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台60年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并保存了大量的历史音响资料，这些音响既是北京广播人用声音对60年来祖国发展变化历史的忠实记录，也是北京电台成长发展的历史见证。
在庆祝建台60周年之际，北京电台对珍藏多年的历史音响进行了梳理，并采访了大量节目制作人员，在展示历史音响的同时，讲述这些音响背后的故事，制作完成6章24集大型系列专题特别节目《曾经的声音》，反映北京电台60年风雨历程中广播人的不懈努力与追求。精彩的节目片段与深情的回忆交相辉映，把听众带回到那一个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再次品味广播节目的魅力。
《曾经的声音》第一章 岁月如此火红（1949—1959）
1949年2月2日，北京广播发出第一声
"这是齐越在播音！"
1949年2月2日，北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以"北平新华广播电台"的呼号发出了第一声。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城的队伍中，有一支特殊的小分队，这就是由著名记者范长江率领的新闻队伍，他们是负责接管北平国民党宣传机关的军管会的工作人员。
下午4点，由徐迈进为组长的军管小组负责接管电台。晚8点多进驻位于西长安街3号原国民党北平广播电台后，他立即召集当时电台人员宣布接管，这时电台正在播音。徐迈进写了一个通告，让齐越送进去，交给值班播音员。通告接连播出几遍后，机器关闭，立即停止广播，等待接管。2月2日上午11：40，北平新华广播电台使用原波段开始播音。
"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波长353公尺、850千周。各位听众，现在播出以和平方式解决北平战事的经过……"不断发出的电波载着响亮有力的声音划破沉寂的长空，回响在北平、乃至华北、甚至更辽阔的天空。编辑们激动地喊："这是齐越在播音！"
齐越的日记记录下了这个时刻：
"今天，我们第一次坐在这样设备齐全、富丽堂皇的播音室里播音，心情非常激动，我们竭力控制住奔涌的感情，排除紧张情绪，反复播送了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的布告，约法八章，还播送了《以和平方式解决北平战事的经过》等报道和述评。"
由于受条件限制，开播的原始声音没有留下，留下的是一段难忘的记忆。聂耳的《大路歌》成为北京电台的第一支开始曲，齐越成为北京电台的第一位播音员。从此，北京电台迈开了自己的步伐，为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大典吹响了前奏曲。
1949年10月1日清晨，古都北京传出阵阵欢庆的锣鼓声，今天将要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典礼，中华民族的历史将在这一天翻开崭新的一页。后来成为北京电台第一任台长的丁一岚和齐越光荣地担任了开国大典实况广播的播音员。
在熹微的霞光中，天安门渐渐露出了金黄色的顶盖。城楼内檐的巨幅标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正中券门的上方挂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两侧宫墙上镶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的横幅标语。实况广播的话筒竖立在天安门城楼的西侧。
北京电台珍藏的"开国大典"实况音响资料，是保存最为珍贵的音响资料之一。参加这次实况广播的编辑杨兆麟撰文回顾这段不平常的经历时说：
"10月1日下午2点多，播音员丁一岚和齐越同志、编辑记者胡若木和我提前到达天安门城楼上，各就各位，认真做好准备。我们四个人手中都拿着一份实况广播稿，肃立在话筒前。下午3点大典开始，我们靠手势和眼神，互相打招呼，配合默契；按照大会程序，逐段播出稿件……"
幕布后录下国旗诞生经过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召开的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四个决议案：关于首都；关于纪年；关于国歌；关于国旗。这四个决议由周恩来亲自宣布。北京电台至今保存着周恩来宣布决议的珍贵录音。
珍贵的音响当年是怎样录制的？曾在北平新华广播电台任编辑、后来成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的杨兆麟回忆说：
"会议在怀仁堂召开，录音机摆在幕布后边，录音员看不到主席台上的情况。我坐在主席台的右后角，旁边放着一个小方桌，摆着一部电话机。主席台上开始讲话，我就拿起话筒，不用通话，后边的红灯就亮了，这时录音员开始录音，讲话结束后我再拿起话筒，灯一亮就停止录音，这样既保证录音准确无误，又可以节约宝贵的钢丝。操作虽然简单，但深知责任重大，一点都不能马虎大意。"
就是这台笨重的钢丝录音机，留下了非常宝贵的音响和历史的记录。
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出新的国家领导人。经过50多年，我们依然能通过历史音响感受到北京群众欢呼雀跃的场面、人们欢欣鼓舞的心情。当时的录音设备重达20多公斤，抬着这样的录音机到现场采访，工作状况可想而知。
50年代开始的广播节目形式和内容都比较简单，当然这也与当时录音设备简陋有很大关系。后来编辑记者在研究和追求广播特点上狠下功夫，开始采制录音报道，用现场音响和采访对象的对话，加上记者解说，制作了具有现场感、真实感的节目，使新闻有了更强的感染力。最有代表性的节目就是广播杂志《一周来的北京》。当时任编辑组长的张洙曾回忆：
"当年《首都生活》节目是北京电台的重点节目。编辑部领导汪小为、章敬决定每个周末把《首都生活》办成综合性节目，名称叫《一周来的北京》，内容要轻松一些，带响的节目多一些，解说词活泼一些，再穿插一些合适的音乐。这几个''''一些''''激起了编辑记者的热情。"
"这个总装合成任务就落到我头上。按照大家提供的音响写成解说词，然后领导审稿，播音员备稿，都集中在星期六下午，复制合成在晚上，30分钟的节目总要忙到深夜才能完成。播出后受到听众和同行的好评，有人撰文称赞说：好像一部纪录影片，给人美的享受。"
而1956年底播出的广播杂志《一年来的北京》就是对《一周来的北京》的一个大检阅。
《一年来的北京》的女播音员叫黎明。她回忆了刚到电台时的工作情况：
"当时都是直播，一分一秒都不能差，每个节目都是按节目表上的时间准时播出，放唱片前，要在密纹上划个白道作记号，一定要放准，不然不该放的内容播出去了，就是差错。"
"做这样时间性强的工作，特别需要有一只表，可那时条件差，个人没有手表，公家也没有给配备闹表，上班看时间全凭宿舍传达室墙上那个旧挂表，每次上早班怕迟到，一夜起来好几次跑去看表，心里很紧张。虽然工作条件艰苦，但谁也没觉得苦，能在电台工作是很幸福的！"
甩开铁脚板赴山区采访
50年代初，正是郊区农民土改后热情高涨、生产火红的年代。农村节目的记者是最活跃的一支队伍，他们深入农村田间、地头进行采访，与农民交朋友，捕捉新闻线索和新闻素材，创作出鲜活的广播节目，让听众及时了解京郊农村的巨变。当时农村组唯一的男将关同如此回忆那段当记者的生活：
"深入采访这四个字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可不容易。我给自己定下了几条措施：把采访深入到田间炕头，深入到农民的心坎里。首先遇到的就是交通问题。当时电台没有汽车，大多数村庄又不通公交车，都是骑自行车下去，方圆100公里都是以自行车为''''坐骑''''。可在雨天和雪天就麻烦了，还得扛着自行车，在田埂上艰难地拔着腿走。如果是到山区，还得甩开铁脚板翻山越岭，自行车都用不上了，一走就是几个小时。"
关同在农村采访常常住在农家草屋，睡在农家热炕头，与农民肩并肩躺在炕上，你一言我一语闲谈，这种炕头采访最有收获。一次和农民田岐聊天聊到很晚，直到鼾声渐起进入梦乡。就这样，关同采回了田岐讲述毛主席到小屯乡视察情况的音响。
当时的农村组有四朵姐妹花，她们是宋鹤琴、沈清、张钰和余鞠。四姐妹凑在一起总是热热闹闹、欢欢乐乐的，充满青春的活力。她们不怕吃苦，和男同志一样下农村去采访，一样骑自行车，带着笨重的录音机，也吃住在农民家里。
在京北蟒山脚下，一座由40万军民经过义务劳动建成的大型水库——十三陵水库在1958年7月落成。修建时，记者杨德禄常到工地采访。他回忆说：
"1958年修十三陵水库时，我在大坝上采访。那是一个艳阳高照的午后，现场人声鼎沸，机器轰鸣，土石撞击之声不绝于耳。忽然听到人群中夯歌嘹亮，那是崔庄乡''''九兰组''''正在夯实砂石料。我立即赶上去，把机器稳稳抱在怀中，用帽子裹住话筒，录下了她们的夯歌声。回来后剪辑成录音特写《劳动万岁》，反映很好。"
正是由于无数义务劳动者的奉献，只用了160个昼夜的苦干，就建成了这座大型水库。
生产热潮中话筒记载历史
1958年，我国面临经济困难和发展并举的局面。北京电台的新年祝词伴着北京人进入1959年。
这年的9月10日，新建成的人民大会堂迎来第一批客人。他们是这座宏伟建筑的劳动者们。北京电台记者用话筒记录下了这令人难忘的盛会。
多年后，当年的钢筋工青年突击队队长张百发同志提起建设人民大会堂的情况仍记忆犹新。
新中国从1949年建立到1959年走过了十年。共和国初建的喜悦心情、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各种经济新体制建立后的生产热潮等，激励着人们奋斗的步伐。兴奋的心情在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联欢之夜得到空前的释放。
举办天安门广场联欢会现场转播，是北京电台首都部的重头戏。记者杨德禄回忆了转播的一些细节：
"广场上联欢表演有几十个点儿，情绪高昂时，各联欢圈互相拉节目，所以变数很大。首都部全体人员齐上阵，在现场抓精彩镜头，然后赶紧传到设在天安门西侧广播机房的控制中心安排播出，就像是一场战斗。记者和控制中心的通讯联络是个极大的难题。记得有一年，从部队借了四五部报话机，我们几个年轻人背着，用它传送节目。报话机背着也不轻松，而且身后还竖起2尺多长的天线，群众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都好奇地看我们，警卫人员还不时地盘查，我们得一次次出示记者证解释。"
10月1日国庆节前夕，一座恢弘气派的大型火车站——北京火车站投入使用。火车轰隆隆地行进，满载着人们的希望和热情，驶向60年代。广播人也在这热火朝天的建设浪潮中，继续用话筒记录着历史，为听众传递着时代的声音。
1949年2月2日11点45分，播音员齐越在《大路歌》的旋律中
用"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的呼号开始播音，
从此人民广播的声音响彻古城北平上空
第二章 岁月如此艰辛（1960—1969）
艰苦年代，实况转播引得万人空巷
忍着饥饿，记者不忘责任
上世纪60年代是多灾多难的年代，也是艰苦奋斗精神大发扬的年代。
北京电台现存的60年代的节目都是1966年以前的，这些节目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不少节目制作精细，文字表达细腻，播音员声情并茂，今天听来仍然令人激动、令人回味。
《发扬革命传统》节目是1961年北京电台与北京团市委联合举办的。这个节目以生动的事实，讲述革命前辈在对敌斗争中的英勇顽强和新中国成立后英雄的人民在困难环境中艰苦奋斗的精神。节目留下的音响生动感人、弥足珍贵。
小说《红岩》出版和播出后，北京电台播出了小罗卜头的大姐宋振平和二姐宋振苏的讲话录音，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听着她们对苦难童年的回忆，可以感受到革命先烈的牺牲与奉献精神。
广播电台的编辑记者在三年困难时期也是和人民群众一样经历着饥饿和物质极度缺乏的困难，但他们还要去工厂、农村采访，制作节目，积极忘我地工作。1960年分配到农村组工作的章宗栋回忆说：
"初到电台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是：人人都在忘我工作。编辑部几乎天天晚上灯火通明。现在有些青年人对这样的工作态度可能很不理解，埋怨这一辈人太不懂得享受生活。然而，我却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安身立命的根本，那就是责任感和事业心。"
机车上泡出"毛泽东号"报道
艰苦年代更显英雄本色。雷锋是上世纪60年代家喻户晓的英雄，像雷锋那样"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成为很多人的追求与理想，学习雷锋的热潮很快席卷全国。
广播在大力宣传雷锋事迹、雷锋精神和各行业涌现出的先进人物的同时，电台的编辑记者也深入基层采访，研究广播宣传业务，涌现出一批精品节目。
1946年，哈尔滨机务段工人为支援解放战争，积极修复一些在战争中被毁掉的机车。一辆经过工人们27个昼夜的奋战成功修复的机车被命名为"毛泽东号"。1949年3月，"毛泽东号"机车落户到了北京丰台机务段。
北京电台记者到"毛泽东号"机车组蹲点，采写了一组连续报道，从报道中不仅可以感受到"毛泽东号"机车组工人主人翁的工作态度和勤俭节约的高尚品质，也可以体会出记者的辛勤劳动与付出。
采写"毛泽东号机车组先进事迹"这组报道的是记者吴俊德，吴老已于1979年因病去世。据当时一起工作的谢荫达回忆："吴俊德是''''老广播''''、台柱子，是工商组的老记者，有一身过硬的录音报道制作的本领。他对工作很热情、很投入。在毛泽东号机车组采访的日子里，他不分白天黑夜，整天泡在机车上，当司炉、擦车体，一身油污，一副工人模样，赢得了工人的好评。"
老播音员：当年的听众偶像
广播节目除了记者深入采访、精心编辑，还要通过播音员的播讲、录音员的录音合成，才能成为完整的节目。其中，播音员处于广播前沿，直接面对听众。北京电台的播音员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有良好的声音条件和语言表达能力，还要通过培训。北京电台最早的播音组成立于1950年。一批批年轻的播音员都是在老一辈播音员延安精神的"传、帮、带"下成长起来的。
1963年国庆播出的专题节目《节日电波》是一个精心制作的节目，音响丰富，描写细致，语言形象，生动感人。特别是播音员的播音更使节目增色添彩。这个节目中的播音员是黎明，讲故事的是恒山。在一次老播音员座谈会上，退休多年的黎明和恒山，回忆起当年下农村和钻研业务的故事时，依旧激昂澎湃。
1959年到北京电台工作的良静是许多听众非常熟悉的播音员。良静的本名叫马家蓉，18岁来电台。30多年的播音员经历成了良静最宝贵的财富。
剧场实况转播受听众追捧
提起《东方红》这首唱遍全国的歌曲的发现和诞生，不能不说说著名作曲家马可。正是经过马可的发现和整理，才使得李有源的《东方红》乐曲呱呱落地，一下传遍了延安，继而传遍了全国。一曲《东方红》，就这样从"陕北民歌"成为全国最红的流行歌曲。
北京电台的广播节目在播送马可这篇文章时，没有照本宣科，而是经过了再创作，用广播特写的形式表现出来，听起来如临其境，鲜活生动。
当年，北京电台有一个名牌节目《剧场实况转播》。那时，百姓文化生活相对贫乏。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电台就在周末的晚上把新上演的戏剧、歌舞、音乐、话剧等演出进行现场转播。转播时，播音员把剧情、场景、人物、舞台转换等恰到好处地介绍清楚。随着剧情的进展，现场观众的掌声、笑声、欢呼声……随着电波一齐播出去，这样坐在收音机旁的听众犹如身临其境，有强烈的现场感，所以非常受欢迎。当年，很多听众一到周末就守在收音机旁，收听北京电台的《剧场实况转播》，百姓亲切地称这个节目为"静街王"。
1965年3月，北京电台基干民兵排在顺义焦庄户演习
《曾经的声音》第三章 岁月如此激荡（1970—1979）
周总理批示，外语广播讲座火了
文化贫乏期，有颗闪闪的红星
那是一个难以忘怀的红色年代，还有难以挥去的红色记忆。红太阳、红旗、红像章、红宝书、红色歌曲、红色电影点燃着人们的革命理想、革命豪情和革命斗志。
20世纪70年代，大众娱乐基本就靠听广播，老百姓形象地称为"大喇叭"。在当时的经济状况下，谁家有个收音机，那绝对是令人羡慕的。那时的中国，音响产品只有收音机一种，它的地位差不多就相当于今天的电视机。然而此时正是"文革"的中后期，冰河封冻，没有了往日的奔涌和欢唱，北京电台的新闻节目正处在中断期，一些对象性节目也多为摘编报纸。这一时期，北京电台播出了大量各条战线传来的令人振奋的好消息，和让人们时刻记住幸福的日子来之不易的忆苦思甜报道。
新闻性节目如此，文艺类节目也无法摆脱政治气候的干扰，被极"左"思潮和政策笼罩下的中国大陆，大量的文艺作品被贴上"封资修"的标签，文艺作品严重匮乏、单调。在北京电台音频资料库中，就有这一时期社会上流行的革命歌曲和革命现代京剧。
在文化作品严重缺乏的年代，红色经典影片《闪闪的红星》再次掀起了一股红色浪潮。作为"文革"后期出现的文艺作品，虽然它带有明显的政治特质和浓重的教条色彩，但在当年文化生活极度贫乏的背景下，《闪闪的红星》迅速走红全国。
在这部电影公开放映前，北京电台文艺编辑赵晓玲先睹为快，并立即为它做了录音剪辑，在广播中为听众再现了电影的精彩片段。她说，至今仍然记得看片时的激动场景。
《闪闪的红星》不仅被制作成了电影录音剪辑，电台音乐编辑还特别制作了音乐专题《无产阶级革命激情的赞歌》，编辑不仅在选择、使用音乐素材上下功夫，而且对音乐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融解说于音乐之中，文字与音乐相得益彰。自此，北京电台音乐节目中又开始有自己制作的节目了。
国门打开，外语讲座走红
在"文革"仍在继续的混乱日子里，最使周总理感到欣慰的，是中国的对外关系打开了新局面：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大以压倒多数的表决结果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签署《中美联合公报》；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这三件在一年间相继发生的大事，对国际关系新格局的形成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根据毛泽东主席1972年6月关于"外语学习要搞好"的指示精神和广大干部群众渴望学习外语的需求，北京电台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于10月2日开办了《业余外语广播讲座——英语初级班》节目。这个节目逐渐发展成为北京电台最有影响的节目之一，成千上万的听众在这所"没有围墙的大学"里自学成才。
这个讲座的开播，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世界四大通讯社——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及法新社都播发了消息，有消息说"一个漂亮的男声和一个漂亮的女声开始播出英语讲座"。
《英语初级班》开播时，60万册教材在新华书店被抢购一空，连续加印三次才满足要求。就连收音机的销量都在猛增。有的听众反映"这是北京电台放了一颗卫星"。现任北京电台副总编辑亢亚志，曾做了20年的英语广播节目编辑，他回顾了那段难忘的岁月：
"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一直是我们办好《外语讲座》的指南。考虑到听众跟着广播学习外语，尤其是成年人理解能力强、但记忆力差的特点，在播讲和播出的方法上，采取的是''''就低不就高，照顾大多数，讲解要细致，注意多重复''''的教学原则。"
"在《外语讲座》教材的编写方面，除了请外语学院的老师、外籍专家编写，我们这些外语编辑还自己动手编写了《幼儿英语》《儿童英语入门》，以及为了配合讲座的播出所编辑的辅导手册等。我们不但和国内很多权威、教授、老师是朋友，而且和很多的外籍专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英籍专家苏珊·克劳夫特即使发烧也不漏掉一次课。她说：''''亢，我愿意与你们合作，我不在乎给钱多少，就是不给钱我也愿意。''''"
据统计，仅北京，当时收听外语广播讲座的听众就有近120万人。
周总理对北京电台的外语广播讲座一直很关心，邓颖超也鼓励身边的工作人员收听外语讲座。
自《英语讲座》开办后，北京电台又陆续开办了日语、法语和俄语讲座。随着"文革"的结束，大批青年走上自学成才之路，北京电台的教学节目也相继恢复。先后有《文章选讲》《语文基础知识》《历史知识》《心理学》《教育学》等，并与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和北京市教育学院合作《电大部分专业课程》等。
北京电台还在文艺节目中开办了《怎样欣赏音乐》《学唱歌曲》节目等，请优秀的歌唱演员和合唱团教大家识谱唱歌。许多优秀歌曲就是通过广播教唱，得以广泛而及时地流传。
冰河解冻，《每周一歌》迈出第一步
1976年，是一个让中国人永远难忘的一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伟人相继去世，唐山大地震24万人罹难，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了十年内乱。
冰河已经解冻，广播节目也迈出了探索性的步伐，在春意的河流中向前奔涌——带起朵朵浪花。《每周一歌》就是其中的一朵。
《每周一歌》经过十年浩劫停办后，于1978年初恢复。当时制作播出了《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妈妈教我一支歌》《祝酒歌》《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驼铃》《再见吧妈妈》等一大批深受听众喜爱的歌曲。一首首充满时代气息的新歌通过《每周一歌》这个窗口流传到千家万户，广受好评。值得一提的是，《妈妈教我一支歌》这首曲调优美的主旋律歌曲的歌谱是被编辑封均平第一个拿到的，并把它录制成歌曲，首次在北京电台播出，由此开始传遍祖国的大江南北。
在众多的文艺节目中，广播剧的制作最能体现一个电台制作文艺节目的能力和水平。作为年轻的广播节目形式，它利用电台传播声音的有利条件，运用戏剧技巧塑造人物、展现剧情、揭示主题。70年代末开始，通过发挥广播特长，北京电台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广播剧。如生动活泼、新颖有趣的科幻广播剧《不寻常的婚礼》。
广播剧《不寻常的婚礼》通过一个有趣的故事，通俗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基本观点，在北京电台和中央电台反复播出，深受听众喜爱。
开放了，播音员腔调改了
1978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科学大会。会议期间，邓小平同志发表了划时代的重要讲话，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
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历史开始了新的一页。
此后，冰河完全解冻，北京电台的节目摆脱了"文革"造成的荒芜，开始在改革开放的清新河流中汇集、奔流，节目的形式和内容都得到了解放。文学欣赏、外国古典音乐和轻音乐、广播剧、电影录音剪辑、话剧录音剪辑、戏曲选段、相声与轻音乐、每周一歌等节目相继恢复和开播。那时的广播具有温馨、雅致、淡定、从容的气质。
《小说连播》节目仍然是听众的最爱之一。自70年代末恢复以来，先后选播了《红岩》《青春之歌》《林海雪原》《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发扬革命传统、振奋民族精神、激发人们斗志的优秀作品，深受听众欢迎。
每天中午，人们总是边吃饭边守在收音机旁，准时收听《小说连播》节目。每天只有半个小时，听过后总觉得不过瘾。如果中午没能赶上收听，那晚上就一定要听重播。
著名文学大师老舍先生的代表作《骆驼祥子》一直感染着广大读者。它情节波澜起伏，人物描写生动传神，语言性格化、口语化和哲理化。为了与听众共享这部名著，当年的文艺编辑赵春甫专门请来北京人艺的表演艺术家董行佶演播。董行佶嗓音醇厚，言之有意，意中又有人物。遗憾的是他过早地离开了热爱他的听众和观众，小说《骆驼祥子》就是他生前留给听众的最后一部作品。
1979年底，由著名播音员齐越播讲的长篇回忆录《在彭总身边》由北京电台播出了，半个月内就收到听众来信250多封。当时担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看了北京电台播出长篇回忆录《在彭总身边》情况的报告后批示："这篇回忆录我看过，确实写得很动人，中央台也可以考虑再播一次。"这部作品的播出倾注了齐越的全部感情，也是齐越生前的最后一部绝唱。
那时，北京电台活跃着一批优秀的演播家，有周正、曹灿、关山、袁阔成、金乃千、冯明义、刘兰芳、瞿弦和、张筠英等。许多作品经过他们声情并茂的创作，对人们的思想感情产生了强烈的震撼。有听众说：他们的播讲每每让我们感动得热泪盈眶。
听广播里的电影录音剪辑也是让听众记忆深刻、念念不忘的一件事，尤其是外国片的录音剪辑。《追捕》《望乡》《列宁在1918》《乡村女教师》《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佐罗》这些外国电影，1978年后陆续在国内上映。文艺编辑通过合理运用解说词，在有限的时间，最忠实地在广播中再现了原著的风貌，让没能一睹影片和未能完全理解影片的观众在广播中听电影。
"文革"中高亢的"革命"旋律还响在耳边的中国人直观地看到了国门之外的生活、观念、场景和异国艺术工作者的才思，顿时打开了闭塞得太久的国人的眼界。配音艺术家的配音也让人着迷。他们的声音给那个年代刚刚走出情感荒漠的人们带来的新鲜审美体验和冲击是难以言表的。开放，也让北京电台的播音员走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喊不革命的极"左"年代，改变了播音高调门儿、平淡空洞的播音基调。
过去，每天清晨一迈进真武庙二条的粉楼，就能听到女高音、男高音们吊嗓子的声音，改革开放后依然能听到他们漂亮的声音回荡在清晨的粉楼中。然而，透过广播，能够感受到他们的身段放下了，平和了，亲切了，自然了。从此，播音员把自己置身于听众之中，置身于实际生活当中，在由"同志们"到无称谓，再到"各位听众"，再到"听众朋友"的过渡中完成了漂亮的转身。伴随着播音员动听、亲切的声音，广播节目真正走进了百花齐放的春天，走进了新的时代。
1979年记者杨中力（右一）等在门头沟龙门涧录制科普节目《记忆玻璃》
《曾经的声音》第四章 岁月如此豪迈（1980—1989）
问题报道播出，街头热议赡养老人
一个小黑点反映了一大片光明面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中国人民解放思想、放下包袱，迈着轻快的脚步，投入到祖国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当中。
回望80年代的北京广播，可以用两个词来形容：欣欣向荣、百花齐放。1983年，第11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召开，提出改进广播电视以改进新闻节目为突破口。对于把"新闻立台"作为办台宗旨的北京电台来说，《北京新闻》节目责无旁贷地站在了改革的最前沿。《北京新闻》在改革中关注民生、扩大了报道面，普通市民成了《北京新闻》的主角。多年来很少触及的社会新闻，播出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1983年11月28日，一位名叫赵松伶的85岁老人一下子家喻户晓，成了被无数北京人牵挂的人。
1983年11月28日至12月2日，连续5天《北京新闻》共播出了14篇有关赡养高龄老人赵松伶的报道，采用广播特有的消息、录音新闻、广播评论、连续报道等形式，多侧面、多角度地关注老年人问题，无论是节目内容还是节目形式在当时的广播界都具有开先河的意义。该节目记者任宝山说："稿件在第一天播出后出现的一幕幕感人肺腑的场面，使我们感到，我们虽然揭露的是一个小黑点，但是它迅速反映了现实生活中一大片光明面。"
在北京电台的改革中，其它节目也紧随《北京新闻》的步伐，以全新的面貌展现在听众面前。1984年10月24日《听众之声》节目开播。这个节目以"反映群众呼声和要求、切实为群众排忧解难"作为宗旨，开播后影响很大。编辑部平均每天收到来信约60封，反映的问题涉及党风、社会风气和法律、道德、治安等方方面面。编辑、记者对每一封来信都认真阅读、登记，及时给予回复，同时还要接待大量的来访，在深入细致的调查采访后再将听众反映的问题制作成节目播出。
在北京电台80年代的广播节目中，要说与听众走得最近的莫过于《生活顾问》了。《生活顾问》节目每天只有5分钟，内容却涉及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听众需要什么，节目就播什么，从怎么挑西瓜到如何存贮大白菜，从怎样安装节能炉到如何栽花种树，应有尽有，以至于有的听众对《生活顾问》产生了严重的依赖感。一位听众来信说他年逾古稀的老父亲无论干什么，都要先听听《生活顾问》。
《生活顾问》节目的主持人有张玉兆、成音、李雅玉，他们三人当时可是家喻户晓的大明星。
听众尽情享受戏曲、录音剪辑
80年代，曾被冰封的古今中外文化艺术竞相开放，对于刚刚从"十年内乱"的文化荒漠中走出的中国人来说，那是一个享受文化艺术的时代。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200多个地方剧种恢复了演出，戏曲舞台上好戏连连。为了振兴民族艺术，丰富广播内容，戏曲编辑王瑞年和任致安走向社会，与各界合作举办了各种形式的演出。他们首先以京剧为突破口，发展到评剧、曲艺、地方戏等，从行当到流派，从专业到业余，从北京到外地，从国内演员到邀请境外票友参加，直到把京胡从幕后请到前台。京剧高派传人、表演艺术家李和增在这次演出后因病不能再上舞台，他演出的《哭秦庭》成为绝唱。
这些戏曲专场演出在广播中播出，使戏迷们大饱耳福，过足了戏瘾。
文艺部副主任李曼宜离休后，收集了大量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的文字和音响资料，编辑成《京剧三国戏欣赏》节目。在这套长达50集的节目中，她娓娓道来，以《三国演义》故事为顺序，系统介绍了三国戏的选段、选场与唱段，并对演员的流派、唱腔做了详细介绍。节目播出后，深受京剧爱好者的赞赏。
在北京电台的资料库里，有大量的在80年代制作播出的话剧和电影录音剪辑节目：话剧《红白喜事》《天下第一楼》《北京人》《绝对信号》《威尼斯商人》《少年周恩来》等；电影《牧马人》《开国大典》《高山下的花环》《黄土地》《末代皇帝》《克莱默夫妇》等。由此可以想见当时话剧演出多么火爆、电影院多么拥挤，而专门制作话剧和电影录音剪辑的编辑又是多么忙碌。
琼瑶小说因广播而一炮走红
80年代初，北京电台成立了广播剧组，拥有了专门的广播剧编剧、导演和编辑。朱安琪就是一位专职广播剧导演，她导演的广播剧《大海情》《亲事》《李尔王》《爱的奇迹》《没有歌声的春天》等多次在全国和北京市获奖。
1986年，台湾女作家琼瑶的小说在内地变成铅字，一时洛阳纸贵，火爆得令人难以想象。但在1985年，大多数中国人还没有听说过"琼瑶"这个名字。那一年，北京电台将琼瑶的长篇小说《烟雨蒙蒙》制作成广播节目在《小说连播》中播出，听众被小说中跌宕起伏的情节吸引，人们开始记住了琼瑶，记住了小说的主人公依萍，记住了朗诵者牟云，也记住了节目的编辑赵春甫。
80年代初，北京电台有一档音乐节目《请您录音》。那时许多听众都是从这个节目中了解并录下了大量当时在市场上很少见到的外国音乐作品。
而另一档《外国标题交响音乐欣赏连续广播节目》则系统介绍外国著名作曲家的生平、作品艺术特点，并且用诗一样的语言将音乐所描述的画卷打开，使听众有了更多音乐以外的收获。
北京台播出的文艺节目，除了邀请专业演员录制以外，大部分节目都是由本台自己的播音员录制的。他们在广播剧中饰演不同的角色，在话剧和电影录音剪辑节目中承担解说，在文学节目中朗读诗歌散文。
播音员冉丽、罗颖当时都很年轻，谈起演播文艺作品，始终认为这段经历对播音员来说是难得的锻炼。
《曾经的声音》第五章 岁月如此昂扬（1990—1999）
经济台开播，广播改革呈现井喷
新形态引得广播再热京城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提出到本世纪末实现小康的目标。乘着改革春风，北京广播以前所未有的开创精神，掀开了一个全新篇章。
1990年8月6日清晨，京城上空响起了AM1026这个呼号，北京经济台开始试播。一时间，京城广播令人耳目一新。
大板块直播、主持人主持、听众热线电话参与，形式上的创新给广播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舞台。1990年亚运会赛况、1991年海湾战争战况，都从经济台以最快的速度随时插播。广播迅速升温，"广播热京城"成为媒体热议的话题。
改革步伐稳步前进。1992年6月3日，北京经济台在早间时段搭建起一条政府与百姓沟通的连心桥，开设了《星期三热线办公》节目。
经济台的成功开播，标志着北京电台广播改革的起步。"以新闻为中心，以建立专业化系列台为龙头"的改革方案随之确立。北京新闻台于1993年3月1日开播。"树立大新闻观念，满足受众多方面信息需求"成为新闻台的追求。开播第一天，在早晨黄金时段，一档名为《时事追踪》的节目吸引了众多市民。1996年新年伊始，一个长达1小时的晚间板块《新闻1996》又开了新闻节目快时效性、大信息量、直播说新闻的先河。
首都听众在1993年3月1日还惊喜地听到了另一个全新呼号——北京音乐台。这是京城第一家24小时播音的音乐电台。从此，零点的时空不再静寂。97.4，这个频率数字一下被京城热爱音乐的听众熟记。工夫乐队把这个数字变成了歌曲，歌曲名就叫《FM974》。总是深夜在话筒前与听众交流的《零点乐话》主持人伍洲彤，夜班一上就是十多年。
系列台纷纷成立，电波缤纷绚丽
上世纪90年代，对于京城广播来说是从开始转型到不断进取的年代，北京电台系列台纷纷成立，电波如七彩虹霓在京城空中呈现出缤纷绚丽的色彩。
1993年12月18日晨，北京交通台的呼号第一次响起。从交通台开播第一天的节目中，听众感受到了一种朝气。一群几乎从来没有接触过广播的年轻人走过了最初的艰难，北京交通台立足专业服务，在交通领域不断探索，文章越做越深。《路况信息》就是一个创新。无论你开车走在什么路段，只要打开收音机，交通台就能及时告诉你道路交通情况。
交通台设置了温馨、体贴、为广大开车人带来快乐的《伴您回家》节目，安排在傍晚播出。1999年的一天，京城被大雾所笼罩，傍晚5点钟，主持人李秀磊关切的声音准时出现。这个节目后来发展成为名牌栏目《一路畅通》。
1994年4月1日，北京文艺台开播。《空中笑林》节目就是一档让听众津津乐道的品牌节目。主持人万海、张宏大胆创造了快板书式的主持形式。在这个频率中，小说、评书、曲艺、戏剧、广播剧、电影录音剪辑等应有尽有，而且几乎全部是名角出场。
1994年12月1日，北京教育台开播，《空中课堂》以全新的面貌出现。教育台把生命科学教育搬到直播间，在深夜设置《生命·生育·生活》节目，就是后来的《今夜私语时》，可以说是个大胆的举动。
1993年9月30日，北京儿童台又在97.4兆赫副信道开播。
没有模式可搬，没有范例可循，只有科学的态度和大胆的探索——北京广播在明媚的春天里耕耘，又在金色的秋天里收获！
用话筒记录改革开放步伐
上世纪90年代，中国发生了一系列大事。北京电台记者的脚步延展到各处，为听众带来最新最快的信息，使北京人民与全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1997年2月24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遗体被送往八宝山火化。无数群众从四面八方赶来送小平同志。北京电台记者的报道《小平走好》动人心魄。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中国人的百年企盼成为现实。北京电台记者与成千上万北京市民一起来到天安门广场，用话筒记录了那个万众欢腾、激动人心的时刻。
1998年，百年罕见的特大洪水在我国许多地方造成巨大灾害。北京电台派出十几位记者，及时把各地抗洪抢险的消息告诉北京人。音乐专题节目《初秋日记》再现了那惊心动魄的场面。
199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隆重的庆典及阅兵仪式在北京电台记者的话筒中展现。
1999年12月20日，全国人民喜迎澳门回归。回归前三天，记者文立军采访了《七子之歌》作者闻一多先生的儿子闻立雕。
改革中的北京电台在关注国之大计的同时，更加贴近百姓，关注民生。住房、环境、民主建设、文化生活、公益事业……与百姓有关的事都成为电台记者报道的重点。
1993年，北京市第一批康居住宅交付使用，标志着北京市住房制度改革的良好开端。在破旧的平房中居住了几十年的普通百姓，高兴地从市领导手中接过新居的钥匙。记者范晓茜采制的报道《打开康居之门》再现了这一场面。
1999年，普通市民第一次可以报名旁听市人大常委会的会议，了解许多法令、政策的讨论、决策过程。记者李彦平随第一批旁听的市民走进了市人大常委会的会议室。
北京电台在改革伊始就率先关注弱势群体，积极参与社会公益。1994年，北京交通台的33名成员每人捐出300元资助了河北省武邑县的33名失学少年。这些孩子被亲切地称为"927的孩子"。
北京电台利用改革后大板块直播的优势，在1992年春节第一次进行了由主持人主持的春节直播晚会《1026连万家》，给千千万万的听众带来新春的喜悦。晚会从除夕晚8点一直延续到初一凌晨2点。当时电话还不普及，手机更是稀有，然而，记者赶到西客站，利用有限的通信条件发回了春节加班的工人们的新春祝福。热情的听众还憧憬了小康的生活。
《曾经的声音》第六章 岁月如此辉煌（2000—2009）
新世纪钟声敲响北京广播的辉煌
延续7年的奥运记忆
在风景秀丽的玉渊潭公园的南侧，有一座为迎接21世纪新千年而特意兴建的纪念性建筑。入口处伫立着一块重30多吨的汉白玉题字碑，上面镌刻着江泽民同志手书的"中华世纪坛"五个大字。
在中华世纪坛圣火台上，一簇寓意着中华民族文明创造永不停息的"中华圣火"长明不熄，向人们讲述着2000年1月1日零时，狂欢的人们是如何迎接21世纪新千年到来的。
2001年7月13日，同样是在中华世纪坛，人们的热情又一次被点燃了，歌声、欢呼声响彻了世纪坛晴朗的上空，这次是为了北京终于获得了第29届奥运会的主办权。
当时北京电台在莫斯科采访的记者姚刚，对于7年前的那段经历，仍然记忆犹新。
从2001年到2008年，这七年，对于所有参与北京奥运的人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七年。为了迎接奥运会的到来，每个人的生活都跟随着奥运的脚步而有意或无意地改变着。七年来，编辑记者把目光放在北京的每一处变化上，用手中的话筒呈现每一个北京人对奥运的企盼之情。从奥运倒计时100天开始，广播给大家讲述了100个人引发的100个感人的故事。
《咱们这七年》中100个人的精彩故事，不仅会成为他们人生中永恒的记忆，同时也见证了北京筹办奥运会期间一个伟大城市的快速前行。有一个童话故事，就发生在作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主体育场的那座著名的建筑物——鸟巢里。在鸟巢主席台的房檐上，曾经有过一只和鸟巢非常相似的小鸟巢，它是由一对喜鹊搭建的。当人们把它从鸟巢穹顶卸下后，在整个搬运过程中居然没有任何部件脱落，简直就是一个鸟的装置艺术品。
最早看见两只喜鹊搭建小鸟巢的是几位工地工人。他们说："我们亲眼看到这个鸟窝从搭建到孵出小鸟飞出，我们非常佩服鸟类的创造力。"其实，我们更要佩服的是钢铁架构的鸟巢建设者的聪明与智慧。2006年9月17日，卸去了钢铁支架的鸟巢终于站起来了。
2008年3月24日，奥运圣火在希腊点燃，北京电台派出7名记者担负奥运圣火采集和火炬传递境外报道任务。这次出征雅典的记者创造了北京电台历史上的多项第一：第一次组成境外联合报道组、第一次实现境外大型现场直播和音视频共作，实现了广播媒体与新媒体的对接。听北京电台的《与祥云一起飞翔》和《祥云飞过我的家》成为听众了解圣火传递情况的首选。
2008年夏天，在令人难忘的奥运会期间，北京电台体育广播推出了大型特别节目——"全景奥运，直播北京"。它24小时昼夜直播，它全程转播赛场赛事，它派出记者随时现场报道，它邀请专业嘉宾现场精彩点评，它让你感受奥运带来的无限魅力。
其实不仅仅是体育广播。据统计，奥运会期间，北京电台9名奥运会注册记者、10名持证非注册记者和100多名采访非赛事报道的记者奋战在奥运报道第一线，全台8个专业广播全程转播奥运会开、闭幕式实况。在奥运报道中突出了主办城市的地方特色，立足体育赛事报道核心，全力扩展报道外延，发挥广播和多媒体优势，全景呈现奥运盛况。音乐广播作为奥运征歌的承办单位，更是在第一时间拿到并首播了北京奥运会主题歌《我和你》。
奥运会、残奥会的成功举办，给了中国一次尽情向世界展示的机会，而对奥运会、残奥会的全程关注和全方位、多层次的报道也让北京电台又有了一次精彩的亮相。
灾难面前，北京广播人挺身而出
北京的春天阳光明媚、气候宜人，可2003年的三、四月间，春风却给北京城带来了阴云和恐慌。传染性极强的"非典"让人的生命变得十分脆弱。
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对生命的守护有时也需要付出生命才能实现，然而，生命总是在挫折和磨难中变得更加茁壮，意志总是在残酷和无情中变得更加坚强。作为北京电台专门报道卫生系统的记者白玉，在回忆起那一段惊心动魄的日子时，特别谈到了她对生命的理解。
2001年，交通广播的《的士空间》栏目收到了一封信，写信的是一位38岁的出租车司机董成宇师傅，他说他在工作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被发现患上了原发性肝癌。但是，信中通篇不见悲苦之情，反而充满了感激之意，因为公司的领导没有嫌弃他、放弃他，而是在公司本不景气的情况下，坚持为他缴纳医疗费，还动员公司员工每人为他写一封慰问信，每个周六为他的病榻前送上一束鲜花。
我们的广播人为董师傅与命运顽强抗争的精神所感动，也为董师傅所在公司领导的亲情所打动，于是，每个周六的中午，特别报道《真心陪你走一程》也通过电波向病床上的董师傅转达同事的问候，传递亲友的祝福。
不幸的是，人们的关爱和祝福并没有挽留住董师傅的生命。但值得欣慰的是，董师傅是在充满爱的氛围中离去的。多年后，节目的策划和记者王世玲提起这件事来，依然是感叹不已。
2001年11月7日晚，北京保利大厦，第四届北京国际音乐节演出现场突然出现了令人惊愕的一幕：日本指挥家大贺典雄在指挥东京爱乐乐团演奏柴科夫斯基的《第五交响曲》时，突然晕倒，银色的指挥棒从他的手中滑落。音乐广播主持人刘菁当时正在现场录音，她无意中录下了事情的整个过程。
不过，好像真是命运的安排，参加大贺典雄抢救工作的中日友好医院与死神拼抢时间，通过28天的治疗，不但挽救了大贺典雄的生命，而且没有造成任何不可逆的器官功能损害，提高了他今后生命的质量，这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一个生命的奇迹。
2008年，注定会在中国的历史打上一个深深的烙印。当我们以全力备战奥运时，一场灾难却先一步向生命挑衅：汶川大地震像一块突如其来的黑云，压在每个人柔软的心上，数以万计的生命一瞬间突然消失，把所有的人带向了悲伤与疼痛。
地震发生后，北京电台所有直播节目都在密切关注来自地震灾区的最新报道，记者的连线采访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节目中接入。多位记者迅速到达北川、映秀、都江堰等地，发回了大量的现场报道，使听众在最短的时间里了解地震造成的损失，分担地震给灾区人民带来的伤痛。记者芳华曾在地震发生四天后，就跟随武警部队深入到重灾区北川县和映秀镇，发回了几十条现场报道。
地震后，北京电台对灾区的关注从来没有停止过。9月1日，地震后的第一个新学年，城市服务管理广播推出了"心手相连，重建家园"——北京对口援建四川什邡系列特别节目。直播中连线了什邡市方亭小学校长，让北京的听众与方亭小学5000名学生一起体验了地震灾区特殊的开学典礼，共同为灾区学生祝福。
哪里有新闻，哪里就有广播记者的身影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广播也在大踏步地前进。北京电台已经不仅把目光只锁定在北京，而是把触角伸向了天南海北、长城内外，哪里有新闻发生，哪里就有北京电台记者的身影。并且，北京电台已经不仅作为新闻事件的报道者，而且积极参与社会公益行动，成为一些公益活动的发起和参与者。
2001年春，北京连续发生了15次沙尘暴天气。北京电台赵瑞华、肖朝阳两名记者受命深入内蒙古地区，到了入侵北京的风沙源头之一 ——多伦。他们发现那里的沙化进展明显加快，出现了沙进人退的现象。为改善北京及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北京电台、北京绿化基金会和多伦县政府于2001年6月联合开展了"治多伦一亩沙地，还北京一片蓝天——捐35元钱，献一颗爱心"的大型环保公益活动。
多伦，这个位于内蒙古浑善达克沙地南缘的小县城，如果不是因为沙尘暴，恐怕北京人不会知道它的名字。多伦治沙工程实施7年来，首都社会各界有上百个公司、企业，上千个机关、团体、学校，数万个家庭和个人捐款，总额有650多万元，表达了首都人民"真情系草原，防沙护北京"的心愿和期盼。昔日的漫漫黄沙，如今已变成绿洲，多伦人民切身感受着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到了夏季，那里会成为许多游客消暑纳凉的好地方。肖朝阳，这位7年前深入多伦沙地的记者告诉人们，现在的多伦有多么美。
其实，在北京电台众多的公益活动中，还有一个举动不得不提。2000年底到2001年初，当一场大雪突然伴着沙尘暴降临草原时，当暴风雪使众多中小学生难以重返校园正常学习、受灾地区急需筹集资金重建或修缮校舍时，北京电台义无反顾地伸出了援助之手，与其它媒体一起发起和参与了"为了草原的明天——救助草原失学儿童紧急行动"这一大型公益活动。
2007年10月24日，当我国首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时，记者曹力就在发射场附近，他近距离地目睹了火箭被点燃的那一刻，亲身感受到了脚下大地的震动。
2007年，为庆祝建军80周年，北京交通广播与解放军报社进行了"走进军营西沙纪行"的联合实地采访报道活动。电台记者和主持人走进西沙的军营，倾听战士的心里话，感受官兵们艰苦的生活，体味守岛者的孤独和寂寞，与祖国最南端的战士们进行跨越时空的交流。
记者用话筒忠实记录时代变化
新世纪给北京人的生活带来了新变化，这变化体现在百姓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北京电台的编辑记者也用话筒忠实地记录了这一切。
2002年，对于居住在南城金鱼池地区的人们来说真是一个好年景：市政府拆除了30多年的简易楼，建成了一座现代化的都市生态小区，首批居民回迁金鱼池。记者陆健当年用话筒真实记录了居民们回迁新居时的喜悦。
其实，不仅是金鱼池小区的居民住上了新房子，北京城的许多百姓也告别了居住了几辈人的低矮平房，住上了漂亮、宽敞的新楼房。
进入新世纪的北京人除了关心自己的居住环境之外，也更加关注地球资源的节约利用。东桑园村，这个位于延庆县的小村庄就因使用新能源而远近闻名。2006年，记者曹力慕名前往采访，亲身体验了一把什么是"新能源"。两年后的今天，当问到曹力是否还记得这个村时，他的表情是：那还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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