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只有在比较、交流、对话的基础上，才能沟通人类心灵，才能以开放的心态推动人类文明前进。有中国学者撰文说：“余秋雨是从审美的此岸架设了一座通向审智的桥梁。”也有人说，如从传播学角度看，他触碰的是人类对文化共同守望的情感。
余秋雨认为，跨文化传播有一个前提，就是要了解我是谁，也就是我背后的文化是什么，为此，他曾与香港凤凰卫视录制“千禧之旅”节目，踏上漫漫数万公里的路程，一路经过四大文明古国、三大宗教的发源地，一处一处地对人类各大文明遗址进行了考察，成为目前世界上唯一贴地穿越数万公里危险地区的人文学科教授。他看到，那些地区的文明曾与中华文明一起辉煌过，但今天，昔日的辉煌已被历史的风雨侵蚀得黯然失色，面目全非，只剩下一些残垣断壁供后人凭吊。 一路上，荒草迷离，战壕密布，他目睹了一连串真实的恐怖故事，曾有数十名外国旅行者被射杀倒卧在那些路上。当笔者问，为何当时已不再年轻的余秋雨选择了这样一条充满风险的路来走？在行走的过程中，亲眼看到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倾听到世界哪些回声？一路走来最大的收获又有哪些？
余秋雨的回答令人深受触动。他说：“祖先托我来拜访。就是我的祖先托我来看看曾经和他同时出现在这个地球上的文明，不知他们到哪里去了，他们没法说话，太遥远，但总有一个时代，他们的孩子能够代表祖先拜访一下，哪怕是墓地。所以我就知道，这意义很巨大，我觉得这是一份骄傲。无论如何我要看看，同华夏文明一起诞生的古文明倒地的‘草丛’和‘山口’。再想一想他们为何倒地？而我们的祖先为何能走下来？”余秋雨说，只为求证这一点，就有了特殊的勇气。他为文化传播提供最充满魅力的文本。
采访余秋雨之前，笔者翻阅《千年一叹》，看到在中国产的吉普车上，坐着一群来自大陆、台湾、香港、澳门的中国人，他们在地球表面的沟沟壑壑中穿行，突然，他们在尼泊尔的深山里，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的牌子，那一瞬间，大家都哭了，他们深切感到中华民族根脉的绵延虬劲。在尘土弥漫的车窗上，即将回国的夫人和继续走伊拉克、伊朗的余秋雨，两人手掌隔着玻璃彼此相对，想到一路战火纷飞，在他们心里不啻一场生离死别，因为这是用生命作价的穿越。
今天，跨文化传播在我们的社会中逐渐成为了一门显学，但做跨文化传播，面临着许多困难，这就是我们应了解想跨过去的那端，情况是怎样的？我们怎样才能离一条河流的另一端近些，再近些？读了许多书，遍访过中国古文明遗址的余秋雨，站在另一种文明前有着比别人更深厚的思考。他自己也认为，自己最大的价值，是作为学者完成了对古文明并非书面的对比。
再看《文化苦旅》中的一段描述，作者面对百年前敦煌文物流失的“辙印”，感觉民族伤口在流血，他设想，自己如果当初能拦住文物外流的车队有多好？但又问，那车队究竟应该驶向哪里？结论是，一场大哭，好恨。这令人感到他对中华文明的情深意笃。对比中他发现，中华文明在发展进程中的确有很多经验教训可总结，他在散文中说：有一点是肯定的，不管它经过的路多么弯曲，它跌跌撞撞地活下来了，它的文明没有中断。
余秋雨说：“我想知道我自己的母亲是个什么样的母亲，我们过去经常研究中国文化的好多问题，现在还在研究这类问题，我们经常会责怪我们的母亲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比如她不懂外语，不懂风度，也可能是满脸皱纹双手粗糙，你可讲好多好多缺点，但是有一天，你来到了她老姐妹们的墓地，你就会发现，我们的母亲把我们带过来不容易。当其他文明倒地的时候，我们的文明、我们的祖先把我们带到今天更是多么的不容易。”他还深情地说道，当全世界都战火纷飞的时候，中国不仅活到现在，而且一有机会还会腾飞，一有机会还会振兴，这一切是多么的了不起。这些都让人感觉他笔下的散文已经不是古老衣橱中散发的带着淡淡樟脑香味的旧风衣，他在努力为人们提供一个 “我是谁，对方是谁”的充满魅力的文本。
当被问及为何能形成今天的这种散文风格时，余秋雨回答说：“对历史的责任感是从我人生经历产生的特殊情感中产生出来的。我对中国的历史充满了苦恋后，心里刻下四个字：‘崇敬’和‘忧伤’。我忧伤的对象并不是你的家人、亲人，不是其他，而是一个非常值得崇敬的一个民族的历史。”所以，当他出现在西北高原的时候，像一根石柱一样矗立在那里。当时的那个地方交通很不方便，那时的他可以说是风尘仆仆，非常疲惫。但他“打捞”的是一代人的情感，这些情感在学术著作里是无法体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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