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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养生文化特征·形神兼顾,重在养神
 
    就养生学的范畴而言,形,指形体,包括了人体的皮肉、筋骨、脉络、脏腑及充盈其间的精血,它是人体生命活动的物质外壳;神,指人体的精神思维活动,包括了精神、意识、思维活动,它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内在主宰。形神之间的关系,恰如魏晋时著名养生家嵇康所言:“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

   (《养生论》)形体与精神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制约、互为依存的密切关系:一方面,形的存灭决定了神的存灭,神只能即形成存,决不能离形而生,神的生机旺盛只能建立在形体健康的基础之上,所以欲养神必先养形,用《黄帝内经》的话来说,就叫做“形体不敝,精神不散”(《素问·上古天真论》);另一方面,神的健康与否,也直接影响形体的盛衰存亡,欲康健形体必须重视养神,否则“精神内伤,身必败亡。”(《素问·疏五过论》)可见养形与养神,二者必须兼顾,不可偏废。 

  然而,主张形神共养,决不意味着把形、神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事实上就总体而言,中国养生学从来都视养神为首务,正所谓“太上养神,其次养形”(《艺文类聚·养生》)鉴于祖国中医学关于心神能统率五脏六腑、五官七窍、四肢百骸而为一身之主宰的生理观,所以古代养生家大多认为调养心神,不但能使心强脑健,有益于精神卫生,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养心调神还可以有助于调养整个形体。《灵枢·天年》说:“失神者死,得神者生也”;《素问·上古天真论》也认为:“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这些都充分说明了“神”在人的生命活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即“得神”、“守神”,就能保持健康、却病延年;反之,神伤则病,无神则死。由于可见,形神兼顾、养神为先确实是中国养生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 

  中国养生文化中的上述“形神”理论初步定型于西汉时出现的《黄帝内经》,而《黄帝内经》的形神观则与中国古代哲学存在着一种密切的内在联系。 

  在中国哲学史上,最早对形神关系给予唯物主义解释的,就是战国中期的哲学家宋钘和尹文。《管子》一书中的《内业》上下、《心术》上下,就详细记载了他们的这种观点。《内业》对人的生命现象曾作出如下解释:“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 

  继宋、尹之后,墨家初步涉及到了梦幻现象的生理和心理因素,并由此得出了形体与知觉的结合才产生生命现象的认识,即“生,形与知处也。”(《经上》)这种观点显然是宋、尹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战国末期的荀子从“天道自然”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出发,把人看成是自然的产物,是自然的一部分,因而在形神问题上,鲜明地提出了“形具而神生”的观点。荀子说:“天职既主,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藏焉,夫是之谓天性。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天论》)不能看出,就认识论的角度而言,荀子只是明确了“形”是生命活动的基础,是第一性的,“神”是“形”派生的,是第二性的,从而坚持了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揭示出二者之间存在的辩证关系。直到西汉时,中国养生文化的奠基作《黄帝内经》出现后,才第一次较为全面地解决了形神之间的辩证关系。 

  首先,《黄帝内经》结合人的生理特点,强调了形体决定精神、精神依赖于形体。《灵枢·营卫生会》指出:“壮者之气血盛,其肌肉滑,气道贯,营卫之行,不失其常,故昼精而夜瞑。老者之气血衰,其肌肉枯,气道涩,五脏之气相捕,其营气衰少而卫气内伐,故昼不精、夜不瞑。 

  其次,《黄帝内经》认为精神反过来也能影响形体。《灵枢·本神》篇说:“怵惕思虑者则伤神,神伤则恐惧流淫不止。因悲哀动中者,竭绝而失生。喜乐者,神惮散而不藏。愁忧者,气闭塞而不行。盛怒者,迷惑而不治。恐惧者,神荡惮而不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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