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曰第二十》上讲：“谨权量，审法度，脩废官，四方之政行焉”。
这里面讲到一个政的问题，我们知道政有内有外。政的内是什么呢，政者正也。就是从事政治的人要把政治搞好，最重要，最核心的因素是心正，这是根本。但是这个心正是内，这个内必须形于外，这个外就是行政。所以经里说“政以行之”，就是治理教化民众这个事情的推行，要运行起来怎么办？行政就要落到制度层面，必须要有个制度，没有制度是行不开的。所以从治道这个角度讲，单有内不行，单有外也不行，必须内和外配合起来才行。
这里讲的：“谨权量，审法度，脩废官”，主要是偏于行政角度来讲的，讲这个外。
我们说内是本，外是末，并不是说这个末就不好，或者没有用，不是的。就像我们种这个树，有树根，有花朵，有果实，你说花朵果实是末，它就不好吗？我们种树恰恰是很大的目的落在这个末上，关键并不是说末不好，也不是不要末，而是这个末怎么让它好，你要追到那个根本上去用功，这叫根深才能叶茂，也就是在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这个本末和终始的关系不能乱。
所以一个人的修持也是如此，比如内外兼修，单有内、偏于内，偏于心，那么不能落到实处，它就虚了，飘了，落到顽空里面去了不行。单是有外，有末，没有本，那么我们就会被这个末累死，会失去根本，也不行。
所以我们这个文化在它整个流传的过程当中，慢慢失教以后就走向两端了。有一部分就进入宗教，进入宗教容易偏于内；有一部分就偏于世俗，偏于世俗，容易落到外，两边都是偏。
所以我们中国这个大道一脉，圣圣相传的就是讲中道的，就是要“内外兼修，本末并进”的，这个叫做大道，中庸之道，圣人所讲的就是这个道。但是我们感觉难，难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人总是不同程度的偏，有些人偏于内，有些人偏于外，有些人偏于本，有些人偏于末。
所以诸子百家是怎么形成的？诸子百家就是因为他们偏离了圣人的中正之道，所以形成了各家学说。像老子就偏于天，荀子就偏于人。那么他们偏得还很小很小，一点点。到后来就越偏越大，有些家，像法家就偏得更厉害了。太实了就偏于实，太虚了就偏于虚。
所以这个道就是一个“中正”，所以解决人生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不断地往“中”上走，从“小中”一直走到“大中”。到“大中”的时候就是我们人的这个心，已经和整个天地之心完全相和了，这个就叫得大道了。所谓圣人只不过就是他这个心和天地之心，和万事万物之心全合上了。所以圣人他寿同天地，天地不尽，他的寿不尽，这就是从他的心完全合上道的角度来讲的。
我们修身如此，治国也是如此，这两边是不能偏的。偏了以后会产生什么呢？比如西方的这种政治它就偏于行政，我们现在谈叫法制，法制就是偏于行政了，以制度说话，人降到一个很次要的位置，这个制度是至高无上的，我们谁都要符合这个制度才行。这种做法就是从行政这个角度讲，他是非常有效率的，大家都奉行这个制度，行动很整齐划一，这是它的长处。可是这个制度是为什么制定的？它的目的何在呢?是不是还是为了这个人？可是你在执行这个制度的时候你不顾这个人情，你这个制度他能稳固吗？它还是不行的，所以完全用法制是走不通的。
所以这个里面还有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讲人治嘛，人治就是充分考虑人情的一种因素，因为人是活的，制度是死的，物是死的。因此呢我们人呢，要把一件事情做好，它不外于人情物理两方面。制度解决物理的一面，人事是解决人情一方面。我们现在有不少人可能对我们政治有些不满，讲中国人没有人权，都是人治，觉得西方高明，我们有一批人是这么想的。但人治恰恰是中国文化的长处，因为它考虑到人在万事万物当中的一种主导的地位：“天、地、人”，人是的天地之心的。也就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很强，所谓叫“人定胜天”，这个“人定胜天”就是我们的心非常定跟和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人和自然的力量是相等的。也就是说我们不会被动的受制于自然，从这个意义它是胜天的，也就是在万物当中人是最有灵性的，人能够得道，悟道，就是我们这颗心它是得天地之中气。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去得道，去成圣的啊，这种潜在的可能性而言如此。但从实际来说也并不是人人都能成圣，因为这个事情很难。
那么这里面并不是说法制错误，也不是说人治错误，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在就是偏了。西方他太强调法治，不强调人治，那么它在处理人的关系上面，好多因为我们人要被动的去受制于法的时候，有时心情就是不畅。还有，有时事情是在变化的法制是死的，那么你非要人在完全不同条件下迁就这个法的时候，有时候这个法就害人了，它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在军事上过去有句话叫“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因为你是在外面打仗，对于具体的战争情况，它的地理位置，他的人物情况，你可能比那个遥远的国君要了解得多，他那个命令如果不符合实际情况那不毁了吗？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将领就有主动的做决定的权利在，这就考虑到人情，这就跟人治有关。
所以圣人之道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修身也好，齐家也好，治国也好，必须把情与理两个问题解决了，就要找到一种平衡才行。这个情与理的平衡，反映出来是爱与敬的平衡。
这个敬的一面就是我们心得安静下来，静下来以后人就变得有理智了，有理智人能明白道理，做事情不冲动，这是敬。所以儒家这个“静存动察”，这个“静存”也叫做“持静”。就是时时刻刻处于一种静的状态，天地之理只有我们心静的时候才能明白，所以我们为什么不太喜欢读经典，拿起一张小报却看得津津有味，半天不愿意放。拿起经典看没几行就头疼，经典的理是很深很深的。我们心很浮躁的时候根本进不去，看了等于白看。所以人如果进不去这种深层的道理啊，我们经典也进不去，对圣人也生不出敬意，圣人他伟大伟大在什么地方我心里不知道，所以容易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但是单有静不行，人容易远离别人，所以他必须有动，动就是一种爱。这个爱就是亲合力，就是和万事万物还有一种一体的感觉，是靠爱来实现的，没有距离感。
所以从礼乐文化讲，静是理的一面，这个爱是属于乐的一面。那么人也是，人有静的一面，又有快乐的一面，这个叫幸福，很浮躁的时候，很痛苦的时候，没有幸福可言。
那么“四方之政”它怎样行得开？有几个很重要的地方，它只讲了“谨权量，审法度”。在“权量”和“法度”这两个地方要谨慎，不能乱来，要非常之细。
这个“权”，“权”是什么意思？“权”是秤锤，古人那个秤有没有见到过？有个秤锤，这个叫“权”。那个秤有锤，还有秤杆，秤杆就叫“衡”。所以我们平时要权衡权衡，就是这个东西要称一称，它的轻重。
我们整个从行政角度，这个制度啊，对老百姓最需要的，我们日常交往当中往中特别需要的是哪些方面呢？这个《尚书》有一句话叫“同律度量衡”。这个“同”是统一的意思；这个“律”是下面“审法度”的“法”。先儒有不同的理解，有一种把它当成泛指法度，就是指一切的礼乐制度，从广义讲也讲得通。如果前面是“权”跟“量”，“量”是什么？“量”是斗斛，就是测量容器的器具，用斗与斛去量一个东西，比如稻米、谷子多少，这个叫“量”；“度”是寸啊尺啊，就是量这个长度的；“衡”就是那个权，它是表轻重的，像斤和两。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法”他跟“律”是相通的，这个“法度”就是“律度”。我们知道五声：“宫、商、角、徵、羽”，这个五声是从哪里来的？那他就从十二律来的，音律。律是声之本，“宫、商、角、徵、羽”叫五声，像黄钟大吕等等这些叫十二律。那么这个“宫、商、角、徵、羽”它是怎么定出来的？它是来源这个律。我们中国古代是一个农业社会，因此在这些度量衡方面它跟农业也有关系。礼乐文化这个乐方面律又是根本，所这个度量衡考察它的出点，它的根据，都跟这个律有关的。
据说黄帝叫伶伦制律，伶伦到竹林里面砍了两节竹管。这个竹管的长短不同，它的音高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音，确定的第一个音，就是一切音都是从它生发出来的那个音，我们叫它什么呢？黄钟，黄钟多长呢？这个管子是九寸，它的周围是多长呢？是九分，就这么一个管子，后来也有用铜管的。
二十四节气跟这个也有关，据说古人把这些不同长度的律管插在地上，有些记载也放在桌子上，然后在它的一头把芦苇烧成灰，非常轻的给它塞在里面的一端。那么黄钟什么起来呢？它是到冬至的时候，我们知道冬至的时候阴盛之极，然后开始阳出生了，这个时候地气含藏在地底下的的阳气。黄是土的颜色叫黄。钟者种也，就是这个阳气种在地的底下黄泉那个地方。阳出生的时候它的地气慢慢往上生发，所以为什么春天来了遍地就绿了，就是地底下的热气往上升腾了。这就是天地的生命力带动了万物的生长。
为什么这个黄钟它是十二律的根本，也是万物的根本。它是从这个地方来的，所以它的长度刚好是九寸，这个代表天统。古人制作律管长度它是用三分损益法，减去三分之一那就是六寸。六寸十二律里面叫林钟，所以这个林钟代表地统。律里面有天地了，有阴阳了。然后这个九跟六，九六相生形成了别的那个律。如果六寸要增三分之一那就变八寸了，这个八寸叫太簇，太簇代表人统。这个律里面天地人聚全了，三才都聚全了。其他十二律的管长都是带分数的，都不整啊，就这三个管是整的。
那么长度和这个律有关，周代啊尺跟寸呢，它跟人体有关，它是发于人体，比如手的这一节它是一尺，手指的中节一寸长。但是我们知道人有大小，他只是大致上的长度，它就没法准确。那么后来怎么定才能更准确些呢？我们古人就用一种粮食来确定，这个粮食五谷里面有一种叫黍。这个黍去皮以后北方叫黄米，那个黍有两种黍。一种是黏的一种是不黏的，其中黏的古人专门祭祀用来做酒，它叫巨黍，所谓巨黍它是黑的。还有一种不黏的它可以做饭，这种不黏的它也叫稷，所以我们的文化悠久有值得自豪的地方，但因为时间久了有一些概念到后来有一点模糊了，包括度量衡它的历代都有演变，所以我们现在要把这些东西把它讲清楚也不容易，都有不同的看法，所以这个文化在流传的过程当中他也在失落在变异。
那么这个律黄钟管长这个定，它是按黍粒，黍粒古人取它中等大小。它一棵纵长当一分，那么黄钟的长度是九十棵黍粒排起来叫九寸。一般从度讲十分一寸、十寸一尺、十尺一丈，这是五度的一个单位。所以这个个黍粒有关，因为它每一颗长得差不多，所以就比较标准了。
那么重量五权，这个重量也跟黍粒有关，跟律管有关，那个一管黍粒大约一千两百粒，它的重量古人叫他为铢。一管叫龠，一龠是十二铢，二十四铢就叫一两，十六两叫一斤，三十斤叫一钧，四钧叫一石，这个石我们后世读担字了，不在读石了，这个所谓重量单位。那么从容量来讲，刚才讲了一管叫一龠，有一种说法叫十龠叫一格，十格是一升，十升一斗，十斗一股，当然还有说法一龠一合。两龠一合。到宋代它十斗一股变成五斗一股，这些历代都不太统一。
刚才讲的五声是由律定的：宫、商、角、徵、羽，这些地方确定以后，人与人交往就方便了。我们想象一下假如说这个一个国家内，度量衡不统一的话，那简直就乱了套了，这个贸易活动没法进行。所以一个国家最要把度量衡要把它统一确定，这样人按照这个行事就不发生冲突。所以古人就为了定这个东西有特殊的官员还有个官职在那里，不能违背的，违背就出乱子。我们现在看商业活动里面，表面上还是比较统一的，但是一些不法商贩他会把里面调整一下使它不准。所以这一块在政治里面它都是当非常重要的地方来确立的，所以要“谨权量、审法度”，这个“审”是审定的意思，也是认真对待，要重视它不乱来。
“脩废官”，就是过去有官，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可能这个官没有了，或者这个官名誉上有，但这个官没有实际意义了，只是一个空的职。尤其在度量衡方面这个官到后代慢慢越来越欠缺了。所以凡是对行政特别重要的这些官没有的话一定要给它重新恢复。这几条如果都做到了，四方之政行焉，这个从天子的角度，天下也就是四方。只要这些大地方立好了，它自然就运行开来了，所以这整个是从制度层面来讲，所以制度不是可有可无，也不是随随便便，必须认真对待，否者政治是行不开的。我们现在社会要健全法制吗？从某种角度讲它就要在制度层面要强化它，这是没有错的。
但是仅仅如此是不够的，所以后面就将另外一方面：“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
如果上面是讲外，下面就是讲内的。上面如果是讲制度，下面就是讲人事的。讲人事从大的角度讲，有三个方面要注意。第一个就是“兴灭国”，我们知道从黄帝到尧啊、舜啊，然后到夏、商、周啊，等于是后面的取代前面的天下，前面的这个被取代的等于是被灭国了。好了对被推翻的那个国家，我们对他们这个后代，你采取什么态度？不是赶尽杀绝，这是中国文化他是讲仁爱么。这个东西他一定要分开，比如说夏桀、商纣那时，那个天子他德不配位了，他不能替天去治理了，他不能给百姓带来利益了，那么老天自然安排另外一个有德之人取代他。所以有汤武革命这是自然的，可是夏代、商代他的这些臣民，他们有什么罪？跟他们一样的罪吗？所以不能说把它推翻了，把他底下的人也赶紧杀绝了，这个不行的，这就违背了人道了不行。所以那这个商代把商纣推翻以后，他的儿子五更王分封的时候就是很好的领地分给他，至于他后来又叛乱了，那又的诛伐他。所以这个在过去啊我们的传统就是如此，所以要兴灭国。
“继绝世”啊，一个卿大夫他自己有可能会犯错误，犯错以后我们也许搁现在给他罢免了不让他继续做了。把它削为平民了，甚至有些把他杀了，如果把他杀了那么底下的人把他的后代也杀了，这个就不人道了。所以如果他底下没有后代，因为这个有后代很重要，我们说香火不能断，所以中国文化特别强调传宗接代的问题，就是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必须有后代来接续这个香火，否者都没有人祭嗣了，所以碰到这种情况也要给他立一个后代，接续它的香火，这是“继绝世”。
还有一个是“举逸民”，这个“逸民”那种散逸在朝野外的，比如说他是很有水平的，不管他的道德也好，他的能力也好，但是由于某种特殊的因素这些人没有得到重用。对这部分人要荐举他，让他到合适的位置上来帮助治理。有时候那是前朝留下来的，比如孔子赞叹的“殷有三仁”啊。那个比干第一个去谏被商纣王杀了，那么微子一看势头不对，再去谏也可能被杀，所以他就逃走。他逃走了孔子还是认为他和比干一样，是一个能人，他不是贪生怕死的，因为比干被杀，他知道商纣王是听不进去正面的道理的，你去等于白白的送死，何必呢？那就没有智慧了那叫愚忠。
所以中国古人对侍奉君主他也是有原则的，这条原则就是“以道侍君，不可则止”，就是你怎么去侍君呢？你不是仅仅为自己有口饭吃，为个人争名争利。你要以道辅助这个君主，只有你帮助君主走在道上，才对万民有好处，对万民有好处才对君主真正有好处。但是这个君主他也许不是一个圣人，他也会犯错误，可能君主犯的错误恰恰是臣下所不犯的，臣下刚好也许是他的长处呢，所以这个时候需要辅佐。这个辅佐是要以道去侍君，但是人家是在上位，你是在下位，“君为臣纲”，君为臣纲他的位置就在那个位置上，在那个位置上就并不能一切都听底下的，听听什么？一个明君必须听臣下有道理的，假如说底下的人说得没有道理你也去听，那人叫昏君，那也出大问题。所以底下的人他怎么能尽到自己的责任？当你听到君主所说的话，所做的事不符合道理的时候，你要去谏。至于你去谏的时候你的话怎么样让君主爱听，又能实现你的目的，这个是要水平的。所以这个做丞相是很难很难的，实在你看清楚了，实在不行了那你就走，就像孔子离开鲁国也是一样。你看人家对这个道不感兴趣，走，就走了。那么还有一个是箕子，这个箕子他倒没有跑，他就装疯了，装疯了，精神有问题的人不追究刑事责任，古代估计也是如此，所以他不用逃跑也能生存。后来到周代以后他贤人把他当囚犯那么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这样做的目得是得天下之民心。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注意到，就是作为我们刚才讲的人治，人治并不是坏事，人治时要懂人情而制，顺民心而治，才真正叫人治，并不是上面的人有贪欲了，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不管法律制度，那叫人治吗？那不叫治吗，不叫人治，叫人乱，这个要分清楚。
所以我们这个经典他之所以称为经典，他这个一切问题都能找到一个中，不偏的这个才叫经。所以我们人所有的问题都是出在偏上，阴阳偏了身体就生病，好恶偏了这个家就不能齐。这个父母偏向小儿子，厌恶大儿子，这个家肯定齐不了，他所有的政治你看那么复杂它的根本非常简单的，但是我们要做到这个根本。
下面讲“所重：民、食、丧、祭”。
所谓“所重”就是说你这个政治呢，他任何事情有个轻重缓慢，这个轻重缓慢如果不分，胡子眉毛一把抓，执行起来容易没有没有效果。所以这里作为一个君主，你这个政治重点必须落在下面四个地方：第一个重点落在民上，民是天下之本，如果没有民还有君吗？所以这个君是以民的生存作为自己的生存，假如这个民不喜欢了，你能舒服吗？现在我们当家长的很清楚，你有一大堆儿女，那一大堆儿女看到你都讨厌你，你当父母能当得高兴吗？不可能是吧。那么怎么样让老百姓拥护你，你的一切政策法令全部是为了民众的利益，说白了你出发点必须为百姓好，这一条就行了，所以做君主的要以百姓之心为心。
《大学》里面引用古书讲“如保赤子”吗，赤子就是（婴儿）刚生下来的时候，刚生下来他什么都不懂。他肚子饿了也不会说我肚子饿了，哪里疼了他也不会告诉你我哪里疼了，哪里痒了也说不出来，所以这个时候要靠父母啊。这个父母啊，《大学》里面有句话叫“未有学养而后嫁者”，一个女人不可能说像我们现在上岗先培训，我们开汽车还得先培训一下，合格了才能上路呢。但女人先培训带孩子，除了当保姆被动的啊，主动培训的好像没有。所以这样年轻妈妈嫁人了以后，生了孩子以后，她怎么带孩子毫无经验。最近我们一个朋友他爱人生孩子以后，她连洗澡都不敢，不知怎么办，没有经验，就怕把他弄坏了。但是我们普天下的人差不多这些女子作为妈妈，也有当得不成功的，但是绝大多数都把孩子带大了，可以说都成功了，她凭什么成功了？《大学》里面讲：“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也就是这个母亲她特别爱这个孩子，她就以孩子之心为自己之心，虽然孩子不会说话，但是因为她心里非常愿意关怀他，爱护她，所以孩子这个哭是什么原因，她往往猜得十不离九，不见得完全猜准了，但是差不多，为什么？因为她心诚。
所以这个君主也是一样，所以我们过去这个当君主叫父母官啊，你真的要像父母一样对待百姓。百姓需要什么？甚至（百姓）事先他还不知道需要什么，你预先就得想到。你要到了这孩子已经饿得不行了，哭得不行了，都说不出话来了，你再给他做饭就晚了。他没有饿你就要想到他什么时候要饿，这个时候给他你才能把他养好。那百姓也是他需要，但他可能往往有些人眼光比较短浅，他眼前需要什么，他长远需要什么，他是不知道的。可是你是君子，你是有智慧的，你应该看得更远。百姓需要这个，你近期要满足他，但是他远期更需要一个东西拿呢？他现在还不知道，你不预先做准备行吗？这个就是政治离不开养教之道。养教之道就是说孩子小的时候，你的第一个最大的重点放在养上面，因为她饿得在哭，你死劲给他讲做人的道理，让他不要哭，那不管用，一口奶就解决问题了，是吧？所以呢，这个时候的重点解决他生命延续问题，你不要把它冻死，你不要把它饿死，这是工作的重点。
治理民众也是如此啊，百姓首先“民以食为天”嘛。这个“重”第一个就体现在食上面，要吃饭。你是君子像朱自清宁愿饿死也不吃美国救济粮，你说能让天下所有的百姓都饿死去拥护你吗？做不到。所以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党的政策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讲是正确的，就是要解决百姓的温饱问题，这是第一个重要，这个重要就像刚才讲的孩子小的时候，你要让他有吃的，有穿的，这是第一位重要的事情。可是作为一个政治来说你这一点要做到都是极其不容易的，这个四海那么，大百姓那么多，要让人人免于饥寒啊！我们自古以来都很少，难见到真正的四海无饿殍的那种盛世啊，很难。可见单是在一个养字上面，你要把国家统治好都是很难很难的。
可是富了以后第一个目标实现以后，接着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教育问题。这个教育你要等到百姓都富了以后，他不知道该干什么，然后在那边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惹是生非了，你到那个时候在教啊就晚了。所以这个教育一定是在他还没有发作的时候，他以后就不会出大问题。就像一个孩子他在还没有逆反的时候，你去教育他，让他不逆反，不好办。可是他已经逆反了，你越教育他越逆反，那时候不好办。所以“禁于未发谓之豫”，这个在《大学·知法》里面，《礼记》里面那个《学记》里面，讲的禁与未发的问题。就是情欲还没有发做你就给他禁止了，这也就是儒家这个礼的重要。礼实际起到的作用也就是禁与未发的作用，现在第三者为什么那么多？就是他没有做到禁与未发嘛，容易产生这样的一种条件，我们不注意他，随随便便的交往，然后自己道德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欲的时候，人就犯错误了，犯了错误以后就有一种不好的惯性，带动他继续去犯错误，那这个时候回头多难啊，要克服多大的阻力呀。当然物极必反等到他痛苦得已经不行了，身心都到毁灭的边缘了，这个时候他可能幡然大悟。
那么从教育的角度讲我们就是：“禁止未发谓之豫”，就是这个“豫”医学上对健康上也要讲这个“预”，要预防、预防为主嘛。就是我们医疗什么时候把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都放在预防上，我们全国人民的健康就大有保障。我们不把时间、金钱、精力放在预防上，而是放在治疗上的话，那效果就会差得远了，所以都是一个道理。
所以现在就是当百姓富裕到一定地步的时候，这个时候教育一定要跟上，还要必须走在前面才行。因为怎么养得好他也离不开这个教育，所以从我们文化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教育可以说是文化的一个核心，也是做人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怎么去成圣成贤，这些经典的道理我们怎么明白，如果没有名师给我们一点一点的指引，把这些道理剖析，我们自己确实是不容易明白的，有时候是执迷不悟，有的时候我们已经为此丧生了，我们都悟不过来，就是缺乏这种教育，这是讲民以食为重。
下面讲的是丧祭的问题了。人固有一死，那这个死呢，你看一般动物死了就死了，根本就不太管它。可是我们作为人，在人死的时候，我们看《礼记》里面，可以发现大量的篇章就是讲丧礼，讲的最繁复了，我们现在简直有些看不下，哎呀太复杂了！为什么把一件容易一般人觉得没有意义了，他把它在我们这个文化里面弄得这么重视呢？这里面就有一种慎终，所谓慎终追远啊。我们这个人啊做任何一个事情都是有始有终的，所以《诗经》里面讲：“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一切事情都是有个开始，但是真正能坚持到最后的很少。所以所做一些事情善始不容易，善终更难。因此我们人要得一个善终的话，这个善终从哪里去求？我们考察真正的人能得一个善终，古人说“寿终正寝”，这样的比例并不高，尤其是在现在社会，不是在路上死，就是在医院死，就是很少真正的寿终正寝。那么这个“终”我们怎么去“慎”它？也只有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得有个意识，开始、中间、结果一以贯之，就是有一个慎终的意识。每一件事你都有一种慎终的意识，那你生命的最后他也可能是好的，完满的，我们活着的时候，做每一件事情都会后悔，又怎么期望他有好的结果。
还有一个东西我们人很容易把它看成是生命的结束，而我们这个生命，看得见这个有形的身体，它只是生命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他更实质更内在的生命呢，不会随着这个肉身的消亡，否者的话讲道德就没有意义了，一死百了了，讲什么道德，是吧。所以这种生命的延续，宗教里面有三世之说，但是我们一般人他不太容易相信看不见的东西，尤其在现在社会，真正相信三世之说的并不太多。但我们中国的传统他把三世因果放到现实层面里面，我们的祖辈就是我们的上代，前世。我们的下一代子孙，就是我们的来世。就是这种个体他的一种轮回，这种内在的衔接，我们把它转化成群体的时候，实际是一个理念。因为我们外面我们的生命是父母给的，父母是祖父母给的，这一个一个下来我们看得见摸得着，而且我们身体的形状，甚至某一部分性格、脾气等等，发现跟上代是有连带关系的，所以从这里面就可以看出生命的延续性，所以古人为什么这么重视后代，子女要让他有出息，子女没出息了，就是来世不好了，你没有希望了，是吧？这是看得见的一个东西。实际上两者是不矛盾的。
所以在丧这一块，我们的古文化这么重视，就是他们对生命的解读要比我们深刻得多。因为我们现在是越来越务实化了，越来越务实化了，我们的智慧越来越肤浅了，他看生命也只看到很表面的这一层，那么长远的到底是什么，他已经没有这种概念了，所以我们的丧跟祭啊比较不认真了。
还有一个祭的问题，那么人死了以后，古人把鬼的定义是什么？人死就叫鬼。所以祭祀时候就是祭祀鬼，所谓这个鬼就是我们祖宗的的神灵。所以《论语》里面有句话：“非其鬼而祭之，谄也”，就是不是你的祖宗你去祭嗣他就是讨好的表现。那么这个祭，我们父母、祖宗当他们走了以后，他只是走了，是他这个形体我们再见不着了，可是祖宗留下来的这种信息，我们科学现在叫信息，他这种精神仍然存在，因为他们的一些做人的品德等等，我们哪怕过了多少年都是会对我们产生影响的。我们能够思念他，说明他确实是有个东西存在的，并不是什么都没了。所以通过这种祭祀我们仍去怀念他，去崇敬他，使我们的心变得更加诚敬，在这过程当中，恰恰是来作为修身的一种特别好的一个方式。
我们知道人，人作为这个人因为有这个仁爱之心，所有的仁爱之心都出来了，人就成为一个全人了，也叫圣人了。我们一般人有时在某些特殊场合这个仁心能出得来。但是时刻刻都生活在仁心之中，那一般人根本做不到。颜回是孔子的大弟子啊，那也只是“其心三月不违仁”啊，有时它还要跑出。只有圣人是时时刻刻在仁爱里面的，这个人也就诚了。
所以我们人要解决自己人生的问题，实际上最关键的就是把我们心里的诚全部开发出来的时候，他也就解决了，所以这个叫什么？叫复性了。所谓复性就是恢复我们善良的本性，所以我们人活着到底为什么，这个意义何在？这个经典讲的很到位，很简单，就是我们每个人本身都具有这种善良的本性，有至善的本性，只不过我们在后天的生活当中，慢慢的伤害他了，这个性杂进个人的私欲了，流为情了，这个情不正，就流为欲了，然后这个欲给我们带来了痛苦，消耗我们的生命。所以人越痛苦说明这个欲越重，他离开善良的本性就越远。
那么我们人生的这些痛苦靠谁来解决。靠信上帝，靠信佛，单是表面的信仰能解决问题吗？不能解决。就是你信上帝，你信佛，如果你不只是把它当成一种信仰的力量，而是当成一种修持的力量的时候就对了。那么这种力量要落入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去，行这个道。所谓行这个道就是用孔子的话讲就是克己复礼嘛。克己这个己就是私欲。克制这私欲怎么克得来，这个复性这个路怎么走。在我们圣道里面很简单，就是一句话就是“静存动察”。静存就是我们在静的时候，没有事情的时候，心很安静的时候，我们的心不到处跑来跑去，把它止在至善之地，所以那也就是静存天理。那么动的时候，我们在交往当中，我们思想在动的时候干什么？这个叫动察嘛，你就要查找，要反省，我这个事情这样想法对不对，我这样做法对不对，如果不对要给他克制了。所以要静存天理再加上动克人欲，这个复性走的就快了。只不过就是我们学了这经典如果不得名师的指点，这个静存怎么个存法我们不知道，这个动察怎么察不知道。我们一辈子活的稀里糊涂就是应付这些日常的吃喝玩乐而已，这样生命就在流逝，我么想得到幸福他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这个生命他怎么给他扭转古来，在我们一生当中我们能够有幸的，不管什么机缘，能够对这个经典本身生起一种敬意，而且真正拿这些道理，指导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能够给我们带来快乐，行了，这个时候就开始上路了。然后不断地修持，我们善良的本性越来越开发，到一定的时候这个时候，人得到天地正气的时候，他一些负面的情绪就会越来越少，痛苦烦恼会越来越少，身心会越来越健康，这个叫乐(le)、这个叫乐（yue）。所以这个“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这句话不是那么简单明白的。这些如果没有长期的修习，尤其没有得名师指点的长期的修习。这句话有可能我们活一辈子都不懂。
下面“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説（yue）”。
这里面讲的几个大原则，就是你在上面的人怎么能得到众人的这种拥护呢？一个宽字。这个宽字首先是心要宽，心要宽是你的心量能够包容所有的百姓，也就是没有一个百姓是你的敌人。你的爱心能够及到每一个人身上，这个叫宽。所以我们说心胸狭窄，什么叫心胸狭窄？你有敌人你就心胸狭窄，敌人越多心胸越狭窄然后你天天和人斗，斗当中不断地损耗自己也伤害别人，那我们就在堕落。所所以这个斗啊你要把矛头调过来和自己斗，跟自己的恶习去斗、跟自己的恶念去斗。所以宽以待人才能严于律己，它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我们对别人特别严格，这个严格也不是错，就是如果是一种苛责，对人求全责备，这个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对自己宽，对自己的过错宽了，就是我们对自己的过错不能宽了。这样的话你把精力都对付自己的问题上面的时候，哪有余力去强求别人呢，所以我们在苛责别人的时候一定是原谅自己错误了。所以这个错误也改不了，
还有制度也要宽，这个制度宽是你把教育跟上去以后，把人的自觉性给他启发起来，那个力量是无穷的。你看秦始皇他在用严刑峻法的时候，也许一时是管用的，好像说什么人家听什么，人家都不敢反抗他，可是他能坚持多就呢？这个刘邦开始得天下的时候，他就认清了这一点，所以呢，简简单单约法三章就行了，百姓就拥护他了。所以任何企业单位都是如此，就是你想加强这种规章制度，一点小事你都要去处罚别人，那他心情不高兴，积极性发挥不出来，那不行。所以这个里面有宽的道理在里面，唯有仁者这个心能够宽，所以我们的心越修克己，克私欲，越克，克充分了的话，我们的心就会和宇宙一样大。所以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么。“万物皆备于我”就是宇宙间的万物我都能装下，我这个身也就这么一点大，他哪里装的下呢？就是我们的心，没有私念，没有私欲的心，就跟宇宙一样宽，这个宇宙怎么大大不过这个道，所以心要比宇宙还要大，所以这是宽的道理。
“信则民任焉”，这里面讲对百姓要有一种信赖，包括我们做事业也好，对部下、员工也好，你不要像防贼一样去防他，你越防他倒把他的偷心给激起来了，你防的本领很高，他一想反而把他偷的乐趣激发出来了，他觉得他比你成功，这个就麻烦了。就是当我们特别信任别人的时候，把他内在的这种责任感给他激发出来，所以人就乐意尽职尽责了。
“敏则有功”，这个“敏”有勤敏的意思。人不能懒惰，古人也有万恶懒为首（天道酬勤）之说，无所事事，饱食终日，他就要惹是生非。所以一个国家游民太多了，他肯定是不可能安定的。所以这里面那就是在上面的人，你像周公：“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他多忙啊！这是真正的日理万机啊。我们后来人对“无为而治”有很多误解，以为吃饱饭在那端坐什么都不管，在那恍兮惚兮的，他就叫无为而治，不对。所谓无为就是你一切的政令，你的一言一行，他不是从私欲发出来的，都是合乎道的，这个叫无为。所以境界越高的人越比较忙，观音菩萨多忙呢，哪有求哪里应，天下都让人呼他啊，她比我们忙啊！所以从功这个角度，要从勤劳当中建立。
最后谈：“公则説（yue）”，这个公把私的东西去了，无我了就公了。所以这个公正，这是东西方共同认同的法则。公正，因为他跟私欲是相反的，那你想你也有私，我也有私，那我们两个人要想要一个东西，那肯定就要争，要打，不高兴了。如果无我，都想着对方，两边不就高兴了嘛，那个东西不就利用得更好了嘛。都口渴得快要死了，一杯水，两个人都要全部自己喝，两个人打起来了，结果水倒了，谁都喝不上了，都渴死了。那么分一分，你一半我一半，两个人都好。
所以政治也是如此，尤其在上位的人，你的心越是无私的，越是为整个的天下百姓着想，所有被你着想到的民众，他们有一种感应嘛，他得到利益他能不感激你吗？老百姓高兴了你能不高兴嘛？所以真正的君和臣、君和民、父和子等等，都是同样的一个道理。一个人的幸福怎么样可以得到？单是自己想求幸福是很难达得到的。就是你怎么样能够让别人更幸福，就是因为你的存在，别人得到的快乐越多，自己就越幸福，这是一个天理。所以人的痛苦是什么呢？人的痛苦就是我们给别人带来痛苦，天道好还啊，还到我们这里，就是我们自己痛苦。可是我们自己在痛苦的时候，反而是觉得别人错误，怨天尤人，所以我们这个痛苦就没完没了。所以当一个统治者被民众推翻的时候，他还怨民众的时候，他也容易逃不出这个困境，所以这个东西呢，你真正在那个位置的时候，把这些道理都的搞清楚，你在那个位子才没有危险。
所以这个世界从危险的角度讲，哪一个地方都危险。靠海的有海啸，内陆有地震，某一些地方还有陨石掉下来，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活不成了，你到哪里去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找不着，这叫杞人忧天，这杞人想这天塌下来，更没地方跑。所以从危险角度讲，我们时时刻刻处处都是危险，那怎么去去掉这些恐惧？也就是当我们人啊，在这纷纭复杂的万事当中悟到那个理的时候，这叫立于不败之地，就是我们做人、做事永远站在理上，那个地方就是没有危险的地方。因为天理在保护你，这个叫老天保佑。这个老天保佑他能够随随便便保佑一个人吗？他只保佑那些合乎天理的人。不是说你信宗教了，给他买一点水果，请一请他就保护你，不是那样的。说起来真正保护自己的还是我们自己，还有谁能保护你？只有我们自己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并且去做到了，行到了，才能真正保护自己了。所以一个人到这个层面的时候，他就远离恐惧了，远离颠倒梦想了。哪怕地震发生了，海啸在边上了，他没有恐惧的，这就是孔子那个“朝闻道，夕死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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