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站在中国影坛的巅峰，她是西方人眼中最美的东方女人，时光流逝，她的光芒非但没有褪色，反而更加夺目耀眼
在巩俐的生命中，1988年，是浓墨重彩的一笔。那是中国的龙年，街上流行咖啡色眼影、萝卜裤、色彩艳丽的垫肩上衣，女人们在前额吹起高高的刘海，用超硬发胶定型。而巩俐被人关注，却与这些“流行”元素无关。
那一年，她在浓烈张扬的电影《红高粱》中，扮演了红彤彤的九儿，于是人们记住了她——平直的眉毛，小虎牙，平静淡然的眼神，毫无顾忌的大笑。而巩俐在片中茫然而又憧憬的样子，正如当时处在巨大变革中的中国电影。
当《红高粱》在当年的柏林电影节上亮相并最终获得最佳影片金熊奖后，穿着旗袍的巩俐走上红地毯，西方媒体发出惊叹：“她是最美的东方女人。”不仅因为“这个中国女孩拥有和玛丽莲·梦露一样的三围”，更重要的是，她面对闪光灯时的那份超乎年龄与阅历的从容。
尹大为一直记得，当年几次报考艺术院校落榜的巩俐，找他拜师时的情景。“我问她，为什么想当演员？”“没想到她给我的答案，一如她日后的人生轨迹——‘大家都说我像山口百惠，但我自己不这么认为。我就是我，我是巩俐。有朝一日，我还想让外国人说巩俐穿的衣服真是漂亮。’”在尹大为看来，出生在东北，生长在山东的巩俐，骨子里既有东北人的耿直，又有齐鲁人的豪爽，性格决定了她的命运，“若她不成功，是天不助她。”
然而巩俐能够最终成为中国电影的传奇，怎会仅靠“天赐的恩宠”——拍《红高粱》，巩俐曾一次次从毛驴上摔下来；拍《秋菊打官司》，她很长一段时间是在发烧状态下工作，最终昏倒在雪地里；拍《霸王别姬》，却得到姐姐巩雯病逝的消息，但接下来就要“兴高采烈”演好出嫁那场戏；1995年5月，巩俐携《活着》去戛纳，在香港转机的途中，得到父亲病逝的消息，但她仍要马上微笑面对整个世界；2001年7月，巩俐在云南拍《周渔的火车》，因为有3个片场，需要到处赶，结果在赶往昆明的路上遭遇车祸，颈部受伤。
“多年来，巩俐一直反对“明星”这个字眼，只肯接受“演员”的称谓：“我的职业就是老老实实做个演员。如果我这一生能把表演做好就可以了。明星是什么？这种称呼会误导人。”
在她看来，“很多东西不必去在意”。她不会把自己关在“名声”、“传言”的牢笼中，“即便关也关不住，我关不住我自己，别人也关不住我。”巩俐说，自己性格中如此“强悍”的一面，多少和母亲有关。“妈妈在文革后，为了平反，去北京告过状。《秋菊打官司》里就有她的影子。”
2006年，一部《满城尽带黄金甲》是巩俐和张艺谋分开十几年后再次合作。人们发现，巩俐的光芒非但没有减弱，反而经时光的磨砺、阅历的铺垫，更加夺目、灼人。张艺谋也说，多年以后，再一次从镜头里看巩俐，再一次拍她的脸部大特写，“我很惊讶，她的脸，没有多添几道皱纹，她好像没有老。没有几个演员经得起大特写这样的拍摄，巩俐却可以。”张艺谋说。
如今的巩俐，作为“中国向世界输出的最美丽的形象”，经常出现在好莱坞影片中。但她对角色的选择却极为苛刻，巩俐不喜欢性格单薄的人物，在她看来，演戏是要活在角色的生命中，去过另一个人的人生。于是，她曾推掉很有商业票房前景的《007》，选择了《艺伎回忆录》中“敢爱敢恨，为爱情可放弃一切”名伎初桃。因为，“初桃的内心复杂到了极致，每场戏都是种挑战”。
巩俐拍戏有个习惯，一定要弄清楚“角色为什么要这样说、这样做”，即便是在好莱坞拍片，也不例外。“我不明白，就会一直找导演谈，”巩俐说，“我就坐在导演的办公室一直等，他没时间，我有时间。角色是我来演，搞不清‘为什么’，怎么能活在人物心里面。”
曾有人觉得，与张艺谋在一起的日子，是巩俐事业最巅峰的时期。然而事实证明，岁月赋予了她更强大的能量，更耀眼的光芒。这或许在于，巩俐始终坚信，女人是水做的，时间不是女人的大敌，反而是天赐的礼物，“它可以让水拥有穿透钢铁、穿透石头的非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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