的国旗！”小伙子说完，就扭过头去，哭了。
1994年复员后，24岁的赵新风开始到处咨询成立“国旗宣教机构”的事，让他意外的是，自己“找不到挂靠单位，也找不到上级领导”。
在国旗班的时候，战士们常常会收到一些上访无门的群众来信，那些群众以为“离国旗最近的人就离中央最近”，他们在信上写着“天安门国旗班转中南海”。
后来，赵新风也给一个部委写过一封“直陈国旗宣教事业意义”的长信，不过他发现，原来自己“也找不到中央”。那段日子，赵新风经常做梦，“梦见国家领导人了，他们都支持我！”
面对生存的压力，赵新风被迫走上了就业之路，不过他“国旗宣教”的火种没有熄灭。
1997年香港回归的那天，他正在一位朋友家里做客。电视里的国歌刚一奏响，赵新风“腾”地一下站了起来，敬着军礼，目视国旗缓缓升起。
“咳，离不开了呗。”赵新风说。
2001年，赵新风决定“自己搞”，没有政府支持，搞机构是“没戏了”，朋友建议他注册个公司，结果赵新风死活不乐意用公司俩字，“我想搞事业，不想搞企业”。
琢磨再三，他最终定了“新风旗帜文化传播中心”这个中性一些的名字，启动经费是妻子买断工龄的10万元钱。
“不想搞企业”的赵新风很快吃了亏，他给社区讲国旗知识不要钱，去山区小学培训升旗手还要“白送钱”，两年下来，赵新风的工作地点也从地上转到了地下——办公室租不起了，改租地下室。
朋友们替他着急，他却给朋友讲国旗班的故事：有的战士为了训练定力，往脸上放蚂蚁；还有的战士站岗，一根风筝线套到了他的脖子上，勒出血都一动不动。
他终于守来了转机，2004年雅典奥运会，在中国代表团手持国旗的产品竞标过程中，其他厂家都拼命地压低成本和报价，唯独他要求将纸质材料改为最好的国旗布料，“出于对国旗的尊重，国家应该花这笔钱。”
自那之后，赵新风摸索出了一条“劫富济贫”的经营之道，专做政府和国企的国旗产品、升旗培训生意，再将盈余的利润投入到国旗宣教事业中去。
他经常去偏远山区的希望小学，有的小学不通电，甚至不通水，“特别原始”，他说那里的孩子什么都没有，唯一拥有的就是那面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孩子们看国旗的眼神都不一样，“特别虔诚”。临走的时候，赵新风总会告诉他们，“有国旗飘扬的地方，就有希望。”
赵新风办了一个国旗基金会，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帮那些贫困小学换上标准化的旗杆，换掉那些“竹木铁”。
为了基金会的事情，他积极参加公益慈善论坛，“伺机”和俞敏洪、马化腾这些“财神们”攀谈，然后试探性地提出“能不能给国旗事业捐点钱”。让他尴尬的是，“财神们”总是告诉他这应该属于公共事业。
赵新风有两个上小学三年级的双胞胎儿子，打小儿这哥俩就爱模仿老爸，最爱比谁站得更直，谁敬礼敬得更标准。好在，如今哥俩都当上了学校的护旗手，算是平分秋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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