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生一词，原出《管子》，乃保养生命以达长寿之意。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历史中，健康与长寿一直是人们向往和追求的美好愿望，因而养生文化不断丰富和发展，遍布世界。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养生文化而言，中国的养生理论与实践由于有着古代哲学和中医基本理论为底蕴，所以显得尤为博大精深。它汇集了我国历代劳动人民防病健身的众多方法，揉合了儒、道、佛及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堪称一棵充满勃勃生机和浓厚东方神秘色彩的智慧树。探索中国养生文化这棵古老而神秘的东方智慧之树，不但有利于弘扬传统文化，而且符合当今世界科学发展趋势。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不懈努力，终于以自己的聪明睿智创造出了一系列与疾病和衰老抗衡的独特理论方法，逐渐使养生成了一种极具华夏民族特色的文化现象。
文化研究的最重大意义就在于探求各种文化现象的内在目的和特征。就感应的中国养生文化而言，尽管它的研究对象是人体的健康与长寿，但健康和长寿在人类社会中从来就不单单是人体本身的问题，而是与人们所处的社会生活及其自然环境有着一种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提醒我们，研究和探求中国养生文化养生文化的基本特征决不能仅仅囿于人体生物模式之中，必须结合社会、经济、政治、哲学，乃至艺术的诸多层面加以综合考察。
中国养生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的产物，其理论体系本身具有这种学科所具有的双重特征。具体来说，中国养生文化的社会科学性质主要体现在其理论体系与中国古代哲学存在着一种千丝万缕的关系，中国养生文化的自然科学性质则主要体现在它的传统医学发生一种血肉相联的关系。
作为一种焕发着勃勃生机的文化现象，传统养生学在数千年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而且也积累了一整套实用、同时又充满我国古代劳动人民聪明睿智的实践方法。
养生法则
养生就是“治未病”，是通过养精神、调饮食、练形体、慎房事、适寒温等各种方法去实现的，是一养生文化种综合性的强身益寿活动。
中医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较为完善的预防学思想和有效的防治原则。早在《黄帝内经》中就提出了“上工治未病”的理念。“治未病”是中医药奉献给人类最先进、最超前的思维。“治未病”的实质是“人人享有健康”。发挥中医学特色和优势，以“治未病”为核心，有效地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养生文化和养生学与社会医学、心理医学、预防医学、行为科学，甚至是天文地理等等都有很大的关系。“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
能否健康长寿，不仅在于是否懂得养生之道，而更为重要的是能否把养生之道贯彻应用到日常生活中去。
养生要注重五个方面的平衡。分别是人与自然的平衡、人与社会的平衡、人体阴阳的平衡、人体脏腑的平衡、气血经络的平衡。而在这其中，对于当今社会，人们尤其要注意人与社会的平衡。健康的生活习惯和心态是最为重要的。常观天下之人，凡温和者寿，质之慈良者寿，量之宽宏者寿，言之间默者寿。盖四者，仁之端也，故曰“仁者寿”。总结起来，就是温和、善良、宽宏、幽默。
阴阳五行与养生
祖国传统医学的五行所谓‘木火土金水’，是构成世界最基本的物质，它所相对应的则是自然界中的‘春夏中秋冬’，而对于人体来说则是‘肝心脾肺肾’，我们应采取的相应的措施清、调、补，以维持人体、生态、自然的平衡。
当今社会环境污染严重，人食五谷杂粮难免吸收一些有害物质，而使身体受到侵害，因此首先伤害到的是脾胃，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主持机体的消化吸收功能。而先天之元气（肾气）充足与否要看脾胃功能有无伤害，人体所需的能量是靠脾胃吸收、运化、输送到全身，然后调心肝肺之气血，补充肾之元气，预防病害侵入。
通过五脏六腑与形体诸窍的联系，与精神活动的关系，来沟通 体内外环境之间的联系，维持其相对的平衡协调，五行以生克来调节体内脏器而达平衡，就五行而论可说明人与自然的关系，木火土金水与人体五脏肝心脾肺肾；六腑胆小肠胃大肠膀胱（三焦）；五官目舌口鼻耳；五季春夏长夏（中）秋冬；五气风暑湿燥寒；五味酸苦甘辛咸；五方东南中西北；五志怒喜思悲恐；五液泪汗涎涕唾等等。这些人与自然的现象为我们养生保健提供了明确的方向。
人体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万事万物都离不开阴阳，有“孤阴不长，独阳不生”的道理之说，世界是物质的整体，世界本身是阴阳对立统一的结果。阴和阳代表着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的物质属性，人与自然都与五行----金木水火土不可分隔，木曰曲直升发、条达通畅而为阳，水曰润下而为阴，火曰炎上而为阳等等，而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如水润下为阴而水面为阳水底为阴，这说明阴阳五行对立统一的整体观念思想，人与自然都与阴阳五行相生相克而孳生、衰亡。犹如人体的五脏---肝、心、脾、肺、肾，在阴阳平衡的状态下，相互资生、相互助长身强体壮延年益寿，而任何一个脏器受到影响都会累及其他的脏器，与五脏相表里的六腑----胆、大肠、胃、小肠、膀胱、三焦，也同样受累。
在了解五行与自然界的关系后，可分析可能发生的疾病，因而推演出方位、季节、邪气、脏腑及口味的变化，五官九窍的感应及神经的反射，无处不在提醒着你的身体改变的预兆，由此可做到未卜先知，防患未然，预防保健，强体健身、清除体内毒素、调节体内机能、补充均衡营养，延年益寿。这即是祖国传统养生文化独到之处。
人与其他生物一样，都离不开生、长、壮、老、死的自然规律，但人为的力量可以促进生长发育，增强体质、延缓衰老，以至避免夭亡，其关键就在于积极的预防和及时的治疗，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黄帝内经》中曾提到：“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也就是说没病的时候要预防疾病的发生，若已经得病则应尽早治疗 ，阻断疾病的发展，善于养生的人，常先处理没有发病时的隐患，驱除潜伏于体内外的种种危险因素。
祖国医学以整体观念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统一、全身各系统组织的协调统一，以阴阳五行“天人相应”的理论为主导思想，认为人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强调“不治已病治未病”“未病先防，有病防变“的原则，因人、因时、因地制宜，通过，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分析判断，来探索生命的奥秘。
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阴阳平衡的失调会影响脏腑功能紊乱，如果有一个脏器受损，其他的脏器都会受到影响，从而导致人体平衡的失调，因此要提早清理体内不利因素，调节平衡、补充营养，正所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正气是指人体正常的功能活动和抗病能力，而邪气是指各种致病因素，当病邪作用于人体，正气奋力抗邪，引起邪正相争，破坏了人体的阴阳平衡或使脏腑功能失常，气血运行紊乱，而产生一系列的病理变化，若正气强盛，邪气消退，则疾病趋于好转、痊愈。若正气虚弱，邪气强盛，则疾病日趋严重，甚至恶化、衰亡。
身体犹如大坝“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只有把潜伏病灶祛除，才不至于身体受损，而人们往往是得到疾病的信息后才开始补救，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若想体质犹如冰块般坚实，必须平时注重保养、保健，而在遇到流行病灾时，就可轻松避过了，那么在平时应该如何保健养生呢？首先要明白人生活在自然界中，是要靠阴阳五行的作用来调节人与自然的平衡，要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在不同的时节、地域、时间的状态下要有不同方法进行调补，方能达到“天人相应”。
除了《黄帝内经》之外，与老庄哲学有着理论渊源关系的道教养生家，更是直接从“道法自然”的观点出发，丰富和发展了顺应自然的养生理论与方法。道教养生家大多认为人体只有能够仿效天地运动的形式和时机来进行养生活动，就可以长生久视。元代著名道教理论家俞琰就说过：“人受冲和之气，生于天地间，与天地初无二体。若能悟天地之妙，此心冲虚湛寂，自然一气周流于上下，开则气出，阖则气入；气出则如地气之上升，气入则如天气之下降，自可与天地同其长久。”（《周易参同契发挥》上卷）作为上述理论的具体实践，道教养生气功十分注重选择炼功时机与天地自然同步。
“天道自然”作为中国古代一条影响极广的哲理，它就盘根错节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不但与养生理论和实践有着渗透交叉关系，而且艺术审美领域也同样为其根须所及。 “天道自然”作为一个哲学范畴而涉足艺术审美领域，是大概最早出现在《庄子》中。作者在该书的《达生》篇中讲述了一个名为“梓庆削木为鐻”的寓言。说的是一位名叫“庆”的木工制作了一副雕刻有鸟兽等图案、用来悬挂钟鼓的木架子，工艺十分精美，众人见了非常惊异，认为简直是鬼斧神工之作。当鲁国的国君询问梓庆凭借什么制造出如此精致的工艺品时，梓庆回答说，这是“以天合天”所致。它所崇尚的同样是一种“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知此游》）的顺应自然的审美原则。庄子之后，不少中国文学艺术不仅在理论上继承了顺应自然的审美原则，而且把它具体贯彻到了艺术创作的过程之中，从而形成了一种“天趣自然之妙”的独特艺术风格。
中国传统艺术中崇尚自然为极则的风格，虽然是庄子“以天合天”艺术观的直接继承和发展，但其理论源头则应该追溯到老子的“道法自然”这一哲理上。也就是说，艺术上的崇尚自然与养生领域中的顺应自然有着相同的理论渊源，而理论渊源的相同，势必造成整体特征的相似。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养生从来就不局限于研究机体本身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规律，而总是与道德品性修养，以及治国安邦之道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吕氏春秋·先己》篇中提到：“昔者先圣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揉合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和道家修身养性的理论在内，因而具有极为丰厚的文化内涵。 在儒家的养生理论中，孔子首先提出了“仁者寿”（《论语·雍也》）的观点，后来又十分肯定地提出：“大德必其得寿（《礼记·中庸》），认为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可能长寿。 《黄帝内经》作者接受了孔孟的上述养生观点，认为那些能“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的长寿者，大多因为他们能够“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即所谓“德全而不危”。其后中国的养生家基本上依循这一思路，强调养生必须与道德修养相协调。汉代华佗的弟子吴普就说过：“善摄生者，要当先除六害，然后可得保性命延驻百年。一者薄名利，二者禁声色，三者廉货物，四者损滋味，五者除佞妄，六者去妒嫉”。
道德养生
事实上，良好的道德情操，确实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而心理健康则是去病延年的必要前提。汉代哲学家兼养生家董仲舒在分析孔子关于“仁者寿”的原因时曾精辟地指出：“仁人之所以多寿者，外无贪而内清净，心和平而不失中正，则天地之美以养其身。”（《春秋繁露》） 必须明确的是，在古代儒家的学说中，“养性”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养生，倒不如说是为了治国平天下。作为儒家“亚圣”的孟子早就提出过“修其身而天下平”的口号，而修身的方法则在于“存心养性”。 在修身养性问题上，《中庸》作者曾寓意深长地提出了一个“诚”的方法：“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所谓“诚”，在这里实际上是指人的自我修养，即指“养生”，又指“养性”，其基本含义是精神专一和恭敬无欺，前者偏重养生，后者偏重养性。倘若精神驰乱，意识不能专一，势必造成气散身亡，这就是明代大医学家张介宾所说的：“今之人，但知禁欲即为养生，殊不知心有妄动，气随心散；气散不聚，精逐气亡。”（《类经》卷一）
倘若说，儒家学说只是通过“养性”为中介，间接地把“养生”与“”治国统一在一起的话，那么道家学说则无须任何形式的中介物，便直接把二者有机地结合到 自己的理论框架之中。 首先，在道家学说中，养生被视为治国的基础。老子就说过：“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老子》十三章）庄子对此更进一层，明确提出了“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庄子·天地》）的责难。 其次，道家养生的方法，往往可以直接用作治国之道。“清静”的养生之道，在道家看来就非常适宜于治国。老子就曾经反复强调说：“我好静而民自正”、“清静为天下正”，主张只有“清静”才是治国的最好方法；认为政治上的纷扰躁动乃是治国的大忌。 尽管儒，道两家在养生问题上都有趋向与养性、治国相统一的特点，但作为性质迥异的两种学说，它们各自在这一问题上的出发点则是完全不同的：在儒家那里，治国是居首位的，养生只是治国的派生物；养生在道家学说中占有至关重要的位置，治国反而是微不足道的、次要的。
如果说，在儒家学说中，“养生”与“治国”是通过“养性”这样一种中介物间接联系在一起的话，那么在以“人的生命价值”为首务的道家学说中，“养生”又是如何与“治国”发生联系的呢？我们觉得应该是作为道家思想核心的“道”在这中间起了纽带作用。 因为“道”是自然、社会、人类的本原，所以无论是人或社会都要“依道而行”，都应该回归到“道”所显示出的那种虚无空廓、默默无言、清静恬和的最高境界，如此才能保持永恒。 五、因地制宜，性命双修 中国养生文化能够正视养生的客观因素 所谓客观因素，实际上包括人的先天遗传，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等方面，祖国养生学认为上述条件与人的健康长短有着直接的关系。 大致在秦汉时期，祖国养生理论就认识到了自然环境与健康长寿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如《吕氏春秋》中就已经论述了水质与健康的关系：“轻水所多秃与瘿人，重水所多尰与躄人，甘水所多好与美人，辛水所多疽与痤人，苦水所多尪与伛人。”（《尽数》）《黄帝内经》则明确地提出了地理环境与长寿密切相关，认为优美的环境、适宜的水土有利于健康长寿。东汉王充在《论衡》中也明确提出了人的寿夭取决于禀受父母先天之气的强弱，他说：“夫禀气渥则体强，体强则命长；气薄则其体弱，体弱则命短。”可见，在汉末的养生理论中，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健康长寿与和先天遗传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后世的历代养生家对此也多有论述。明代张景岳提出：“先天强厚者多寿，先天薄弱者多夭。”（《景岳全书·传忠录·先天后天论》）
由于每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社会之中，所以影响人们健康长寿的因素除了先天遗传和自然环境之外，社会环境也同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黄帝内经》早就注意到了社会生活对人的身心分行存在重大影响，该书的《素问·疏五过论》称：“诊有三常，必问贵贱，封君败伤，及欲侯王，故贵脱势，虽不中邪，精神内伤，身必败亡。始富后贫，虽不伤邪，皮焦筋屈，痿躄为挛。”这就强调了社会地位的变更势必影响人的情志活动，从而形成致病之源。 应当看到，中国养生学作为一门极具生命活力的古老科学，注重客观因素在健康长寿中的作用并不是它的最大特点。事实上，中国养生学所关注的重点完全是如何在已然的客观条件中去努力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以便达到却病延年的养生目的。明代张景岳则一方面承认人的先天遗传与寿夭关系密切，另一方面却更为注重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他说：“后天之弱者常知慎，慎则人能胜天矣”。
战国末期，著名唯物主义思想家荀子出现后，才首次融合了儒、道两家学说的长处，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崭新哲学理论。荀子说：“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谓之天职。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虚焉；虽大，不加能焉；虽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在此基础上，荀子进一步提出了“圣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宫，备其天养，顺其天政，养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则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矣，则天地官而万物役矣。其行曲治、其养曲适、其生不伤，夫是之谓之天”（《天论》）的观点。中国养生文化中关于客观因素与主观努力并重的特点，正是在这样一种哲学理论的指导下逐渐形成的。例如《素问，宝命全形论》说：“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知万物者，谓之天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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