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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和国际沟通
 

作为学者的余秋雨说:“读过经典的人在中国过去是有的,但是没有人像我们同时面对一个转型的时代,他们没有这种激动;我们的下一代用功的人也有可能接触这些中外经典,但他们没有经历过灾难,所以感觉没有像我们这么强烈。这些困难几乎使人到了走不通路的时候了,心情上完全是到了绝路上去了。我的认知是无数的书籍和我本人对灾难的体验加在一起的。”

余秋雨,自己从历史长河岸边掬起了一捧捧清泉给当下的我们,又引导着我们沿着这条历史的河流上溯。笔者认为,一个优秀的学者,不在于他写了多少书,他的散文风格是否标新立异,而在于他提出的观点是否引发了整个社会的思考。一个人走了多少路的确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在行走中,一路思考,一路收集。在他那里,好多视觉和感觉的东西在心里都沉淀成厚厚的著作了,随时可以翻开来。这是一个人文学者带给我们的最大财富。

在第四座桥的沟通中优化文化余秋雨曾说,以往几个世纪,中华文化主要是通过三座桥梁与世界沟通(经典学理之桥、器物民艺之桥、文化信息之桥),而这第四座桥,即以中华文化为基元,又被国际广泛接受的艺术之桥。当笔者问到这第四座桥的构建都需要哪些条件,它能给当代中国的形象在世界的树立带来什么时,余秋雨回答说:“我们的经济社会、经济结构已完全在开放当中优化了,我们的文化也是这样,一定要在和外面沟通和交流当中才能优化。大家可能会说,我们母亲的文化为什么要跟外国人讲清楚?”余秋雨说,转型不是为别人转型,它是在获得一个现代视野和人类终极价值的评价体系,这个评价体系只有在交流中才能完成。因为任何一种优秀文化都是在不断地创新转型过程当中,进行选择的。

另外,他谈到了中华文化和国际沟通的能力与技巧问题。他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他在哈佛和耶鲁大学以及到美国国会图书馆演讲中国文化的时候,很受大家欢迎,原因在于他用大量的证据讲明了中国文化“长寿”的原因。他说,这其中有三个秘诀,第一个是不喜欢远征,即使成吉思汗时代远征,但也没有在别国留下一寸殖民地;第二个不喜欢极端,心态好,才容易长寿;第三个不喜欢无序。当然这三个特点都有毛病,比如不喜欢远征,造成对外面世界的不了解,使我们很长时间的衰弱;不喜欢极端,使我们的母体文化缺少一种宗教精神;不喜欢无序,使我们比较保守,不太自由等,但就是这三点存在,使其所以长寿。

在讲出上面那些观点时,余秋雨用了很多时间,他寻找着中华文明能够被别人理解的话语结构,这也是我们外宣工作者常说的“三贴近”。他说,在对外交流过程当中,人们一定不要太重视概念而要运用感性手段,他真希望中国所有的外事官员都能运用感性手段。在这里,他特别讲到了旅美学者赵启光先生所谈过的狗的事件(中国几个城市因狂犬病大肆捕杀狗的事件),说这件事情在国外反响不好,就是因为那些小狗的照片,那是让任何人都可能发疯的照片。因为那小狗是有表情的,它的惶恐、它的紧张、它的无奈、它的弱小、它的可爱全部显现在里面了。结论是,感情有时候是超越理性的。

这些认知都正在跨文化传播中加深着理解。对跨文化传播这个概念的理解,余秋雨还从三个方面作了有趣的解释。他说,我的学生比较完整地接受了某一种西方文化,那么他就是在我们身边的异态文化,与他们的对话就是跨文化。当一个人文学者了解西方学派的时候,这就和原来的文化结构又发生了某一种冲突,也遇到跨文化的问题。还有,跨文化是一个千古命题,人类每往前走一步,都需要跨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文化就是这样一步步走出自己的狭隘性的,先是中国之中国,后来是亚洲之中国,后来简称是世界之中国,每次都是跨文化的飞越。他这宕开的一笔,闲谈跨文化传播的三个界面,令人耳目一新,细想想很有道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跨文化传播无处不在。

尽管在跨文化传播论坛上,探讨的是中国对外传播问题,但他的阐释开阔着人的思路。他说,跨文化传播实际上是我们自身文化改革的一个动因,他笑称,“站在这个角度上,我更是对‘跨文化传播论坛’有很多正面评价。”他认为,这正如中国参加WTO谈判过程,每一次谈判并不是要把我们经济方面的东西说给外国人,每次谈判更多的是对中国的结构带来很大的变化,是我们自身的结构优化了。说到这里,他还举了个生动的例子。他说,梅兰芳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带着中国的京剧到美国,到欧洲巡回演出,表面上看,他是把中国的文化传播出去,但他巡回演出回来以后,他的京剧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开始了解到,我们传统文化中有些东西是违背人类普遍原则的,是其他文明不愿意接受的。所以,梅兰芳出去以后对所演曲目的重新选择,其实是京剧革新的一个重要动因。

后来,在梅兰芳先生演的戏里面,就很少有以君臣之间为主的朝廷内容,那些或忠孝节义,或为丈夫自杀这些东西都没有了。文化交流以后反而促进了中国京剧的更新,外国人也更喜欢了,这是一个优化过程。由此,笔者联想到,我们的媒体在个性凸现中已失去了人的本原,刚刚降生的婴儿出现了某种病状,媒体为了追求眼球而不惜往这对父母的伤口上撒盐,各种耸人听闻的标题在网上比比皆是。矿难天塌地陷之时,媒体人会把话筒塞到遇难者家属的嘴边请人家谈此刻的感受......凡此种种,我们又是将人家正在过滤掉的糟粕拿来当“新技术”用。因此笔者很是赞同,在跨文化传播中,应以开放的心态优化我们的文化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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