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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平步青云的道士林灵素与道君皇帝
 


当徽宗崇信道教的时期,或以妖言惑众而取信于当道,或以异术奇能而见宠于朝廷,形成一代取得功名捷径的风气,除如王老志等人外,在号为道教中人,而异军突起,骤然至于帝师之位,其遭遇之奇,有胜于北魏时期的寇谦之者,莫过于徽宗时代的林灵素。且道教在宋代以后,对于天神之间的地位关系,产生一种新的说法,亦自林灵素开其先河。如史云:

丙申,六年,春,正月,赐方士林灵素广通真灵先生。灵素,浙江温州人。少从浮屠(佛教出家僧),苦其师笞骂,去为道士,善妖幻,往来淮泗问,及王老志死,王仔昔宠衰,帝访方士于左道箓徐知常。知常以灵素对。即召见赐号通真达灵先生。改温州为应道军。灵素本无所能,惟稍习五雷法,召呼风霆,闲祷雨,有小验而已。

灵素大言曰:天有九霄,而神霄为最高治府。神霄玉清王者,主南方,号称长生大帝君,陛下是也。既下降于世,其弟号青华帝君者,主东方,抚领之。又有仙官八百余名,今蔡京,即左元仙伯。王黼,即文华使。郑居中、童贯等,皆有名而已,即仙卿褚慧下降,佐帝君之治时。刘贵妃方有宠,灵素以为乃九华玉真安妃。帝心独善其事,益加宠信。并从其言,立道学。 按:巫术之妖言惑众者,常许人以上界星神下凡为谀辞。人情大抵皆喜誉己而恶忠言,故术者可邀人之宠信。

二月,作上清宝箓宫成。按:世传的扶乩等术,亦于此时最为兴盛。

丁酉,七年,春,二月,帝幸上清宝箓官,命林灵素讲道经。时道士皆有俸,每一观,给田亦不下数百顷。凡设大斋,辄费缗钱数万。贫下之人,多买青布幅巾以赴,日得一饫餐,而衬施钱三百,谓之千道会。且会士庶人听灵素讲经,帝为设幄其侧,灵素据高座,使人于下再拜请问。然所言无殊绝者,时时杂以滑稽媟语,上下为大哄笑,莫有君臣之礼。

按:灵素新创的道教讲经法会,其规模制度,皆仿佛教组织而来。且曾一度怂恿徽宗,下令江浙一带,夺改佛教寺院为道观,盖为报为僧时被其师笞责之恨也。

四月,道箓院上章册帝为教主道君皇帝。

按:此即等于道教教会给予皇帝的对号,隐有宗教超乎帝王政权以上的意味。

十二月,帝言大神降于坤宁殿,作万岁山。帝以未得嗣子为念,道士刘混康以法箓符水,出入禁中。言京师西北隅,地协堪舆,倘形势加以少高,当有多男之祥。始命为数仞罔阜。已而后宫生子渐多,帝甚喜,始笃信道教。至是,又命户部侍郎孟揆于上清宝箓宫东,筑山以像余杭之凤凰山,号曰万岁。

庚子,二年,春,正月,罢道学。林灵素有罪,放归田里。灵素初与道士王允诚共为神怪之事,后忌其相轧,毒杀允诚,遂专用事。及都城水,帝遣灵素厌胜,方步虚城上,役夫争举梃,将击之,走而免,帝始厌之。然横恣愈不悛,道遇皇太子弗敛避,太子入诉于帝。帝怒,以灵素为太虚大夫,斥还故里,命江端本通判温州,察之。端本廉得其居处过制罪,诏徙置楚州。命下,而灵素已死。

道士林灵素以妖妄异术,见宠徽宗,权势地位,皆盛极一时,但仅五、六年间,即失势而死。且观其事迹,较之历代正统道家的神仙方士,能够全始全终,足为千秋敬仰者,相去不可以道里计。灵素所用的道术,原出于道教雷部法术的一部分,自唐末即盛行于闽浙一带,温州与闽北尤盛,直至民国初年,仍有存者。这一派的法术,略近于湖南辰州派的符箓,并非道教法术中的太清大法。然灵素虽以妖异得宠,也因妖言而亡。而自灵素倡“九霄天神”之说以后,使道教于天道观念,更加一层迷惑。元代以后,其说一直流行于道教中,积重难返,只好追认。又因灵为温州人,特别捧上一位同乡的天神温太保,作为道教的护法神,温太保从此即在道教中,永远具有役使鬼神的权威地位。天神之际,亦深植乡土观念,宁非异事,毋怪人间多重戚故,更无足为怪了。

道君皇帝宋徽宗的崇信王老志、林灵素等的道教,已远非唐代尊崇信仰道教的宗旨,其在幕后导演此一历史性的宗教事件,实际为童贯,蔡京,以及左街道箓徐知常等的政治作用,徽宗唯兴之所至,一如沉湎于金石书画的心理,固自不知所云而为之而已。然而身当国家第一领导的帝王,如果政治思想缺乏聪明睿智的哲学基础,随便一念起因的差错,往往会导致万劫不复的结果,此乃为天经地义不易的法则。徽宗陷溺邪术——并非正统的道教,因之流风遗毒,一直影响到他的儿子钦宗手里,更演出不可收拾的悲剧。如史载靖康事实云:

以郭京为成忠郎,选六甲兵以御金。初于龙卫中得京,但因好事者言京能使六甲法,可以生擒金二将而扫荡无余。其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朝廷深信不疑,命以官。赐金帛数万,使自募兵,无问技能与否,但择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游惰,旬日而足。敌攻益急,京谈笑自如云:择日出兵,三日可致太平,直袭击至阴山乃止。孙傅(尚书右丞)等尤尊信之。另有人所募众,或称六丁力士,或称北斗神兵,或称天阙大将。大率效京所为。识者危之。京尝曰:非至危急,吾师不出。事急,迨郭京出御金军,败走,京城陷。帝如金营请降,从此徽钦父子,均为俘虏。

每读史,至宋代徽钦父子昏庸之处,深感当时所为新儒家的理学家们,何以无一人犯颜诤谏,揭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计?岂真所为只以做到“平时静坐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就此便是学问吗?至于佛家的禅师们,当此时期,更是高蹈远引,息影山林,不干与天下兴亡的大计,虽有南宋高宗(康王)时代的大慧宗杲禅师,与岳飞、张九成翁婿暗通声气,但也为时已晚。总之,中国文化的三教精神,在南宋末期历史的,除了文天祥、陆秀夫以外,都甚减色,岂独道教而已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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