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媒体人的六种精神：
媒体是一个传播平台，是播种机。国家的新闻媒体，代表的是国家、人民、社会的声音，不代表个人。这个媒体可以分为：报纸、广播、电视、书刊、网络，如：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党建网、读者文摘、中国少年报、少年文艺等。用事实说话，是新闻报道的第一要素，坚持新闻的真实性，是对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媒体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要求。但不容避讳的是，在我们新闻事业蓬勃、健康发展的同时，一些虚假新闻也出现在我们的新闻报道中，不但损害了媒体的公信力，也给国家、社会带来危害。
记者或者编辑被称为人民的记者，首先他要有社会责任感。他的六种精神体现在职业和事业精神：
悟真精神：追求真理，用事实来说话，说真话，实事求是。
向善精神：是航标，是指路明灯。合乎社会发展规律，弘扬社会正气，与时代同步，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是党的喉舌，传达美好的思想，引导社会。
求美精神：每一篇报道和通讯，都是精美文字，也是心灵流淌。阳光记者总是心灵如水，洁白纯美。
无私精神：公平正义的化身。为人民的利益呐喊，为社会呼唤正气。无我的境界，忘我的劳作。如：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放光盘，多么让人感动。
大爱精神：是一个杂家，什么都关心，爱自然、爱科学、爱环保、爱贫困人，深入民间下乡采访，自己也获得了生活的体验。热爱自己的职业，和采访对象是平等的关系。
奉献精神：正行，敢于冒着生命危险，在煤矿、在战场、在灾区忘我的报道，深入大漠、戈壁、森林、边境写报道，时间就是生命，从不浪费自己的生命，把奉献当成快乐。凌晨三点采访环卫工人，春节到不休息的地方走访等。辛苦工作，勤奋写作。
世博会是一个平台，一个机会，一个创意，一个和谐。无论怎么把它放下来，它最终还是回到稳定的中心点。好象中国哲学阴阳太极或者孔子的中庸，发挥出自然的和谐。
通过适当的渠道，技术工具，传播理念。第七届长江韬奋奖长江系列获奖者、解放军报记者范炬炜
范老师的经历非常具有传奇性，他是第一个完成了环绕中国大陆的“周边行”连续采访，被中国记协和新闻界评价为“中国新闻史上的创举”；第一个随“远望三号”航天远洋测量船连续远航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三大洋，完成了单船出海时间最长、跨越海域最多的海上航行连续采访，被该船授予“荣誉船员”称号；第一个登上世界最高人控雷达站——采访报道海拔5374米的空军甘巴拉雷达站，到过全国所有56个民族地区、并完成了对全军海拔5000米以上主要驻兵点的采访；跑遍全军所有边防团；驾车走过滇藏、川藏、青藏、新藏等所有进藏线。
我们国家飞船发射的回收技术是比较成熟的。在飞船开始回收之前我们打了大量“返回式卫星”，技术基本上是一样的，本身落点算得比较准，误差大概在10公里以内的范围，这样的范围是比较有把握的。我们去等飞船着陆有两种方式：1、在着陆场有搜救直升机分队，有5、6架直升机。在飞船落下之前他们已经升空了，在理论着陆区的四个角都有直升机等着。返回舱下来有一个信号发射器，飞机能够接受到这个信号。飞船还没有开舱之前，如果是坐直升机去的，就可以到地面了。2、地面的搜救车队，它事先会在理论落点的中心等着，等它下来以后，如果有一点偏差，偏差不是很大，也可以很快赶过去。我写报道都说是天空作美，头一天有一点轻微的沙尘暴，过了午夜以后天一下就好了，满天星斗、月亮很大，离理论落点的中心没有差多少，当时感觉就是对着搜救车队的车头落下来的，从车头尖滑过去。我们马上过去，过去时舱门还没有开。要想搞好神舟系列的报道，我认为平时要下很多的工夫，要读很多的书，查很多的资料，还要经常向专家，甚至一些称不上专家，但懂得某方面具体知识的技术人员请教。写科技报道，内行人看着要像，外行人看着要懂。 我的命比较大，每次都能化险为夷。最惊险的一次是，1996年的一次火箭发射。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是大年三十。当时现场出现一些故障，爆炸了。我这次很邪门，平时我离得都比较远，一般都是在边上拍照片。那次正好是人家约我拍一张照片做邮票，拍正面的对称图案，我只好下到发射场。有些事情回过头来想会觉得后怕，当时不觉得。我刚刚当记者时有一段经历对我很重要，当时中越边境在打仗，我去前线值班，到了马里坡（音）。给我印象非常深的是马里坡的烈士陵园，那里埋着大概900多个墓碑。这是我当上记者，也是我当上军人以后第一次受到这么强烈的震撼。我看着这些墓碑，上面写着烈士的出生年月，绝大部分烈士比我年轻，我当时已经26岁了。
这些战士在国家需要、人民需要的时候义无反顾，这些事情对我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军事记者首先是一名军人，军人不能说哪里艰苦、哪里危险你就不去了。记者的职责是真实地去记录历史，要尽可能做到真实，就要到一线去。哪里最危险、哪里有新闻发生，你要离得越近越好，不可避免就会遇到危险，但这是军人的天职、记者的天职。
这是方方面面、各行各业的无私大协作。我去参加我们国家最后一次核试验，这段历史非常具有启迪作用，所谓“让历史告诉未来”。我们发展核武器的态度，我们走过的历程，我们的经验，我们留给后人的启示，这些都值得去写写。 [ 2007-04-10 14:51:31 ]
为了能够综合地把一些东西记录下来，我写了一篇大约四千字的综述，通过查阅资料，现场采访，访问老一辈的钱学森、王光亚等老科学家，写出了《铸盾大漠 功垂青史》。综述发表以后的反响很好，据说也引起了国外一些反响。国防科技界的专家看了这个报道，都和我说写得好，说你用四千字浓缩了历史。
有过这种情况，我印象中是1998年，那一年的大事特别多。我记得我去参加抗洪一个月就发了34篇稿，每天不停地写。
我是工作上责任心比较强的人，如果这里有一个新闻、一个事，我因为懒没有写，或者明明知道我却放弃了，我心里会很难受，觉得没有尽到职责。只要来得及，熬夜不睡觉我也要写出来。
还是我对工作的兴趣和工作的责任心。从我的兴趣讲，我特别爱跑一线部队、边防、国防科学事业的发射场。按照自己的想法，然后去实现，我会觉得特别有意思。平时应付性的工作，我认为这就是个责任问题，不能说因为疲了，就去应付了，还是要做好，尽到责任。这点我在总装感受很深。需要记者是“万金油”，要涉及到很多领域，你不可能在所涉及的每一个领域都当专家，但你要尽量成为专家。这样你写出的东西才会更接近于事实的真相。我们讲眼见为实，当记者来说我体会眼见不一定为实，当专家眼见也不一定为实。眼见了，要研究它，你要去深刻观察事物的本质，这就需要靠你的学习、研究出来的问题，这样你写出来的东西才能更接近于事实。
[范炬炜]另外还要加强相关专业学习。如果外出采访，你太外行了，别人甚至都不太爱理你。我在采访“神三”的时候，着陆场有一个副总设计师。我第一次和他见面，采访还没有开始，他就和我抱怨说，你们的记者老是让我给你们做科普知识讲座，烦不烦哪？所以，多学是非常重要的，要努力成为一个比较“专门”的记者。当记者一定要到一线去，不管你分管哪一个领域，都应该成为这一领域第一线的专家。我当记者时绝大多数的边防哨都去过了。首先，洗涤了我的灵魂，是他们教给我什么是伟大、什么是崇高。我把自己的灵魂和他们融为一体以后，我笔下的他们可能才是相对真实的他们。 无论碰到什么艰难险阻，您对您所从事的职业始终保持着执着的热情和兴趣，这对于广大青年的新闻工作者来说将起到非常好的示范作用。
朱海燕，《中国铁道建筑报》总编辑、高级记者。1957年生于安徽利辛。 1976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1983年任《铁道兵报》记者，1984年后任《人民铁道报》记者、首席记者，1998年任《中国铁道建筑报》总编辑。曾获第三届范长江新闻奖提名奖，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
朱海燕从事新闻工作以来，发表新闻作品700多万字，1999年至2003 年5次获中国新闻奖，其中3次获中国新闻奖二等奖，2次获中国新闻奖三等奖。60多次获省部级新闻奖一、二等奖。长篇报告文学《北方有战火》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报告文学《深秋挥泪送穆青》获中国新闻奖副刊金奖，另有13部新闻专著出版问世，共500万字。
美国作家斯诺说:“当你到高原找真实时，可能不幸找到死亡”。
是的，高原是充满着死亡的，但因为铁道兵、军人的存在，它显示出一种高远的美，旷古的美，苍凉的美。
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中国铁道建筑报》总编辑、高级记者、铁道兵出身的朱海燕，3年来，已经6次翻越唐古拉山，在生命禁区沿着千里青藏铁路线采访，不畏艰辛，凭着坚强的意志和高度的责任心，写出了一篇篇无愧于新闻记者职业的优秀新闻报道。
朱海燕：三十年雪域情写就天路辉煌
同行尊称您为青藏铁路报道第一人，您从一名战士开始，便参与了青藏铁路建设，后来又成为一位资深记者，依然关注着青藏铁路的建设，可以用两个关键词来总结您对青藏铁路的关注，那就是“30年”、“百万字”。我不愿意得到“青藏铁路报道第一人”这个称号，我也不愿意我们的同行这么称呼我，我觉得我仅仅是青藏铁路报道中的一员，对青藏铁路的宣传大家都做了很多工作，我做了我应该做的工作。青藏铁路我关注了31年，写了一百多万字的东西，这是事实，我觉得支撑我的是一种责任。我当年是一名铁道兵战士，后来是铁路新闻的传媒人，我觉得我有责任记录下这段历史。
作为一个记者我认为一生干一、两件有意义的事情也就足矣！像穆青同志写焦裕禄就是他一生最辉煌的一件事情。我把青藏铁路作为我应该做的事情来做。
我当兵的时候就报道过青藏铁路，但是谈不上什么深度，要说有些深度的，是1991年4月的一篇报道，就是西藏自治区和平解放40周年的时候，我去西藏采访了一个月，走了很多地方，到了日喀则、亚东等地，写了一篇《在没有铁路的地方》的长篇通讯。通过考察，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西藏必须要修铁路，没有铁路就无法发展，当时，西藏自治区人口有250万，人均拥有钢铁是1.2公斤，人均拥有煤炭也只有1.2公斤，这一现象说明交通不方便，能源、资源运不进去。你想，一个人只有1.2公斤煤炭、1.2公斤钢铁，搞什么现代化？于是，我在这篇文章里就呼吁青藏铁路要尽快上马。
我是1976年入伍的，我当时是打隧道的风枪手，我当兵前，文章写得比较好，带兵的同志看中我了，我身体本来是不适合当兵的，但是他们还是把我带到了部队。他们说，你到了部队不需要干活，就像雷锋一样挎枪站岗神气得很。这样，我就到了铁道兵部队。带我的指导员是广东汕头人，他说，我一定要为铁道兵部队带去一个会写文章的人。
部队生活很艰苦，写文章需要一种力量的支撑。我当时在部队的时候往往是晚上12点钟开始写作，写到凌晨4点左右。
青藏铁路通车时，我心情很沉重，高兴不起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叫《万里夕阳垂地》，表达了我当时的心情。青藏铁路建设的时候，热气腾腾的工地现场，激发着我，让我一次次走上高原。青藏铁路修通了，我心里有一种失落感，就像打了一辈子仗的人进入和平年代一样，没有仗打了，产生一种失落感。但是后来有人劝我，你这种失落感很正常，一个朋友说，“万里夕阳垂地之时，正是西藏人民的旭日东升之际”。我记得沱沱河那里有一个藏民，我每次去他都要请我吃饭，看到这个藏民的热情你就可以知道他对建设铁路的积极性。我记得有一个村的村长，是1979年第一次进过北京的人，1979年第一次坐火车，而且他是那一代藏民第一个坐火车的人，他说他上了火车以后他就把一碗水放在火车上，火车开起来以后这个水一点都不洒，他就回去跟他的村民们说。
哪些信息是最真实的，最有价值的，我认为应该真正到实际生活中，自然就可以摄取了。我觉得任何一个记者都有判断是非的能力，自然会有对真伪信息的辨认。70年代在修成昆铁路的时候，毛泽东说一天修不好成昆线我一天睡不好觉。青藏铁路上马之后，毛泽东的这句话鼓舞了铁道兵战士。他们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就是尽快修好青藏铁路，让毛主席能够睡好觉，让毛主席能够放心。至于二期我觉得这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没有了，更多的是以人为本的建设理念。既保护环境，又保证建设者的安全。可以这么说，一期建设的时候，我是青藏铁路的建设者，又是环境的破坏者，当时我们没有保护环境的意识，不仅是部队没有，整个全民都没有环境保护的意识。那时，为了保证连队的烧柴问题，我每天都会带着战士们去打骆驼草，现在我们不仅不再去打骆驼草，而且对每一个动物都关爱有加，这个环保理念和上世纪修青藏铁路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建设过程中，更加以人为本了。上世纪建设铁路，死了、负伤了感到很光荣；现在死了、负伤了就是一种可耻。青藏铁路一期建设过程中，共死了309人，有高原病死的，有翻车死的，也有事故塌方死的。在二期施工过程中环境比第一期条件更加艰苦，第一期平均海拔是3300米，最高是海拔3700米。而二期过南山口之后，青藏铁路就上升到3700米，到了昆仑山，就上升到4000米以上，有500多公里处在4500米以上。头疼、胸闷、腿软、喘不过气来。为了把铁路修建下去，又要保证铁路建设者的生命安全就提出以人为本，所以青藏铁路二期，从格尔木一直到拉萨这1142公里在沿线建了144个三级医疗机构。有17个制氧站，有25台高压氧仓，你可能没见过，有的像杨立伟上天的航天飞船一样，把你推进去，外面医生操作，你在里面可以吸氧。这17个制氧站，25个高压氧仓，在1142公里的沿线上，不管你在任何地方发生危险最起码在一小时之内就可以把你送进高压氧仓。这个安全就有了保障，在高原吸氧比吃饭还重要，爹亲娘亲不如氧气亲。
韩小蕙，女。资深记者，高级编辑。作家。教授。
北京人，一直生长在京城。1970年初中毕业，在北京一家大工厂做工8年。1978年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荣幸成为"七八级"成员之一。1982年毕业后进光明日报社工作，现为该报《文荟》副刊主编。
南开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北京作家协会签约作家。中国美术家协会雕塑艺术委员会文化顾问。中国作协入会资格审查专家组成员，中国作协长年特聘《中国散文年度选》主编。
先后出版作品集《自嘲》、《悠悠心会》、《有话对你说》、《体验自卑》、《贿赂, 贿赂》、《步出沼泽地》、《女人不会哭》、《中国当代散文精品文库·韩小蕙散文》、《欢喜佛境界》、《千古男女》、《无边的忧郁》、《心灵的解读》、《快乐的理由》、《在个性的天空下自言自语----韩小蕙散文代表作》、《我在我思》、《为你祝福》、《灯红不酒绿》、《我与名家交往》等19部。有作品入选高中语文课本，并被译往国外。
编著：先后出版中国大陆《90年代散文选》、《90年代女性散文选》、《当代经典随笔2集》、《当代女性随笔》、《1998-2006散文年选16集》、《读人记丛书4种》、《城市批评丛书3种》、《美国新生活方式丛书6种》等51部散文集。
荣获中国新闻界最高荣誉奖"韬奋新闻奖"。获得多种文学奖，有中国大陆首届"中华文学选刊奖"、首届"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奖"、首届"冰心散文理论奖"、首届"郭沫若散文随笔奖·优秀编辑奖"，以及中国大陆、澳门行政特区等数十种报纸杂志奖。1994年被伦敦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入选《世界杰出人物大辞典》。2003年应美国国会图书馆邀请，成为新中国首位在该馆演讲的作家和编辑，并获美国国会图书馆"友谊与进步奖"、美国国会参议员"推动中美文化交流奖"、旧金山市市长奖和市政府奖等。
新闻和散文，看上去也许挺矛盾的，因为新闻是客观写实的，而散文可能更多的是主观情绪的一种抒发，但您却在两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造诣，两者之间您是如何平衡的？
[韩小蕙]我自己是中文系毕业的，上大学之前我做过八年工人，那时候我就搞一些业余创作，我是厂里文学创作小组的成员，那个时候主要是写小说。上了大学以后功课比较紧，还是坚持写了一些东西。到了光明日报以后我也写过一些中篇小说。
从1985年开始，光明日报让我做文学副刊，我是一个非常敬业的人，单位把我放到什么岗位我就要好好做。光明日报的副刊是有传统的，现在叫做《文荟》副刊。当时是以散文为主的，这个副刊基本不发小说，那个时候随笔也不多，主要就是散文。我做《文荟》副刊编辑的时候，没有自己的作者队伍。后来建立起来了自己的作者队伍，大概采访了上千的学者作家，一边采访、一边了解情况、一边给他们写一些报道。
这个过程主要就是我了解作者和与作者建立关系的工作。大约过了一年左右的时间，我就感觉自己应该写一些散文，如果编辑会写的话，你的作者看到了你写的散文可能会和你有共同的语言，同时也会更加的信任你，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于是就开始写散文了。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功利”的开始。
[主持人]您希望被称呼为作家还是记者编辑呢？
[韩小蕙]我更喜欢新闻。我自己认定作家不应该是专业的，所谓的作家应该是业余的，我有很多的朋友，包括一些大夫朋友他们的文章都非常的漂亮，但是他们都有自己的主业。我对新闻特别的情有独钟，因为我感觉新闻好像对社会的推动力是特别直接的，社会离不开新闻，文学是一个慢功夫，文学是滋养人心灵的东西。新闻在某些时候真的比文学的力量要大。
[主持人]您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为别人修改稿件，在编辑工作与文学创作上您有没有感到有时间上的冲突呢？ 我现在70%的时候是做编辑，20%的时间是做记者，而只有10%的时间能留给自己写一点点东西。我做了20多年的编辑了，这其实是一个很难解的结。无论在什么岗位，我都是一个很敬业的人。记得文革的时候，在批斗一个大专家，当时让这个专家打扫厕所，他打扫厕所的时候都用自己做手术的那种认真劲儿干活。我也是这么一种人，我首先会把自己的这份认真带到工作中去。
[韩小蕙] 《文荟》一直都拥有一批认真用心的编辑。从50年代末开始，那些老编辑都是非常厉害的。当时有一个老编辑叫做黎丁，解放以后他就在光明日报做编辑，他就是我的榜样。当时他就能做到一点，谁的稿子都能拿到，大年三十晚上，他去老舍家让老舍先生帮他写一篇东西，当老舍先生在写东西的时候，黎丁就和老舍的家人相处得非常融洽。
[主持人]您也一样和作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文荟》上经常看到那些大家名家的作品，这也成为文荟吸引文学青年的亮点，作为主编您有什么“魔力”请得动这些大家名家为自己的版面写稿呢？
[韩小蕙]我是一个特别善于替别人着想的人，这一点很重要。有些青年编辑可能会非常功利为了抢这篇稿子不惜去损害对方的利益。比如说上周我出差之前，报社有一个同事说自己有一个某报的朋友想找钱世明先生采访，我就把钱先生的电话给这个记者了，后来钱先生给我发短信说：某报出的文章是在骂他的。对于这种事情来讲我非常的生气！
红楼梦选秀的时候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当时评委点评选手的时候说，你不应该讲“您”字，清代后期才出现了这个“您”。当时我也被蒙住了，后来没过几分钟，钱世明先生就给我打电话说到这个问题，他说元曲里面就有“您”字了，这个评委通过电视影响确实非常不好，因为这是一个学术问题。咱们都是才疏学浅真的是不知道，后来钱先生这么说了以后，我就感觉肯定全场的观众以及看电视的朋友们都被影响了。于是我就想，应该在我的报纸上发表比较权威的文章把这个问题说一下，其实就想牵扯到学术问题。后来我钱先生的文章出来了，其中就引了十多段元曲，甚至查到更早的古籍里也有，于是就给发表了。之后报社、互联网对此事儿的反响都不错。
但后来钱先生给我打电话说，当时被他批评的红楼选秀评委做了很多事儿，在网上对钱先生进行个人攻击类似这种话。当时我说：咱们个人方面的情绪就先算了，但是还是要把这个“您”字的学术问题给说清楚，不能发展到个人攻击的情况。如果您要是感觉“您”字还没有说透，咱们就还写文章，就专门的探讨学术问题。钱先生也认为是这样的。
我自己把编辑的责任看得非常的重，首先编辑记者要做人，然后再做记者，你不能为了炒作，为了引起社会的关注，不惜损害别人的形象。这是一个职业道德的问题。
我和很多著名的作者关系都不错，我首先是替他们着想的，包括季羡林先生。
[主持人]季先生对您的评价非常高，您是季先生眼中的“五朵金花”之一，请您谈谈您和季老之间的友谊。
[韩小蕙]季先生现在年事已高，现在住院每天要治疗，他都还在继续工作。1991年约季先生稿子的时候，我也不去打扰他，因为季老非常的珍惜时间，即使我非常的渴望去采访他我也不想过多的去打扰。当时我们搞了一个无奖征文，题目叫做《永久的悔》。我感觉自己对中国的作家和学者是充满了尊敬的，不是说给了人家钱人家才会给你去做，我相信这点。
1970年我初中毕业以后就进了工厂，刚到工厂就赶上了搞运动。我们由于是刚进场的青年工人，于是就让我们去批斗那些老同志。有一天让我们一块儿去批斗工程师，当时的批斗现场是很凶恶的，有一个原来当过红卫兵的青工都上手打那个工程师，但是我从这个工程师的眼里看出了他那种悲哀，以及他面对一群无知孩子的那种无奈。一个是工程师的眼神，一个是平时非常温文尔雅的女孩子上手打的情景给我的震撼非常深！
后来我就写了篇散文叫做《永久的悔》，当时我创办《文荟》副刊的时候，感觉《永久的悔》这个题目非常的好，每个人都有自己内心的那种痛。后来我们就举办了无奖征文《永久的悔》，然后就写信给季老生约稿，我是周五给季老发的信，下周一就收到了季老的回信。
我发起的《永久的悔》无奖征文活动得到全国学者巨擘们的响应和肯定，学界泰斗季羡林先生，一天之内就写完了4500多字的文章，季老还附来信笺，夸赞题目"出到人心里去了"。 后来季老写了一篇文章题目也叫做《赋得永久的悔》，这篇是写他母亲的文章，季先生六岁的时候就被资助上学，外出离家的经历也是比较坎坷的。
当时文坛有很多的人， 凡是约稿的都写了，后来我们就出了一本书就叫做《永久的悔》，现在我们翻阅这本书发现很多的作者现在都已经去世了。现在看《永久的悔》这本书可以再版，再补充一些作家的作品这样可以再滋养更多的人。
因为我们也很忙，我也没有特别觉得这件事儿怎么着，后来我就认识了学贯中西的张中行先生，他的人品特别的好，特别的让人敬仰。我第一次见张先生的时候是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他的办公室，他就和我谈了四个小时。大概意思就是我这辈子就是学问太少了，而且他并不是客气，他给我举了很多的例子，比如，若王国维先生在世的时候能够评为一级教授，那现在就没有人能能评上二级，可能有几个能勉强评三级教授，我连三级都评不上。
当时有一个“大人物”要找张先生写序，张先生说这个“大人物”品德很坏，整了很多人，怎么能给这样的人写呢，决不去捧他的臭脚。所以我感觉张先生特别有自己的原则。
后来又有一个人拿过一个砚台说请张先生帮忙鉴定，张先生说这是清代乾隆年间杭州府某坊某砚工做的，当时我就感觉他的学问实在是太渊博了。后来我就想请个作家写一篇关于张中行先生的文章，于是就请到了季老先生，季老先生马上就写了一篇《我眼中的张中行》，开头也说得非常明白，就是自己接到了小蕙的约稿信，她的约稿信很霸道还给我规定了具体的字数和题目，后来笔锋一转说：温文尔雅的韩小蕙怎么变成“牛二”了，我很早就想写写张中行先生，他是人间的高人、超人、艺人，季老先生洋洋洒洒写了五千字。
通过这两件事儿，季先生就记住我了，而且也特别信任我了。后来我们光明日报开什么会、写什么文章的时候，只要是光明日报的事儿季老先生能来都来。
[主持人]您有没有组织策划一些工作，来抢救这些老艺术家的文艺作品呢？
[韩小蕙] 有的，我也做过一些这样的工作，我也随时写一些关于他们的文章。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听王蒙、李国文说获奖》，当时是90年代中期，王蒙和李国文都是获奖者，让他们两个人代表获奖者发言，他们的发言特别的有意思，王蒙一上去就讲了一个故事。他在新疆的时候，他的儿子王山有一次代表学校参加运动会5000米跑，王山体质也不行，后来就跑得特别的慢，当跑在第九圈的时候，人家跑第十圈的过来了，跟在他的后面。后来评委以为王山是第一个到达终点的，就认为他是冠军，而王山是一个特别诚实的孩子，说我不是冠军。但是王山的教师和校长都不让他承认这点，后来王山就拿了冠军了，孩子回家以后就和王蒙说了。
王蒙老师在领奖前说了这个故事，意思就是其实真正的冠军是其他的获奖者，我就等于是编辑部弄错了，给我发了这个奖，所以王蒙非常的幽默和智慧。
李国文老师讲了一件事儿，也是特别的好玩。他说作为一个作家吃请的现在很多，编辑部请饭都是公款高档菜，我有的时候就回请编辑，我请的时候是自己掏腰包，后来我发现花生米这些是非常好的东西，在正菜来之前摆一大桌子显得还挺丰富，这就是“四等菜”。所以我每次自己请客的时候就请凉拌花生米、凉拌海蜇等等。
他说自己的作品其实就是“四等菜”，真正的作家是中青年们。当时我们都很感动，满堂大笑之后，每个人心里都觉得特别的美好。回去以后我就把这些事儿写成文章了。
我写散文都是为自己的编辑工作铺路的，当时自己能写一点可能就比较好跟作者进行对话和沟通，后来我做了一些研究，这实际上全是为我的编辑工作做的铺垫。
每年我发很多非常好的文章，我就感觉报纸嘛一天可能就过去了，大量的读者都读不到，于是我就每年编一本或者两本散文集，把这些好文章集结成册，这个是对读者有利的，另外对我的编辑工作也是个助力。我还把很多好的文章向各个选刊去推荐，自己写点文章介绍等等。这样写一篇文章，作者会收到很多的反馈，作家也愿意给我写文章，所以这些年我编的散文集一共有51本。
每年我还要负责写一篇年度综述，我学识也不够，自己的才能也不够，只是千方百计的想把自己的编辑工作做好。所谓的散文的理论研究，我肯定写不过专业的理论家。其实中国一直是只重视小说，不重视散文的。
[主持人] 写小说可能更容易获得回报，人们也爱看小说。散文你绞尽脑汁可能只是得到几百字的一篇小文章。
[韩小蕙] 是的，都说小说是最大的阵营，批评家们关注的都是小说，尤其是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当时我就特别的遗憾。我希望评论家也写一些散文的评论，他们说散文的评论是很难写的，因为写小说评论的时候有一些把故事一复述就可以成篇，但是散文是没有故事的，你要想点评到位是非常需要心血的。
于是我就自己开始写散文评论，因为我自己不是搞理论的，而且我的逻辑思维特别差，感觉对自己特别的不满意。我写的第一篇散文评论叫做《太阳对着散文微笑》，很多理论家和学者都是把《太阳对着散文微笑》变成了一种特征，他们认为是新时期、新散文的符号。
当时我曾和某家出版社进行了联系，他们的散文编辑答复是现在的散文哪有人看呀，你编散文集我们也卖不出去。我当时特别的不服气，感觉你在这么大的一个出版社，你本职工作就是应该做这个工作。在此之前还有一个细节，当时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要买一本散文合集，门市部说没有了。后来我就找到了出版社的编辑去要，但是编辑和主任以及社领导都没有这本散文合集，所以我就感觉非常的奇怪。于是我就到了各个书店调查散文集卖的情况，当时散文集基本都卖掉了，后来通过调查一些作家，我在90年代下半年就写了这篇《太阳对着散文微笑》。
诗歌、短篇小说、中篇小说、报告文学都是各领风骚几年，我当时就感觉散文的时代来了，至少会持续七八年。这会儿的新散文主打的将是思辨散文，思辨散文实际上就是随笔。我感觉新闻界、出版界、评论界都应该做好准备，迎接这场散文热潮。当时我写完这篇东西，我们那儿有个挺有名的专家就不同意我的观点。他说在90年代，散文和随笔是需要极大的自由度的文体，他预计现在不是这种社会的环境和社会背景，所以散文不会兴盛起来。
我说虽然散文和随笔需要那种极大的心灵自由空间，和空前和谐的社会氛围。但是同时散文和随笔又是人内心深处的一种渴望，一般写这种东西完全是真情的流露。在那种社会转型期和文化转型期的时候，一般的人都是非常困惑的，不知道怎样面对社会的这种转型，他非常的需要看到别人是怎么体会这个社会的，从别人的认识当中加以借鉴。基于这点我就感觉散文和随笔一定会兴盛起来，而且会产生非常大的需求。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预言都应验了。
[主持人]您是基于一线的调查？
[韩小蕙]是的，我主要是基于调查和对作者的了解。一个新闻记者写的东西能进入文学史是比较罕见的，其实我就是比较认真。
[主持人]今天，散文和随笔是一种什么样的发展趋势呢？
[韩小蕙]我每年都编一篇散文集，写一篇散文的年度综述。现在看来从1991年开始至今已经十多年过去了。散文随笔的创作现在可能稍微弱化了一些了，因为优秀的散文家不可能老有，尤其是像散文和随笔不是靠编故事，而是靠你的真情实感。散文和随笔应该是处于一个创作疲劳的阶段，但是读者的需求依然是很旺盛的，因为读者是又成长起来的一批年轻人，而且当时的报刊是2000多家，现在已经有9000多家了，而且现在还有互联网。我感觉每个人都会写散文，每个人都会写随笔，可以及时发送到互联网上。我借用一个股市的语言，现在应该叫做散文和随笔的“盘整”期。
文学是不能直接把钱给挣来，但是说功利一点，很多读者看报纸首先要看副刊，因为新闻对他来讲无论哪个报纸、广播、电视都有。但是读者可以从一个报纸的副刊来看这个报纸的好坏，这样你就会流失很多的读者。当时我的基本观点就是这个，我的总编也挺支持的。
[主持人] 《文荟》一方面是仍然做好副刊的领头军，同时又要更好的去迎合读者的需求，您在这方面有哪些创新和举措呢？
[韩小蕙]我有自己的想法，现在很多报纸有副刊，但并不是文学副刊，而变成了时尚、小资、娱乐等内容。可能各个报有自己不同的需求和办报方针，与此同时，读者也分割了，每个报都有自己的读者群。光明日报的读者群是面对高中级知识分子的，相对于文化水平高一些的，他们对副刊的要求肯定也还是纯文学，而且要求你最高水平的那种文化作品。所以我这些年还是坚持办纯文学的副刊，选稿的标准就是全国最好的、一流的作家作品。
当然在一些栏目的设置上，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比如说我非常重视社会内容，我要求报纸的副刊基本不发纯抒情、纯内心的东西，这些东西去文学刊物上发。《文荟》发的应该是迅速反映当前社会的变化，不能脱离社会。所以，有时候我会组织一点重头的东西，我会继续出一些题目给优秀的作家们，让他们给我写东西。
去年我请了求是杂志的朱铁志先生，他的作品得过鲁迅文学奖，去年我就请他连续写了三篇东西，文章就是"关于姚明拒吃鱼翅"的。我每天早晨、晚上一定要听新闻，一般的新闻都不会放过，一个记者的新闻知识储备是他最基础的东西嘛。我知道了姚明为了环保发表了拒吃鱼翅的声明，我当时非常的尊敬姚明，但是没有想到过了两天又听到一个很震惊的消息，有些广州、香港、日本、东南亚的商人联合起来想起诉姚明，说是姚明发表的这个声明影响了他们的商业利益。我当时真是心里大怒！
过去有一些奸商做一些坏事儿，他觉得理亏偷着做，不敢这么大张旗鼓地去宣扬去挑衅，现在这些商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违。我觉得必须要支持姚明，把邪恶的声音给击退，让读者分清是怎么回事儿。于是我就给朱铁志先生打电话约稿，朱先生看了新闻以后也很生气，于是就写了这篇稿子。
后来正值九月份大学生入学的时候，我又听到了一个新闻。清华大学送学生入学的家长是学生的四倍，清华大学周围的宾馆都住满了，实在没有办法家长都住到了草地上。我就感觉非常的荒唐！现在的学生怎么被呵护到了这种地步，而且办手续也都是家长代劳，还请小时工、保姆什么的给学生打扫宿舍。现在的孩子怎么脆弱成了这个份儿上，而这些家长都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于是我也向朱铁志先生约稿。
“要做文，先做人”
我的父母在解放之前参加了北京某大学地下党的学生运动，他们既有高等学历又有革命的经历。我父母是40年代时期北京中法大学的大学生，陈毅也是这所大学走出去的，后来解放以后，这所大学就与北京大学合并了。我从小就接触了很多的照片资料，到解放的时候，军队需要知识分子，我父亲是地下党员就领了一批学生参军，过了几年军队又整个回北京接管协和医院。1955年这只队伍全部脱下了军装，就留在了协和医院这个系统做行政工作了。于是我就住在东单那边的协和大院，大院是一个欧式的风格，现在已经变成了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了。
当时周围的大夫都是国家最有名的大夫，林巧稚、黄家驷、吴蔚然、张均等著名大夫都在这个大院住过。院子里的这些人都是很有教养、彬彬有礼的，这种大院的文化给了我很多很多东西。比如把知识、文化视作人生最主要的东西，做人要讲原则。
[主持人]很多的报纸因为经济利益放弃了副刊阵地，而您还在坚守着。现在您有了一些声望了，有一些人想用一些好处请您发关系稿或帮忙为他们的作品写序什么的，您怎么对待呢？
[韩小蕙]我给你举个例子：四五年前我们同学聚会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就问我的月收入，我当时是主编也只有两千多吧。我有个同学也是副刊的，他说现在北京的编辑记者怎么也能拿个上万元，否则还“混”什么呀。我当时第一反映就是你们报社真有钱，他说你是真不明白，还是装的啊，你守着那么大个副刊，我当时就明白他的话什么意思了。比如说你塞给我点钱，我就给你发东西，我从来不会做这种事儿。因为钱不是主要的因素，当然你有那么多的钱可以买车、买房，过上等人的生活，我真不觉得这些东西能够吸引我。
[主持人]真正吸引您的就是用心做好这份新闻事业。
[韩小蕙]我也不愿意唱高调，从来不做违背良心的事儿，我是比较有正义是非的人。还是那句话“要做文 先做人”。
[贾永]我们有一个口号叫做“在新华社你代表着解放军的形象，出了新华社你代表着新华社的形象”，既要代表军人形象又要代表记者的形象。我们在组织报道中首先要考虑到我们人员的特殊性，我们的人员首先有很强的政治纪律性，有很顽强的战斗作风，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有时候我们记者数量上不是很多，但是我们同时可以打很多大的战役。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的媒体资源共享很难，新华社这点很好，我们在这么一个群体中，我们可以把优势放大，比如我们组织一个报道活动的时候可以提前策划，今年可能我就策划明年的了，我所说的策划是一些纪念性的，一些可以预见的报道。
再一个，我们采访的时候许多人采访同一个课题但分工不同，比如说你到云南，你采访的是以云南为主的，但是有的故事是东北，他们人也有可能在云南，你顺便采访了，大家共用一个信箱，把所有资料放在一个信箱，然后在“柔性生产”下根据市场需要产生不同的报道。比如这些年我们一直搞的，2001年的深层体验中国军队，这是我们国家第一次大型体验性报道，也是很轰动的，十几个记者穿上军装到部队去作为陆海空士兵的一员报道这个部队，写得很纵深，很大气，很细节化。
比如我刚才所说的纪念长征出发70周年的时候我们所出的《我的长征》，比如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我们搞的《我的见证》，比如去年我们搞的长征系列报道，再加上今年我们的建军报道，等等我们都用这种方式策划在先，策划的时候你就考虑到有哪些力量可以用，一个人可以顶几个人用，我们是把这种优势经过柔性的组合一个人当几个人用，一次采访的一次材料可以作为很多人的采访，这样就减少了成本。当然，这点对记者的要求也就高一点。
比如神六报道，因为之前有神五，我们就提出不把遗憾带到下一次，神五报道应该说搞得很不错了，那次没有电视直播，那次实际上是新华社打天下，电视是录播的，到了神六电视要直播，作为文字报道要受到的制约就很多了，但是我们想文字也有文字的优势。
我们就提出一个口号叫“超越电视”，这首先是新华社领导都有这样的想法的，但是我们要实现它，完善它，那怎么能够超越电视呢？我们发现电视有零点零几秒的迟缓期，比如这个房间是这句话到了另外一个房间还是这句话，有零点几秒的迟缓期，这时候可以发一个70字的新闻，70个字的新闻就可以把这个事件说清楚，无数个70个字连在一起就是一篇稿子，最后这样的稿子发了3000多条，那天无论是电视无论是手机，最初电台没有画面我们下面就有字，这些字漂了3000多次，有的报纸不用那么长的稿子，把这几百条、几千条连在一起就是一个完整的事件。
比如今天开始对话几点几分开始一直下来是连续的，所以这种策划是理念在先，我想策划首先是服务于受众，第二个是可能实现，第三个技术要求。你必须充分了解受众想什么，更重要的是你的实现手段是什么，其次就是人的因素，人也是这里面最活跃的因素，因为人是弹性的。
讲述关于军人、军事和军事新闻的诸多话题。图为贾永与主持人交流。中华新闻传媒网 姚勇摄
[贾永] 技术的手段变化永远是带动了新闻的形式的变化，实际上我们过去无非就是用手写，最后图文互动，然后和电视合作，但是，随着网络登陆中国，随着网络在世界上的普及，我们现在很重视网络，为什么？实际上网络和军事有一种天然的联系。
二战时期，破译密码的需要就诞生了计算机，没有计算机能有网络吗？最初美国人发明网络的时候也是用于军事的目的，然后才转为民用的，当然，现在蓬勃发展了，最重要的也不是军用了，现在很难设想没有网络怎么生活，现在是一个网络时代，那网络时代，就像电视能够熏陶一批人一样，我们现在叫网络时代的人，尤其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我们现在的网民上亿。越有文化，越年轻，越有知识的很多都是网民，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研究如何为我所有，同时也为受众所有。
最早是2000年，也是第一次网上直播是我们搞的，当时全军在搞一个演兵活动，在燕山深处，在北京郊区，当时我们看了一些它的方案之后就提出来，这次我们要在新华网搞一次直播，尽管当时以前的三峡报道用过网上直播，但是真正的军事行动没有网上直播，但是我们同时又想，电视直播怎么办呢？我们就发现军事行动使得电视受到了限制，因为军事行动有很多的保密内容，电视无法过滤，网络是可以过滤的。再一个，相对容量而言，电视是有限性的，网络是无限的。
所以我们要把这种可能性应用起来，当天晚上我们就想明天直播一次军事行动，就是世纪大演兵，这个行动是9点钟开始，7点钟我们就在新华网发了一条“今天中国军队将举行1964年以来最大的军事演习行动”，这一条吊起网民的胃口来了。然后8：30分，“参演部队蓄势待发，世纪大演兵即将开始”，没有这样的报道，老百姓觉得这是假的吧，后来见报了，几十条合起来是一个完整的现场报道，这是第一次军事行动的现场直播，有意思的是也就是新华网做的，这个行动是我们举办成功的。
翟惠生:导向是根本 真实是生命 特色是活力所在
我是从编辑记者走过来的，期间也获得过中国新闻奖和韬奋新闻奖。但那时没有获奖者集中交流的研讨会。现在终于有了这样的机会，这也是中国记协为新闻界提供服务的一种进步。作为两奖评委会成员，我不能说无一遗漏，把所有最好的新闻作品、最优秀的编辑记者都评了出来。但可以说，每届中国新闻奖的获奖作品一定代表了这一年新闻报道的骄人成绩和最高水平，每届长江韬奋奖的获得者一定是全国新闻工作者的优秀代表。那么，两奖评选究竟带给我们什么启示？这些优秀作品和优秀人物究竟告诉我们什么规律？可否用三句话来概括：一、导向是根本；二、真实是生命；三、特色是活力所在。这三句话不是新话，但它是带有规律性的实话。下面，结合这三句话，谈谈我的一些认识，与大家交流。
第一句话：导向是根本。
导向是新闻本身固有的，是客观存在。新闻报道以客观事实为基础，但对客观事实的选择、加工、提炼的过程却是人的主观意识作用的过程，都体现出导向。因此说，新闻报道本身内含导向。美国前总统林肯说过：“你有舆论的支持，无往而不胜，没有舆论的支持，无事不败”。其实，这讲的就是导向。如何实现正确的舆论导向，关键是十二个字：不缺位，重引导，真贴心，留余地。
1．不缺位。2009年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大事多、难事多。反映在新闻报道上，就是《人民日报》在国庆60周年前夕刊登的评论《改变历史的“北京时间”》，是新华社全景再现四川地震灾区恢复重建的通讯《走向希望的春天——来自地震灾区的报告》，是中国军网的网络专题《国庆大阅兵》，是《科技日报》的消息《中国首次提出“人类泛基因组”概念》……获奖作品集中反映了大事难事、热点焦点，做到了关键时刻、重大关头的不缺位。跟往年相比，今年获奖作品有一个变化，是涉及突发事件的报道数量明显增加。可以预见，在今后一个时期，国内外各种突发事件还将持续增加，这对新闻媒体提出了新要求。传播学认为，新闻首发信息形成“第一印象”后很难改变。正是基于这一点，西方媒体才不惜一切代价抢夺新闻首发权。对新闻媒体来说，越是重大事件、重要关头，越要争取第一时间，赶到第一现场，发出第一声音，形成第一印象，掌握引导的主动权。要注意持续性的全程引导，不只是抢占首发点，更要主导整个舆论进程。要树立失语就是失职，迟到就是被动的意识。正确导向必须通过话语权来体现，只有掌握话语权，才能赢得主动权。
2．重引导。开放社会，各种力量都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并试图通过新闻媒体来影响和争夺社会，最终实现和维护自己的目的和利益。在这样的背景下，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显得尤为重要。《中国日报》的消息《商务部官员：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第一个报道了中国将面临更加频繁、力度更大的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攻击，引起了国内外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和广泛转载。印度政府当天就致电中国日报社，提出批评并要求改写。结果是去年文章中预见的问题，在今年变成了现实。这些年，新闻界已经意识到引导力是核心竞争力，各种媒体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小胜凭智，大胜凭德”。新闻媒体的“德”就是见人所未见、察人所未察、道人所未道，通过富有前瞻性、趋势性的科学报道，来解疑释惑、预见趋势、明确方向，获得社会的信任。信任带来影响，信任决定地位。一般来说，引导力越强，影响越广，争议越大。只要方向正确，就要坚持用新闻舆论引领社会舆论，用正确舆论抵制错误舆论。当然，我们同时还要警惕那种片面强调轰动效应，“语不惊人死不休”式的奇谈怪论。
3．真贴心。“三贴近”是中央对新闻工作的要求，本质上就是要求达到与老百姓的真贴心。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不简单。中央电视台电视系列片《聚焦小升初》，创作团队成员都很年轻，很多人没有孩子，对上学难缺少直观感觉。通过深入采访，他们感觉到震惊和愤怒，事实远远超出原来的想象，这就是实践“三贴近”的直接结果。长期的新闻实践也反复证明，好新闻是“跑”出来的，是“挖”出来的。老关在楼房里体验不到火热生活，光坐在电脑前粘贴不出精品佳作。范长江说过：“一张报纸，一个记者，其基础在群众，前途也在群众”。现在有些记者确实不关心群众，对群众缺乏感情。这些记者大多出生在城市，生在农村的也因为从小学习压力大脱离了生产劳动，对农村生活缺乏深刻了解。2009年，我们组织两批记者赴延安和井冈山参加下基层活动，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第一批是100名青年编辑记者，第二批是100名名编辑名记者，大家都感觉很震撼，跟以前想象的很不一样。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希望新闻界的同志特别是年轻同志，要深入群众，解决缺乏感情和了解实际不够问题。包括新闻院校的学生，光看书本不接触实际，将来只能成为文字匠，很难成为好记者。前几年，清华大学学生写了一篇《乡村八记》，这是深入基层的成果，我们要提倡这种作风。
4．留余地。毛泽东同志说过，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看。以前我们把这句话当成教条来念，现在回过头来看，太对了。新闻界常说热点引导，该热的要热，该稳的要稳，该冷的要冷。如果过了度，就不是引导，而是炒作。在实践中，一些媒体把发生在一时一地的个案，炒作成轰动全国甚至世界的大案，这就悖离了全部事实真相。比如以前关于80后是“颓废的一代”、“垮掉的一代”的观点，很多媒体做过这样的报道。到了北京奥运会、汶川地震，以80后为主体的志愿者得到了全世界的一致称赞，这些媒体才开始扭转口径。这次获得新闻名专栏的《今晚报》“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市场”，在评奖材料中有三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就是“不满足揭露不法商家的行径”，“不满足于一时的轰动效应来吸引读者眼球”，“不是单纯追求暴露问题而显示记者的能力”，他们追求品牌经营与社会效益的双赢。相声大师侯宝林有一句从艺格言：“恰到好处，留有余地，宁可不够，不要过头”。这对新闻媒体、新闻工作者都有借鉴意义。
第二句话：真实是生命。
真实是新闻价值所在，是新闻媒体生命之源。但在新闻实践中，报道失实一直是困扰中西方新闻界的老大难问题。2003年，中央领导同志首次提出有偿新闻、虚假报道、低俗之风、不良广告等新闻界的四大公害。这四大公害背后，其实都存在失实问题。2005年，由中宣部牵头，全国新闻界开展治理虚假新闻专项行动。2007年，开展维护新闻真实性专项行动。2010年11月23日下午，中宣部、中央外宣办、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中国记协联合召开电视电话会，部署从今年年底到明年4月，开展为期半年的“杜绝虚假报道 增强社会责任 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专项教育活动。作为编辑记者如何确保新闻真实，关键也是十二个字：想全局、到现场、问各方、善研判。
1．想全局。新闻真实包括微观真实和宏观真实，最容易出现问题的是宏观真实。2009年年初，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访问北京，目的是游说中国购买美国国债。她说：“通过继续购买美国国债，中国正在加强两国之间的联系，我们将会一起同甘共苦”。而参加总统竞选时，她却提出，“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持有如此多的美国国债，这正是市场波动的最大源头”，“现在已经到了美国对中国强硬的时候了”。如果记者没有全局意识，简单按照希拉里访华演讲内容进行报道，就违背了新闻真实。培养全局意识，一要全面掌握世情党情国情，知情度决定思考高度。二要学会换位思考，理解屁股决定脑袋。对同一件事情，各级领导有各自考虑，广大受众有自己的考量，两者存在差异。一名负责任的记者，要在两者的差异间找出最大程度的吻合。比如中国在发展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但发展是主流，成绩是主流。坚持宏观真实，就要反映这些主流，不能以揭露问题为主，否则就会影响社会稳定。既要维护稳定，又要保障知情权，这就涉及全局意识。
2．到现场。现在新闻从业人员越来越多，到新闻现场的记者越来越少。俗话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对媒体来说，现场记者是保证事实准确的第一关，有时甚至是唯一关。对记者来说，到现场才能掌握第一手素材，最大限度地接近和还原事实真相。最近，新闻界老前辈范敬宜不幸病逝，北京某都市报很快刊登消息。在这篇400多字的文章中，提到“范老遗体已回到海淀区万寿路家中”，某报社“将设立灵堂”，这都是假的。这就说明，记者的身和心都要到现场。到现场最重要的任务是认真观察、了解情况，冷静分析、识别信息真假，防止一面之辞和错下结论。
3．问各方。在新闻报道中，记者一定要注意平衡各方消息来源，不但要采访主要方面，还要了解其他方面的意见，通过不同渠道进行相互印证和补充。《解放日报》的获奖作品《短短一个月 “拒资”十亿元》，来源于崇明县公交车上几位乘客的闲聊。如果记者只采访当地群众，不管是十人还是一百人，甚至是进行随机统计，恐怕大多数群众都会抱怨当地政府拒绝破坏环境的投资项目。但记者随后采访发改委、环保局等单位，才了解到崇明岛的定位是“世界级的现代化生态岛”。当地政府为避免重走破坏再重建的旧发展模式，确定了在保护生态前提下发展经济的思路。这样的报道，既还原事实真相，又促进政府与群众之间的沟通。在这样的采访中，记者首先要判断谁是主管部门，谁是权威人物，争取采访到这样的部门和人物。通过非权威渠道获取的重要数据和事实，一定要向权威部门核实确认。采用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专家发布的个人信息更要慎之又慎，是部门意见还是个人观点一定要明确区分，决不能混为一谈。
4．善研判。在信息技术条件下，防止虚假新闻难度越来越大。一是虚假新闻影响面越来越大。过去一篇假新闻传播范围有限，现在通过互联网可以瞬间传遍全球。二是造假水平越来越高。鼠标轻轻一点，就把图片修改得面目全非。到网上东拼西凑，能把一篇假新闻做得天衣无缝。三是干扰力量越多越多。过去要防范商业企业、公关公司，现在增加了网络公关。网络公关的既有个人也有公司，既发布正面信息，又删除负面信息，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最近《中国青年报》报道，新华社的一篇舆论监督报道被许多网站转载，几天后却在网上消失了，原因是有人盗用新华社名义给各大网站发函，要求删除这篇报道。针对这些新情况，新闻媒体要加强情况研判，提高防范能力，完善管理手段。主要是六个要素：一是责任培养，引导编辑记者真正认识防范虚假新闻的重要性。二是规范采访，不刊登记者未到现场采访或未向权威部门核实的信息。三是注意核实，不直接引用互联网信息，注意审核非主流媒体的报道。四是公开信源，不使用匿名信源或“据说”、“可能”等不确定性文字。五是加强惩处。六是社会监督。
第三句话：特色是活力所在。
近年来，社会发展带来人们在思想认识、道德选择、价值取向等方面的独立性、多样性、多变性、差异性日益增强，新闻媒体相应出现了分众化、对象化的新趋势，更要按照定位明确、特色鲜明、功能互补、覆盖广泛的要求，营造舆论引导新格局。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还是十二个字：看自身、讲地域、善创意、重传播。
1．看自身。任何一个媒体都有其独特的定位和传播形态，在发展过程中或多或少形成了自己的优势。媒体的定位、形态和优势，三者确定了发挥特色的立体坐标。比如国庆阅兵报道，不同媒体展示出不同风格。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直播《首都各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６０周年大会》把解说和现场音响结合恰到好处，《解放军报》通讯《今天，我们豪迈受阅》洋溢着军人的热情和豪迈，中国军网专题运用多媒体技术详细介绍56个方队和各种受阅装备。这就充分说明，在独家新闻可遇而不可求的今天，即使同时面对同一选题，依然可以通过报道角度、报道方式等内容差异，版面布局、字体字号等形式差异，打破“千报一面”、“千台一面”、“千网一面”的同质化竞争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要看自身，要深入研究自身所在的受众市场环境、媒体竞争环境，在比较中找出自身优势、劣势，找出脱颖而出的可能和对策。
2．讲地域。新闻媒体有地域之分，比如全国性媒体和区域性媒体、综合性媒体和专业性媒体。我们常说网络传播无国界，由于不同语言的限制，网络传播实际上也有一定的地域界限，只是比传统媒体的传播范围要大很多。面向的地域不一样，新闻报道侧重点不一样，产生的影响力也不一样。过去新闻学理论讲新闻报道要考虑接近性，现在我们强调新闻媒体要培养世界眼光和国际视野。过去讲新闻报道要服务于党和政府工作大局，现在讲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这是我国深化改革开放和综合国力不断加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带来的必然结果，我们对此一定要有准确认识。一方面，要加强对国际问题的研究，以国家利益为根本准则，把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联系起来，报道国内新闻要用国际视野考量，报道国际新闻要从国内实际出发。另一方面，在取得地域竞争优势的同时，要争取跨区域影响乃至世界性影响。不是说要把国际新闻的分量做得多么足，也不是说一定要派记者到世界热点区域，而是说对于新闻价值的判断要有世界眼光，要有超越地域局限的胸怀。
3．善创意。新闻姓新，新闻工作者每天面对着不同的事物。新闻媒体是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这两个特性决定新闻媒体应该是富有创意的行业。改革开放以来，新闻报道确实有过很多新意，比如报纸的杂志化运作，电视新闻移植传统的说书形式，期刊引进影视剧本、日记等形式。近几年，新闻媒体的创意似乎有点衰弱，表现是一个新闻引起关注所有媒体蜂拥而上，一个节目火了不同频道互相抄袭，一部电视剧收视率高了各个台同时转播。除此以外，新闻报道中各种各样的“门”，形形色色的“范跑跑”、“楼歪歪”、“楼挤挤”，这个“哥”、那个“姐”，给人感觉是语言的贫乏。我们对此要引起重视。创意是时代发展的要求，是保持和发扬特色的保证，是媒体竞争的法宝。大到采编思路，小到版面设计，新闻界要提倡创新，反对抄袭。提倡借鉴，反对模仿。通过创新内容形式、方法手段、体制机制，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新闻信息需求。
4．重传播。传播力决定影响力。新闻媒体的影响力，不仅取决于其内容是否具有独特魅力，还取决于是否拥有先进的传播手段和强大的传播能力。特别是当今信息社会，谁的传播手段先进、传播能力强，谁的声音就能广为流传。记得第十八届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中，黑龙江省电台报送的直播节目《一次惊心动魄的救援行动》，讲述长春市某电台帮助一名产后大出血的产妇寻找急用药，在辽宁、吉林两省都没找到，最后通过黑龙江省电台，在7小时时间里寻药、送药直至安全送到，实现了一场连接两地的跨省大救援。这个节目给我们的启示是，一家媒体的覆盖范围有限，通过内容联动、功能互补，就能有效扩大媒体的覆盖极限。加强传播能力建设，一是硬件建设，二是软件建设，核心是内容建设。只要内容有吸引力感染力，就可能在影响普通受众的同时影响其他媒体，借助其他媒体的转发或采用，实现广泛的二次传播。这样，首发媒体就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报道主动权，后发媒体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为前者的拓展和延伸。同时，传统媒体应注重“内容为王”，努力使自己成为网络媒体的“内容提供商”，借助现代传媒传播自己的声音，与新兴媒体共赢互利。
最后我建议在把握新闻传播规律中处理好三个关系：
一是处理好新技术发展与“三贴近”的关系。新技术与“三贴近”本来并不矛盾，但现在很多记者依赖电话和互联网采访，有的甚至网上来网上去，靠粘贴、拼凑、剪辑完成报道任务。新闻报道要落实“三贴近”，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却对“三贴近”形成挑战。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发展迅速，我们要顺应时代潮流，不可不变。还有不可变的，就是坚持“三深入”，落实“三贴近”。越是条件优越、手段先进，越不能成为限制新闻视野、束缚新闻脚步的枷锁。
二是处理好记者素质与社会烙印的关系。现在的年轻记者基本上是计划生育以后出生的独生子女，由于生长环境比较顺利，他们与以前的孩子有明显差别，从小生活在蜜罐里,没有谦让的环境和氛围，这是社会环境带来的社会烙印。越是新生一代，现代社会的印痕越重。对于立志当一名好记者的年轻人来说，要认识到社会烙印带来的阅历不足，砺练不够，把工作中、生活中遇到的坎坷和挫折当成财富和积累，以各种砺练来养成立体观察事物的眼光，这就是记者独到的“新闻眼”。
三是处理好主观求真与客观造假的关系。近年来发生的虚假新闻中，主观上故意造假、凭空捏造的有，但毕竟是少数，无意识和下意识造假的却不少。最大的原因，是记者的知识储备不够，不足以判断稍嫌复杂或者专业性强的信息。以前说记者是杂家，现在新闻媒体经过长足发展，需要的是复合型和专家型人才。新闻单位和新闻院校要适应这种形势转变，加强对现任记者和未来记者的教育。 两奖高端研讨会是第一次在北京举行，也是第一次大规模邀请新闻院校师生参加。在这个平台上，获奖者的幕后故事、专家教授的精彩点评、院校师生的直观感受汇聚到一起，通过交流沟通，碰撞融合，全面总结新闻工作中的新经验新变化，深入探索新闻传播的基本规律。如果这次会议的成果对各位有所启发、有所帮助，请大家把这些成果带回去，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健康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像爱惜眼睛一样珍惜职业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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