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为了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写在中国农村改革３０年之际
“新华视点”记者宋振远、陈芳、刘健、张军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正在召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中国农村改革翻过一座座梁，跨过一道道坎，风雨兼程走过了３０个年头。
如今，统筹城乡，科学发展，加快形成城乡一体化新格局，已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主题。
站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起点上，两个基本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农村改革３０年有哪些核心经验应该坚守？城乡一体化改革的突破点和着力点又在哪里？
“五根金线”串起中国农村“千年未有之变局”
旨在纪念改革开放３０周年的中国农村发展百人奖１０月１８日将揭晓。连日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业部和中国“三农”问题研究机构的权威人士聚首北京，遴选推动农村改革发展的杰出代表，梳理农村改革的基本经验。
作为评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谢阳说，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的战略思想。给农民平等权利，给农村优先地位，给农业更多反哺――为了找到这一统筹城乡的科学发展之路，中国改革历尽艰险。
评委们的感受，与普通农民的感受是相同的。
山东苍山县农民不会忘记，上世纪８０年代后期曾因农民负担重，酿成震动全国的苍山“蒜薹事件”。为铭记教训，苍山县修建了“大蒜警示塔”。抚今追昔，苍山农民黄启光感觉像做梦。他说：“种粮不纳税，政府发补贴，孩子上学免学费，看病还有合作医疗，这真是‘千年等一回’啊！”
３０年来，中国农民的命运发生了三次大变化：第一次是改革初期包产到户，亿万农民一举解决了温饱问题。接着是农村税费改革，取消农业税，农民历史性地告别“皇粮国税”。现在则是“种粮给补贴，发展给补助”，亿万农民正迈向城乡一体化发展新阶段。
梳理农村改革３０年的核心经验，农业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宋洪远等权威人士认为，有“五条金线”贯穿其中：其一，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是农村改革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的内在动力。其二，经济上保障农民物质利益，政治上保障农民民主权利，是农村改革始终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其三，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是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活力源泉。其四，根据“三农”的阶段性要求，不断解放思想，渐进式推动改革，是农村发展的基本要求。其五，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目标的关键。
在这一过程中，农民政治上走向民主自治，经济上正在实现由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人均收入由１９７８年的１３４元增至２００７年的４１４０元，增长近３０倍。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以不到世界７％的耕地养活了约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主要农产品供给呈现总量平衡、丰年有余的格局，用事实回击了“谁来养活中国”的质疑。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２．５亿减少到１５００万，贫困发生率从３０％降至不足３％，成为全球减贫的“样板国”。
在这一过程中，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崛起，亿万农民变成市民，开创了中国特色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道路。２００７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４４．９％，比改革初提高约３０个百分点。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农民首获种粮补贴，新农村建设起步，实施了“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战略转变。
改革的实践反复证明：什么时候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和农村就快速发展；什么时候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和农村就停滞甚至萎缩。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认为，中国首先启动农村改革，以农村改革推动城市改革，又以城市发展支持农村发展，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建设之路。
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旧体制“正当其时”
回眸中国农村改革发展３０年，有两个标志性村庄是人们不得不翻看的篇章，即安徽小岗村和江苏华西村。
如果说小岗村率先“包产到户”开出的农村改革之花，让亿万农民一举解决了温饱问题；那么华西村结出的工业化、城镇化之果，则让亿万农民看到了中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梦想。
今天，你在华西村看完漫山遍野油菜花后，马上就被领到现代化的工厂和流水线参观。这种乡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组合，构成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好图画。
中国城郊经济研究会会长包永江说，目前中国还没有几个华西村，大多数农村仍像小岗村，虽然解决了温饱，但离新农村建设的发展目标还有较大距离。
国务院日前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专项报告显示：２００７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９.５％，为１９８５年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同期，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至３.３３∶１，绝对差距达９６４６元，为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副司长盛来运说，增幅最高、差距最大――两组指向相反的数据同时出现，折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深层次矛盾：城乡二元结构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而促进农民增收又被当成“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惠农措施，扭转了农民收入一度低迷徘徊的局面，农民收入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增幅实现了１９８５年以来首次连续４年超过６％。
尽管形势好转，但由于农民收入基数低等原因，我国农民收入的增速，仍低于国民经济的增速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
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会长陆学艺分析说，从生产能力看，中国已达到人均３０００美元左右的中等国家水平；而从收入主体看，中国还是以低收入的农村人口为主，具有人均５００美元左右国家的典型城乡人口结构特征。这种二元社会结构，是城乡差距继续拉大的根源。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规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壮大，离不开劳动力、土地、资金等发展要素的“净流入”。而受二元社会结构和传统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我国农村的发展要素长期处于“净流出”状态。
劳动力净流出――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体的２亿多农民进城务工，其积极作用是增加了农民收入、促进了城市化进程，但也使农村出现“三化”现象，即农民兼业化、农村空心化、农业弱质化，导致农业粗放经营。
土地价值的流出――据中国城郊经济研究会调查，由于土地长期计划征用，土地用途转变增值的收益分配中，政府得６０％至７０％，村级集体组织得５％至３０％，农民只得到５％至１０％。据国土资源部的有关调查，近年来非法批地案件中，地方政府和涉及政府为违法主体的案件占８０％。
农村资金的流出――随着县域银行营业网点和信贷功能的收缩，在农村吸收的金融资金通过上存，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企业和大项目。农村邮政储蓄机构一度只存不贷，形成巨额资金“漏斗”，随着近年来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推进，邮政储蓄开始办理农贷业务，局面才有所改观。
上述“三要素”的流出，加剧了城乡社会矛盾。
正是基于对国情的清醒认识，十六大以来，中央将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胡锦涛总书记明确要求，要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要求，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战略转变。
正是带着深深的忧患意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如果我们懂得了农业，也就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因为没有农村的小康，就不会有全国的小康。
正是带着发展的紧迫感，新世纪５个中央一号文件多次强调，粮食安全的警钟要始终长鸣，巩固农业基础的弦要始终紧绷，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要求要始终坚持。
农村发展要素市场化改革在试点中推进
中国已站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历史新起点上。今后，通过什么途径和手段改革发展，关系到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速度。
从２００７年起，中央启动了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经国务院批准，设立了重庆市和成都市两个试验区。两地以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为目标，在促进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公共设施向农村延伸、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现代文明向农村传播等各个领域进行了大胆探索。
综观重庆和成都的改革创新，发展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劳动就业和社会管理等各个方面，都有一条清晰的主线：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调整财政收入分配结构，让更多发展要素向农村集中。
事实上，这种改革已不限于重庆和成都。从国家层面看，打破城乡二元体制的改革正紧锣密鼓地进行。
权威人士表示，“今后的中国改革，将重点放在劳动力、资金、土地等农村要素市场的发育上。”
劳动力――一方面，国家全面推进农民工制度改革，加快解决农民工就业、社保、子女教育、户籍等实际问题，为农民工向新市民转化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全面加强培养有技术、有文化、懂经营的新型农民，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
宋洪远说，从本质上讲，农民收入问题是一个就业问题。在“三农”问题中，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收入水平低，从而导致消费不足，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只有开通城乡之间和城市内部的劳动力市场，才是打开农民收入问题“死结”的钥匙。
资金――一方面，全面建立向“三农”倾斜的公共财政分配体制，承诺社会事业等方面的财政增量支出，至少７０％用于农村，国债资金用于农村的比例不少于三分之二。另一方面，探索建立资金回流农村的硬性约束机制，逐步构建商业金融、合作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小额贷款组织互为补充的农村金融体系，让更多金融资金用于农村发展。
土地――在稳定农村土地家庭经营制度的基础上，探索土地制度创新的有效方式。如在稳定现在土地承包关系不变的前提下，建立农村土地流转交易平台；提高失地农民的政策补偿水平；启动农村与城市建设用地“同地同价同收益”试点。
重庆市江津区牌坊村７７户农民土地入股办起仁伟果品公司。过去扔下柑橘不管的村民刘伟，近来把在城里开的首饰店留给妻子打理，自己回到公司做起管理员。刚领到公司“土地股二次分红金”的刘伟说：“把土地入股了，公司就是我自己的，现在管好这些柑橘树，将来就会变成摇钱树。这叫土疙瘩也能下金蛋，还一茬接一茬的。”
农村土地是农民最大的财富。一系列土地制度的创新，显示农民正在分享更多的土地溢价。
与此同时，要保证“三要素”回流农村，还需在制度创新上下功夫。权威人士表示，当务之急是适应科学发展观的新要求，探索建立向农村工作倾斜的新型干部考核培训体系。同时以农村综合配套改革为支点，全力推动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进程。此外，要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专业合作社，提高农民的组织化水平和市场主体地位。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人们期待并相信，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的有关重大决定，将加速城乡一体化进程，开启中国农村发展又一个崭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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