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从时代特征出发，为孔子思想作出新的诠释，在基本遵循孔子论述的前提下，努力提升儒家学说的精神品格，从而发展孔子所创立的学说。以"仁义"为标准的人格美和人格美的形成，发展并完善了孔子的美学思想。
在孔子死后，孔门弟子曾子和孔子嫡孙子思先后担当起了继承与传播儒学思想的重任。如果说，孔子在他的时代，用"舍我其谁"的自信来巩固宗法制度下的一整套观念体系，那么同样可以说，从春秋时代到战国时代，随着社会制度的变化和发展，儒学思想也需要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建立起一个新的诠释体系。处于战国时期的孟子，在儒学思想史上，就承担起了发展儒家思想的重任。
孔子十分重视《诗经》在社会政治领域所发挥的作用。几乎可以说，他是把《诗经》当作立身之本来看待的。"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他认为，学诗是一个人能够成为仁人君子的必备条件或先决条件，从学《诗》起步（即"兴"），然后才能进一步学习"礼"和"乐"。他对学生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就是对学《诗》的具体作用的阐述。朱熹对"兴"的解释是"感发志意"，也是从《诗》对人的正确健康的情感和思想的形成，产生启发、诱导、陶冶等作用来加以解说的。他对自己的儿子也是这样教诲的："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论语·季氏》）他还对儿子说："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论语·阳货》）孔子是从维护"礼"的目的出发，来教育学生和自己的儿子的，在他看来，用《诗经》里的诗句来约束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就其对个人的素养而言，是"不学《诗》，无以言"，即可以在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时说话有所依据，显示出符合"礼"的修养；而学习《诗》里面所提供的经验、原则，又可以作为政治活动中的决策依据，增加自己的施政经验，增强自己的施政能力，否则，"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所以，在孔子的理论中，《诗经》的价值是很具体的："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也就是说，他把《诗经》里的诗歌，当作"仁"的教本和"礼"的规范，让它在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发挥其积极的作用。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以仁义来塑造"君子"形象的思想，并更加热中于 "仁义"在人的内在本质的人格之美中的作用。 孟子与孔子一样，具有一种乐以成德，以道德为美的审美情怀，在他那里，道德的成就可以直接升华为一种审美的心理体验，形成一种悦神悦志类的审美效果。 孟子的观点（绝对的主观，绝对的唯心）： 1、不论穷达，不管成败，始终以自得其乐（是自我欺骗还是自得其乐？）的精神和心理对待社会、对待自己，保持一种悦乐的审美胸怀，安身立命，兼济天下。有了这种审美胸怀，就会使自己的内心永远充实，就会产生"万物皆备于我矣"（主观唯心到家）的奇特精神感受，一种我在宇宙中，宇宙在我中，我是宇宙的一部分，宇宙也是我的一部分的精神感受，即冯友兰所说的"同天"境界。而这种万物皆备于我的充实又反过来使主体"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 2、等级（把美学主体划分出等级） 作为一种充实性美感在孟子那里演变成了一种有等级划分的人格美。这就是充实美和"大"、"圣"、"神"等。 孟子在回答浩生不害时说："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
"善"与"信"指按仁义礼智办事，决不违背它，而"美"则是指道德的善与信充满了个体的全部人格，以至于从言行容色上表现出来了。这里，孟子把美与善区别了开来，而且认为美高于善，美来自善而又超越了善。在"美"之上是"大"。"大"是"充实而有光辉"，比一般的美具有更强烈、更广大、更壮观的意味。而"圣"则是在"大"的基础上集中同化了所有的善、美、大而形成的楷模，如"书圣"、"画圣"之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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