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出生在台湾的陈云英，很长时间里并不知道，台湾和大陆是两回事。从小和所有台湾孩子一样研习中国古典文学，热爱至极，但中学时她所受到的教育忽然告诉她，“那里是不能去的”。直到1984年她才随已“叛逃”回大陆的丈夫林毅夫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
陈云英依然保持着台湾女人甜而软的口音，但是信息量极大：“我不大接受采访，可60岁大庆我回不去，和你聊天就是我给祖国过生日啦！而且刚刚获得‘对祖国有杰出贡献的归国侨胞’荣誉，我心情很好！”她目前随丈夫到华盛顿工作。“我们家里对台湾籍、身在大陆没有任何的困惑或矛盾。祖先是大陆人，我生在台湾，回到大陆居住工作是很自然的事。心理上我们无法区分台湾和大陆。”
陈云英人生的前30多年里，接受的是国民党教育体系下的“爱国主义”。“那时国民党为反攻大陆储备人才，文言文的教材很丰富，古文是通读的，上下五千年每个台湾小孩都学得很完整，地理上中国所有的港口、铁路，哪座山、哪条河，我们心里清清楚楚。”“而我的祖辈告诉我，我们家是几百年前从福建跟着郑成功到了台湾。说是这么说，台湾人都会这样教育孩子。”她出身于优渥的商人家庭，“父母做家具生意，从我中学时开始致富”。祖籍福建泉州。
那个年代的台湾也完全是应试教育，通过考试层层淘汰，能考入大学的都是所谓“前1%、2%的精英”。陈云英的高考成绩，排在全台前500名内，考入排名第二的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学专业。“大三”时认识了台大农机系的学生林毅夫并且相爱。林毅夫1952年生于台湾的宜兰县。1975年，林毅夫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于陆军官校正期生44期步兵科，随即留校任学生连排长，第二年考上“国防”公费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又考入台大。当时陈云英已经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最有影响力的大学生社团“爱爱会”的领导人。
在六七十年代，台湾的大学对于时政公开批评的风气甚烈。“那时的‘钓鱼岛事件’对学生的刺激很大，公众对台湾当局非常不满，你讲得那么好，结果连土地都要丢掉了。当局为了安抚学生读书，尽量不闹不游行，就提出很多让知识界兴奋的口号，比如以自己奋不顾身的努力，用自己的‘救国之道’来实现政治理想。你讨厌这个‘部长’，就自己取而代之。如果你有道，那就好好学习，好好干。”这也使一直活跃于学生活动的陈云英有了更深远的愿望。
大学毕业典礼后，林毅夫送给陈云英一幅锦绣河山的刺绣，是两人之间另一种坚固的情感纽带。毕业后结婚，不久有了一个儿子。陈云英在宜兰中学教书，而林毅夫在金门马山做一名连长的几年中，林毅夫会偶尔说：“如果我有天突然不见了，你就像王宝钏那样，苦守寒窑等我。”
1979年家国故事
林毅夫的故事被演绎成“抱着两个篮球，泅海而归”，夫妻俩也笑着在很多场合解释过，“篮球在海里根本就抱不住，更别提两个”。1978年林毅夫获政大企管硕士学位，随即返回军中，派赴金门马山播音站前哨任上尉连长。5月16日傍晚，林毅夫“假传演习命令”，下达宵禁令，由连传令兵通知沿海岗哨，不准驻防官兵在夜晚点名后走出营房。若发现有人下海游泳，严禁开枪射杀；即使听到枪声，也不准一探究竟。深夜，林毅夫下海，游向厦门。
多年后，事情给陈云英带来的感觉已经淡化了。“在那些年里，大部分人并不知情。因为按照法律，失踪半年就会宣布死亡。但知道的人里，大部分是很仇视的，叫‘台奸’，是坏人，作为家属，背负着很沉重的压力，所以要特别低调。国共只要一天对立，我就要过一天非常非常压抑的生活。”回忆起这段生活，陈云英哈哈笑起来，“先生为了不让我担心，没有告诉我。军方的布告是死了，而有人说他去大陆了。那时没有任何信息透露给我，我生活在起起伏伏的心情中，今天觉得他死了，明天觉得他还活着。”
音讯全无一两年后，突然有一天，林毅夫托一位从日本来台湾的表兄，给陈云英带来了口信。简单几个字，“他活着，没事，让我嫁人”。那个年代不敢带信件往来，陈云英去向婆婆大声宣告：“他还活着！他还活着！”婆婆却冷静地说：“他死了！你不觉得是人家在骗你，给你希望才这么说的吗？”“所有跟随国民党来台湾的人都有1949年的经验，老一辈告诉我，你们一辈子不会再见面了。”陈云英讲到这里，突然涌起悲戚感。
“台湾有多少这样的家族悲痛？这是有道理还是没道理？”陈云英说，这是自己为什么多年来坚定站在支持统一的阵营里的原因。“事实是一个世纪以来脱离祖国，造成那么多人的苦难不能结束。两岸是能够和平统一的，世界已经这么进步，这么多年里，领导人都在想办法，党、国家、民族都希望，最后我们还是会达到统一。”
两人真正的分离是4年。1983年春天，陈云英在美国第一次见到久别后的“他”，陈云英没有做任何其他选择。“我是一个传统的女人，现代女性会有自己的打算。我知道这种情况下，很多人解除了婚姻关系，或者保持着一年一次见面就可以了。可我是读中国文学长大的，我爱我的丈夫，我心里有一种简单的思维，我有一个丈夫了，就是这个人。”从北京大学到美国留学的林毅夫，热爱并且毫不动摇地回归大陆，也影响了陈云英，“女人、丈夫、小孩，一家人就应该在一起，不分开”。一个女人对“家”的坚守，成就了这个传奇的家庭，也造就了第一对改革开放后从美国回到大陆的博士夫妻。
当时陈云英的身份还是“侨胞”，她说：“我还是看到了国内特殊教育的困难，我自己的眼睛告诉我，这里是特别需要我的。”
上世纪80年代初从北大出国留学的都是最顶尖的人才，后来几乎都选择留在美国。“我们身边很多朋友同事都议论，说我们从美国绝对不可能再回去的。”可是已经选择了祖国的林毅夫和陈云英，却是依然“一片纯情”。“我想的都是丈夫和孩子的事情，结果我有半年时间都处于‘待业’状态，也就是失业啦！我也没想要去哪里工作，也许是教育最强的北师大？也许还有中科院。我回来才知道，改革开放时间不长，很多机关单位对我还有距离感，也许是不太信任什么的，连简历也不拿去，就很客气谨慎地说‘现在没计划招人’，当时都是国家分配的，也没有政策有关留学博士怎么安置的。”
我要为国家工作
“我这种特殊经历，给我在北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常人难以理解的困难，作为无党派的爱国人士也受到党的特殊政策照顾。海外的亲戚和友人对于我能够到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这样的机要单位工作，很羡慕；对于我居然能和我生长背景完全没有衔接点的同事们一起工作，被接受而融入这个社会感到很好奇。”陈云英谈到自己刚来的阶段，说她经常跑到教育部去“报到”，骑自行车去，一等几小时也没关系。“那时人心都很单纯的，我就自己去教育部的特殊教育处，我要为国家工作！但一时也没工作安排，就给他们义务做翻译，中英文都做。国际司考察团来啦，我也陪着。当时的社会没有现在这么规范，教育部特别亲民，你来了就来了。我找处长，门房让我填个会客单，我就进去了，处长很慈祥的，我就帮他们做好多翻译。我太闲了，一个星期去两次。”后来陈云英发现，居然为以后的工作积累了人脉。“我什么身份也没有，就是一个找工作的留美博士，我去教育部玩，时间长了，他们什么研讨会也让我去。北京那时的公交车要很有技巧才能挤上去，下雪天我自己挤公交车挤不上去了，就迟到两个小时，开会的人都知道，那个挤不上公交车的又来啦！哈哈！我没觉得自己是旁听的，我还有什么说什么就发言呢！那真是快乐的日子！”
陈云英很快进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当时她3次向所长吴畏提出“不要求单位分房，不要求格外加工资，不要求破格评职称，不要求追加工龄”，结果陈云英一直拿着和国内学历同事们一样的工资，在论资排辈的体制下，工作9年后才评上研究员。香港以及国外的朋友们都说她是“终身志愿者”。
在陈云英的心里，祖国给予的最真切的感动，来自她出席的国际教育界各种研讨会。发来的邀请极多，让留美的她发挥了优势。尤其是各个联合国分支机构的大会上，每个国家的代表座位上都放着国旗，这让陈云英真正感受到了“中国”的力量。“每一次的报告、每一次的参与讨论，都一再地提升我与国家、民族命运更加紧密的生死与共的关系。我因为爱国而回来，我回来后的经历，是我的精神与灵魂与我的先辈的结合，我对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渴望，使得我说的话和我做的每一件事，都不再是‘我个人’的愿望或成就。”她说有时她忘记了自己的渺小，为了社会发展、教育事业的提升、残疾人群的平等问题而慷慨陈词，语惊四座。
“女儿小学的时候写过一篇作文，我到现在都很感动。作文中说，她在美国有一个好同学，是一个墨西哥女孩。在临走时告别，墨西哥的女孩说她很羡慕我女儿，因为‘可以回到自己的祖国，你们的祖国充满希望，有很多机会可以等着你’。这篇作文一直在打动我，也让我相信，我的选择没有错。”“我开始工作，我慢慢有了一些学术成果，开始发出比较强的声音，才开始听见有人反对我，说我是台湾来的，是美国来的，对中国根本不了解。”林毅夫和陈云英对于中国的发展都有一种朴实自然的乐观，“有很多老一辈人，认为我这种发展观不对”。比如陈云英号召最高精尖的人才聚拢在特殊教育方面，“很多人说，你放着漂亮的、聪明的、健康的孩子不管，要去管傻孩子？咱们国家连普通教育还没搞好，搞什么特殊教育？认为我太理想化”。
“任何一个国家走现代化的路，特殊教育都是最重要的指标之一。这里需要的是专业水平最高的，教育学、心理学的核心技术。”陈云英说她到过的很多地方，对特殊教育还存在歧视，“师范教育里淘汰的学生，才会想去学特殊教育”。而对于贫困地区的儿童入学率，陈云英碰到的更多是“思想上的阻力”。“教育部有很多好计划，比如帮助女童、帮助贫困学校等等项目，但是人的观念里还是觉得，老师们只要善良就行了，专业水平不高没关系。最优秀的教育家去大学教书，其次才是中学、小学。本来对于发展障碍的孩子，才应该是最高级的研究人员来参与教育。”她参加的美国特殊教育研讨会，美国一个小组里集合了13种高级人才，让她羡慕极了：“讲出一种人才，我们国家都没有，有语言治疗，物理治疗，听力、心理、精神治疗，还有社区服务专家。”陈云英多年来觉得，“我国社会长期存在科学性的无知”。
陈云英创办了我国第一个特殊教育研究机构——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特殊教育研究室。1989年到1994年，她主编的“特殊教育参考丛书”，是我国第一套特殊教育著作，她还创办了《中国特殊教育》杂志，此后的陈云英，被冠以“中国特殊教育第一人”的称谓。
下乡6年
上世纪90年代初她就已经是全国青联常委，经常在高层会议上讲述自己的观点。“改革开放的速度非常快，在发达国家经历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普遍有一个经验，就是跟不上的人怎么办？跟不上的人群中，主要是来自于贫困家庭的青少年，当然有观点认为他们不努力。掉队的被甩出去的人群，是每个现代化国家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实际上，根据统计数字，这些人并不少，同龄人中，能获得海外求学机会的人，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受教育的人，甚至在大城市路边卖光碟的人，都有机会赚不少钱。同时，没有机会的山沟里的孩子数量非常大。按照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社会发展，慈善也就会相应发展，在教育、信息、法律援助、医疗等方面给‘没跟上的人’会更多。”这样的话在90年代初的中国，很多人都无法理解，还有人因为她的台湾籍诟病她的用意。“1984年我在国内看到的提供给聋哑、智力低下的孩子的学校和设施，还是近百年前1887年外国传教士留下的那些。”
从1994年到2000年，陈云英作为教育部特殊教育项目首席专家和负责人，带领项目组成员，开始在西部地区做教育扶贫。“联合国为8个国家提供了项目资金支持，中国就是我这个。”
陈云英终于走到了中国最贫瘠的角落中去。现在，哪个省有几个贫困县她都了如指掌，甚至贫困县的乡名她都如数家珍。“宁夏有3个县，固原是个试验县，我去的杜木桥乡，我们要飞机转火车转汽车，路途就需要三四天。”每个月她都要下一个县或一个乡，待十几天。“按照国务院在册的11个省有贫困县一共100个，我们当时的豪情壮志是走完这100个。”但6年不间断下来，还是只走了几十个。
“一个县里没有手语老师，盲童学盲文，老师却不懂盲文，盲孩子用的是铁针点字盘，他们在纸上扎很多小点，老师要背过来摸这些小点阅读，才知道他们的功课做对了没有。”陈云英这6年里都做的是“最微观最细节”的事情，“城市的特殊学校有漂亮的珠子，孩子拿根绳来串1、2、3，串几天学会了，再学4、5、6，有好看的积木来学形状和颜色。贫困地区有更多脑部发育不足的孩子，教具、学具却完全没有，我们教老师们自己做，用瓶瓶罐罐，吃过冰棍的小木棒，老师把瓶盖穿孔用鞋带串起来，教弱智孩子数数。”不仅是残疾儿童，还有孤儿、少数民族地区儿童等等群体，陈云英带去的教学光盘不能看，因为没有电脑，没有影碟播放机，没有电视，甚至没有电，他们于是带了很多海报，自己上阵给老师们一场一场地讲课。
每个县只有15万元经费，却都花在了专家们的差旅费上，陈云英觉得这样下去依然没法解决问题。“都是去了一次就不能再去的地方，因为太深入太贫困了，而我们的时间精力太有限。”很多年里陈云英一直被媒体称作“伟大的教育家”，但她说，“真正伟大的不是我们，那些深山沟里的代课老师，是中华民族教育的灵魂”。她自己一开始下去，总是要和乡村老师们对望着流眼泪，“民办教师一个月工资30多元还要打白条，我终究要离开，只有他们坚持下去，后来那么多孩子才有希望。他们是连接那些弱势的孩子命运的脐带，没有知识，就没有办法进城，何谈索取更幸福的生活？”她说她每个月都在半哭的状态下离开，“没有人会把幸福端过来给你，我说再见，心里想，会不会再也没有人找你们，没有人管你们呢？”
因为这个难过的结，陈云英在1999年申请了中国第一个专门服务于这个人群的完全免费的公益网站——“中国特殊需要在线”，这个网站拿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基础教育”的经费。“下乡那么多年，人家问我，你的结论是什么？不可能再让专家们，用人力战术，跑到乡下去现身教学。但是我们中国的信息技术已经如此发达，我们可以做一个知识、信息的平台给这个人群，把对他们有用的最尖端最高新的技术，比如医学、心理学、教育学的方法，还有对他们切实有用的信息，比如提供就业、再教育、福利、社会保障、法律的渠道给他们。”
令陈云英宽慰的是，到目前为止，中国专门服务于残疾人或贫困人群的网站已经超过了1万个。“我只是个书生，影响面没有这么大，这个网站是在我们中央教科所很多学生、专家义务工作下完成了，后来也做不下去，只挂那里不更新，因为我们不会商业运营。第一炮是我放的，但我不是一个持久的成就者。”“政府给我们发工资，那人民就应该免费获取知识。”学术机关如何为公众服务？如何为人民服务？家电下乡是企业为人民服务的具体实现，“知识界还需要自我建设”。
知识分子的参政经历
2003年陈云英当选全国人大代表，2008年连任。丈夫林毅夫是北京团的，而她归台湾团。“以前我丈夫一直担任政协的经济组副组长，比较受重视，工作也忙。他一再推辞做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很有程序，每个环节都依法来做。写一个法律议案，需要组织庞大的专家团队，法律的、执行部门的、管理层，不断花精力时间修改商议，并不是说我是知识分子，我有我的专业，就随便写。我当然有议案的壮志，可那不是一两步，可能有十步要走呢！”陈云英自嘲，自己提建议和议案，是“天地之差”。她觉得人大代表也许需要一群全职化、专业化的人，而自己“已经有好几大摊事情”，“总觉得自己还做得非常不够”。
“我的经验仅仅停留在贫困人群、西部教育和我多年来学术上的成果。要使一个议案走向立法，还需要一个团队为我工作，一两年时间甚至更长。我关注的残疾儿童、贫困地区的教育和社区教育、以就业为指导的技术教育等等问题，说到底还是社会问题。其实，计划经济时代，一个人进了一个单位，就慢慢培养，不工作6个月都没关系，现在时代不同，教育就要跟上。”陈云英说她自己并没有从政的愿望，“如果按照日、韩政治体系，从研究所到官员是可以不断转换的，而我们的学界想要从政还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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