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对于我，对于我们这一批作家来说，都是一次新生。”17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的首都文学界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座谈会上，著名作家邓友梅感慨万千。
77岁的邓友梅神采奕奕，对30年前发生的一切记忆真切。“当时，我被打成右派已经20来年，虽然已经回到北京，但生活条件很差。已经这个年纪了，不敢有别的企望，最大的心愿是找个农村，盖间房子，种一块地，了此余生。”
“我只会洋葱炒蛋，茹志鹃一边指指点点："哎呀，怎么能这样炒呢？"我把她支开。但家里没有一本书，甚至连张报纸也没有。于是，把床底下的几张纸找出来给她看，那里有我几年前写的一点东西。打成右派后，我就再也没有写过东西，而这，是当年听到陈毅去世消息，作为他的老部下，我非常难过，随笔写下的点滴回忆。”
没想到，待他做好了饭，茹志鹃仍然沉浸在这几张纸页中。“把这个改成小说，发在《上海文学》上！”时任《上海文学》副主编的茹志鹃建议。
这是连邓友梅做梦都不敢想的！想当年，就是一篇《在悬崖上》，让他戴了20多年的右派帽子。一提到写作、发表，他胆战心惊。但是，茹志鹃依然“斗胆”把它发在了1978年的《上海文学》上，改成小说后题目叫《我们的军长》。小说发表后，反响强烈，并获得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看到自己的名字又变成了铅字，我是既高兴，又心有余悸，20多年的教训太深了，我实在不敢再冒这个险。”
“不要再想去哪里种地的事了，重新拿起笔吧，为党的事业写作。”这位当年把他领上读书、写作道路的大姐郑重劝他。
“这对我当然是一个鼓励。但更重要的是，我感觉到国家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了，思想开始解放。同时，王蒙、陆文夫、刘绍棠等当年打成右派的作家，也一个个从外地回来了。我想，自己从小受党的教育，不能因为遭遇坎坷而失去为党的事业奋斗的斗志，于是，我重新拿起了笔，重新开始了人生新的一页。1978年，一个新的邓友梅出生了。”
《话说陶然亭》《追赶队伍的女兵们》《那五》《寻访画儿韩》《邵氏兄弟》《索七的后人》……复出文坛的邓友梅创作能量空前爆发，连续数届获得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成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最受注目、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
“很多人不理解我为什么在创作高潮时突然辍笔，转而从事作协行政工作。其实，道理很简单，我之所以重新获得创作机会，是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对此充满感激。既然作协行政工作需要我，我不能推卸作为一个党员的责任。这是我忍痛放弃写作的唯一原因。”
“作为亲历者和见证人，我感到，过去的三十年，对于中国的文学和文学工作者来说，都是全新的三十年，我的感慨一言难尽。我从心里感谢党、感谢改革开放给中国文学带来的新生命！”
“来，咱们用大杯喝茶，回去你就说，邓友梅就用这大杯喝茶”，刚刚坐定，从书堆里走出的邓先生便递上了一大杯绿茶。采访时正赶上邓先生家搬迁，这阵势说汗牛充栋并不为过，除了堆叠四处的书籍，就满是鼻烟壶、茶壶等各色的收藏。
邓先生祖籍山东，在天津长大，后在北京居住，曾在四川等地采风，在香港住有时日，谈起茶来，自然是博闻强识的学者之风。听爽朗幽默的邓先生说各地的茶俗，比起读《那五》、《烟壶》画卷般的色彩斑斓来，是听说书一样的畅快，不但一张张风俗画展开画卷，画面上的形象也越发生动起来。
在山东老家，过去这喝茶大多是男人们的事。平时老百姓下地干活顾不上，等到秋收后，农闲了，就开始一家一家地喝。只要听人说“生炉子了”，就是烧茶水了。在这里烧柴锅是做饭，烧茶水才生炉子。谁家烧茶水了，碰见熟人就喊，“来吧，我家生炉子了！”于是，村里的男人都会到他家喝茶，今天张家明天李家，这是村里的风俗。茶的叶子大，是在街上纸箱子里装着卖的。水是在地下火炉里烧的，炉子是下细上粗的坑，地下两个洞，一个烧火，一个烧水，水壶坐在坑里，一半卧在地下。炉坑连着炕，喝好了茶，炕也烧热了，正好睡觉。
邓先生出生在天津，从小就跟着长辈喝茶。天津人早上醒来头件事，就是泡一壶茶，用的是大提梁壶，一壶能喝一天。那时候还不是家家都有暖壶，即便有，也不用来装茶水。所以冬天的时候，茶壶外面要套一个壶套，壶套外层是竹藤编的，里层续的棉花，保温效果很好。过去天津人和北京人一样喝“小叶”、“大方”这些花茶，冲茶时水烧得倍儿开，滴在地上听得“噗”的一声，才沏。邓先生还提到两件天津喝茶的趣事，一是法租界里，一手端着茶壶一手指挥交通的警察，这是邓先生亲眼所见，岗楼上有伞，伞柄间做一个放茶壶的板，警察嘴对着壶嘴，“嗖”，喝一口，然后比划一下“过去，过去！”另一件是舞池里手执茶壶打太极拳的老者，邓先生说那是一位有钱且有名气的人。想必在舞者翩翩的酒绿灯红里，这样一位突兀着耍太极拳的老者不出名也不容易吧。除此之外，还有些传奇的段子，比如战乱逃难，一位舍家不舍茶壶者，被日本兵打中手中茶壶，不叹有惊无险却道：“可惜了这一壶好叶子！”当然，这传奇的真假就无从考据了。
说到北京的茶馆，邓先生再熟悉不过了。比如在《那五》里出现的“来今雨轩”，是邓先生“文革”前常去的地方，树下凉棚，环境好且安静。那时文化界的人商量事情谈稿子常在茶馆里说。 除了“来今雨轩”，中山公园还有两家出名的茶馆。一家还卖汽水、咖啡、果露之类，赶时髦的年轻人常去。鼓楼大街的茶馆经常是揽工的地方，招工的人往茶馆一坐，冲茶馆里喝茶的杠夫、工人们一招呼，哪里，什么事情，需要几个人，谁来，事情就成了。崇文门外多是买卖古玩的，此地的茶馆里多是谈生意的商人。而天桥的茶馆，晚上则常有人说书，《聊斋》、《七侠五义》，说三个月也说不完。
邓先生常去茶馆听书，一听就是一年，为的是去听说书人如何用北京话表述生活。“地道的北京话，不是知识分子在学校里能学来的。但是，坐在茶馆里，台上说着台下议论着，这些人嘴里说的都是地道的北京话。学习语言艺术上，我是狠下了一番工夫。每到听书前，我先把故事看一遍，了解情节后，想想我讲该怎么讲，自己在家里说一遍，再去听。同样的故事情节，听说书人是怎么表现的，用什么样的语言，这样就找到差距了。这段茶馆听书的经历，对我写小说起了很大作用”。
说到采风，邓先生说，“我是写小说的人，每到一个地方，我最喜欢了解当地民风”。这找茶馆是少不了的，去四川更是一定要去茶馆，成都这座城市如果没有茶馆氛围就不大同了，泡一碗沱茶，坐一晚上，闹哄的气氛，还有就着锣鼓点儿唱戏的茶客。走常了就知道哪个茶馆晚上说什么书，哪个茶馆晚上有卖什么的商人，再比如哪个茶馆要来有名的大夫。
邓先生的爱人是新华社驻香港记者，又是广东人，广东、香港茶馆是常去的。广东人喝早茶，最早是从打工仔开始的，他们讲究“一盅两件”，一杯茶，一份饭，一份小菜，常被点的是咸鱼蒸饭，两毛钱一份最便宜。有闲的文人也常去，点上烧卖、百叶，拿一份报纸，早茶能喝到十一点。“现在我和老伴常去北京的广东茶馆，进去一看，我就知道哪个是北方人哪个是南方人，北方人点了豆浆油条，吃完就走。南方人点了茶和茶点，慢慢聊。当然，现在去茶馆不是采风，恐怕是作风景了”。
邓友梅，1931年生于天津，当代著名作家。创作以中短篇小说为主，主要作品有：《在悬崖上》、《我们的军长》（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追赶队伍的女兵》（获1977─1980年中篇小说二等奖）、《话说陶然亭》（获1979年全国短篇小说奖）、《那五》（获1981─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烟壶》、《“四海居”轶话》、《索七的后人》等。
20世纪80年代初以京味小说而名噪文坛的著名作家邓友梅，其《那五》《烟壶》等作品，被视为京味小说的经典之作。邓友梅先生年过七旬仍笔耕不辍，被誉为“笔耕园中的常青树”。邓友梅旺盛的创作精力，得益于他健康的体魄。
数年前“将军肚”日渐凸起，经向有关专家咨询后，邓友梅为自己制订了一套节食降糖、控制体重的饮食计划。以少食优选为原则，即少吃或不吃主食，多吃富含多种营养成分的蔬菜、豆制品及少量瘦肉，因为这些食物中的蛋白质和维生素完全能够满足人体的需要。
从青春年少至年近花甲，邓友梅一直坚持锻炼身体。他编创了一套力度适中、动作连贯、姿态优雅的“邓氏太极”，引得不少人向他讨教。
首先，太极拳动作缓慢，呼吸深长，是较好的有氧运动，能加速血液循环，增强内脏功能，对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病症及心血管病、关节炎、神经衰弱等慢性病的调养颇为有效。同时，太极拳强调动静兼修，自始至终必须气沉丹田，心无旁骛，使中气盈溢，行于手臂，达于周身，节节贯串，百脉畅通。其次，太极拳讲究用意。可以增强大脑中枢神经功能，保持精神饱满，维持记忆力。
“养生不如养性”，邓友梅认为生活规律也是保证身体健康的重要因素，特别对脑力劳动者尤为重要。他早上6点钟起床锻炼，8点钟左右开始工作，晚饭后散步1小时，晚上10～11点上床休息。
“进一步山高路险，退一步海阔天空。此话说来容易，做来难。”邓友梅热衷钓鱼活动，并荣任“中华名人垂钓俱乐部”副主席。
他认为垂钓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自我精神疗法。“钓翁之意不在鱼”，凡垂钓者，不管钓多钓少，总是兴趣盎然，乐此不疲，每提一次竿，都能获得快乐的享受。
垂钓者从充满尘烟、噪音的城市来到环境幽静的郊区，与青山绿水、花草虫蝶为伴，就有神清气爽、心旷神怡之感。而垂钓时全神贯注，直视鱼漂，又能诱使垂钓者迅速进入“放松人静、恬淡虚无、安闲清静”的状态，可松弛身心、陶冶性情、延缓衰老。
从垂钓姿势上说，时而站立，时而坐蹲，时而走动，时而又振臂投竿，正是静中有动，动中有静。静时可以存养元气、松弛肌肉、蓄积精力，动时可以舒筋活血、按摩内脏。
邓友梅推崇的生活信条是“淡泊明志，豁达高远”。他常说人的一生必定经受很多挫折，不能总把自己放在真理的位置上，指责别人的不是，那样永远也跳不出怨恨伤感的怪圈。多宽容，少计较，你首先微笑，生活电就会向你微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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